好書·推薦丨全新視角解讀水滸故事

編輯推薦（作品看點）

——陳平原

內容簡介

《水滸傳》既非「講史」，究其根本亦非「寫實」，而是藉由江湖敘事演繹儒家政治倫理之弊；在綱紀崩壞的背景中，賦以浪漫化之悲劇意慨，推演一種不成功的王道復興之路。本書著重闡述宋江和梁山眾人的二難境地：造反既是作為忠誠於王權的表述，其本身又難以擺脫叛逆罪名，結果造反與忠君形成互為因果的悖謬命題。宋江們的掙扎與進取導出悲劇主題的發展與衍變——試圖以江湖道義融合王權秩序，既是梁山泊的救贖之義，亦寄予這種想像本身包含的無路可走的苦悶。

本書匯集作者最近十年間關於《水滸傳》的十篇文稿，通過多角度的文本闡釋，剖析小說主題真義及藝術手法，尤其從敘事話語方面開通水滸研究的若干思路。

目錄

序（陳平原）

前記

重讀《水滸傳》札記

「小水滸」與「大水滸」

從山林到廊廟

牢獄與江湖

宋江上山

李逵下山

《水滸傳》的婦人話題

水滸地理學

水滸雜俎（一）

水滸雜俎（二）

水滸食箋

附：《水滸》主題思維方法辨略

精彩選摘

前記

「太尉要你三更死，豈能留你到五更！」小時候玩「民兵捉賊」遊戲，哼著這詞兒跟對方叫板，感覺煞是威風，那是京劇《野豬林》董超薛霸的兩句二黃搖板。頑童們的遊戲代入了英雄主義，又偏生喜歡摹仿壞人。

悖謬與歧義無處不在，就像金聖歎腰斬《水滸傳》，便是讓「強盜」做成了英雄。

回想此生閱讀經歷，《水滸傳》是我觸手的第一部經典作品，記得是小學四五年級，大約一九六一年前後。那是七郎八虎闖幽州和打鬼子除漢奸古今英雄敘事並存的年代。

最初讀的正是按金聖歎節本（貫華堂本）整理的七十一回本，說到梁山泊排座次就結束了。這個版本如今已不為人重視，但以前胡適、劉半農他們都頗為讚賞，直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仍是最常見的本子。據說是因為其文字洗鍊，大致囊括了梁山泊故事的精華部分（這都沒錯，但缺了招安以後的故事，總歸單薄）。不過，那年頭金本還大行其道，絕非胡適影響力所致（那時胡適在大陸早已被批臭），倒是全社會崇尚英雄主義的風氣使然——金聖歎不肯讓「強盜」從良，不讓梁山泊替朝廷去攘外安內，只讓人看到他們的豪邁與抗爭，自然就非常契合強調鬥爭的革命話語。

有趣的是，被認為是「反動文人」的金聖歎，倒是提供了《水滸傳》的一種革命文本。胡適早年做水滸研究，認為金聖歎是誤解了《水滸傳》的用意。可見，對於這部小說的誤讀是由來已久。

多年以後，我才讀到《水滸傳》另外兩種重要本子，即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那是一九七五年，全國上下都在評論水滸，由「批林批孔」延續而來的又一場運動。因為要批判《水滸傳》的「投降主義」，一些出版社重印了以前發行不廣的百二十回《水滸全傳》（楊定見序本，又稱袁無涯本），還重新影印了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容與堂本）。那時我已作為知青在北大荒務農多年，雖說身處邊陲荒陬，農場讀書人圈子裡各種版本《水滸傳》卻是不脛而走。

青春痴夢消失於畎畝之間，此際已稍能體會書中的世事蒼涼。看到結尾宋江、盧俊義死於御賜毒酒，便是生出莫名的慨嘆。一個故事可以有不同的結局，亦讓我心生詫異，卻也只能嘀咕：為什麼要捨棄無羈無束的江湖人生去皈依朝廷？梁山泊招安以後的「徵四寇」部分並不精彩，但看到武松悽然出家，魯智深聞潮而寂，直是深感悲切。當然，其時讀者大多未有自己個人見解，大家只能按照上頭的宣傳口徑去理解宋江如何搞修正主義。什麼主義都是檯面上的說辭，那年頭有書看就好。奇怪的是，即便在「四人幫」嚴密管控之下，報紙上的言論口徑並不完全一致，被作為政治隱喻的《水滸傳》實際上發出混亂的信號，譬如誰是宋江（投降派），人們不能不生出各種猜想。在某報理論版面上，我曾讀到一篇有趣的文章，大談宋江處心積慮打通李師師枕上關節以達聖聽，其中影射意味不言而喻。

特殊年代，《水滸傳》之泛政治性閱讀，自有其特殊政治背景，不是吾等庶民所能細究。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小說自身的倫理思路帶有明顯的寓言特點，那種想像的江湖與廟堂的政治關係，建構了一個頗為複雜的主題，亦足以提供某些隱喻性話語，讓人產生投射於現實政治的奇思異想。這些，當然只是後來才意識到的。我是後知後覺，後來終以文學為業，又幾度重讀《水滸傳》，則是努力從文本本身去理解作品的敘事意圖。這幾十年的水滸閱讀史，在我個人，亦是一個正反合過程。

《水滸傳》究竟是怎樣一部書？歷來言人人殊，歧義迭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將之列入「講史小說」，其實並不妥切。梁山泊一百零八人僅宋江一人見於史書，整個故事與北宋末年實際事況關係不大，只是附會歷史風俗的純虛構作品。鄭振鐸早年稱之「英雄傳奇」，應該說是相當準確的命名（《水滸傳的演化》，收入《中國文學論集》，開明書店1934年版）。但是到了一九五四年，鄭先生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水滸全傳》撰寫序言，卻用了「農民起義」的說法。五十年代以後，文學研究者普遍接受主流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學說，《水滸傳》即被認為是一部描寫農民武裝鬥爭的小說，更有「農民起義教科書」之稱。

誠然，林衝、楊志、武松一類人物帶著冤情與忿恨上山落草，為《水滸傳》定下了反抗的基調，梁山泊的形成和發展貫穿著跟官軍的周旋與對抗，更顯示出英雄史詩的氣質。然而，由此聯繫到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就像是指鹿為馬，似是而非，終究不是，因為這部小說根本不涉及農民的生存與訴求。

對於這個「起義說」的來由，我未作過具體考究，但這種誤讀卻引起我對《水滸傳》探究的興趣。

八十年代最初那幾年，除了細讀文本，搜集和閱讀水滸研究的各種資料也成了有趣的消遣，由是逐漸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斷斷續續，用時三年之久寫成《〈水滸傳〉主題思維方法辨略》一文，發表在《文學評論》（1986年第3期）。當時，學術界對「起義說」已有質疑的意見，有人相應提出另一種主題歸納，即「市民說」，以為《水滸傳》旨在表達具有商品經濟頭腦的市民之心聲。這種替代方案同樣不能令人信服。我在文章裡分析「起義說」之虛妄，也批評了「市民說」 的牽強之論。由農民換作市民，依然是基於階級鬥爭學說的「反映論」套路。對於《水滸傳》的文本詮釋，一些從事古典小說研究的專業學者習慣採用一種簡單實用的關聯性思路，也就是「古為今用」。

我意識到，這部小說既非「講史」，究其根本亦非「寫實」，而是藉江湖敘事演繹儒家政治倫理之弊，在綱紀崩壞的背景中，賦以浪漫化之悲劇想像，推演一種不成功的王道復興之路。在那篇文章裡，我著重闡述了宋江和梁山眾人的二難境地：造反既是作為忠誠於王權的表述，其本身又難以擺脫叛逆罪名。結果造反與忠君形成互為因果的悖謬命題，宋江們（主要是莊院主和軍官衙吏）的掙扎與進取是一個悲劇主題的發展過程，小說藉此揭示了儒教倫理意識和政治生活中無可療救的矛盾。

梁山泊的招安是《水滸傳》引起爭議的另一個大問題，我在關於造反與忠君的辨述中已經包含對這個問題的基本看法，但文章裡對這一路徑轉變未作具體討論，可見當時尚未有更完整清晰的認識。

關於招安，可以引出許多話題。譬如，如果真將《水滸傳》做成一部純粹反政府武裝鬥爭的江湖史詩，在文網嚴密的明清兩代，它是否還能被大量翻刻和傳播？招安的變調遮蔽了某些顛覆性話語，這似乎是出於規避禁忌的敘事策略。時隔多年之後，我寫了《重讀〈水滸傳〉札記》一文，其中提到這個問題。然而，問題不僅於此，宋江的政治抱負只能在體制內去實現，招安原本就是題中應有之義。

二十年以後重讀《水滸傳》，我逐漸認識到，書中重建倫理秩序的救贖之義至關重要。梁山泊的公平與正義訴求，不但具有反抗的目標，亦是試圖將江湖道義連結儒家仁義忠恕的政治倫理，進而融入和改造王權體制。所以，我後來提出「小水滸」與「大水滸」的命題（《「小水滸」與「大水滸」》），即由此揭出小說家整合之前水滸敘事的妙旨，以及緣自太史公那種以江湖融合廟堂的敘史立場。

按照「替天行道」的主題發展邏輯，必然會有一個「去邪歸正」而重建禮治之道的轉折，這就是以招安為標誌的融入體制的過程。我在《從山林到廊廟》那篇文章裡著重指出：小說家設置這樣一套匡正綱紀的解決方案，儘管在當日儒學危機的語境中也算是相當出格，但至少具有道義上的合法性。小說將儒家先聖建構的「大同」理想作了具體化描述，亦顯示了非凡的烏託邦想像。當然，這種更大的訴求只是小說家的理想化設計，而終竟埋下悲劇的根子。董超薛霸在野豬林要取林衝性命時，有魯智深的禪杖飛將而來，可是最後太尉要宋江去死，卻再也沒有翻盤的力量了，他只能引頸受戮。這個結局充滿令人窒息的氣氛，亦發人深省。《水滸傳》是將高俅一班佞臣作為國家機器的化身，並將趙宋王朝禮崩樂壞的根子歸咎於此，但反過來說，正是這種綱紀廢弛的局面使得梁山泊的禮治之道帶來救贖的希望，其中不乏「禮失求諸野」的意思。

所以，這就構成了《水滸傳》的正反合之題：反抗，妥協，救贖。

宋江的「替天行道」體現了一種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但書中又明顯帶出虛融淡泊的退隱之意。羅真人和智真長老相繼出場，以法語偈語暗示功名事業畢竟大限有終，其實人生或有另一種選擇。終於，公孫勝告身歸山，李俊飄逝而去，燕青更不知所終。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撇除俗念也是救贖。

然而，世外之人亦在塵寰之中。作為職業道人的公孫勝，一出場竟是奔著「一套富貴」來撞籌。羅真人、智真長老既是世事洞明，自非超然於世。小說徵遼後回師途中，燕青遇上故友許貫忠，那位在大伾山中結廬而居的隱士卻在操心世間的紛爭，贈與燕青的手卷竟是三晉山川城池關隘之圖，後來徵討田虎時果真派上了用處。

進退出處，二律背反，此中的敘事話語往往讓人不逮其意。比起林衝的絕地反抗，宋江的救贖更接近於從根子上解決問題，可是重建禮治之道的理想偏偏被證明為無根之木。

這是一個擺蕩的江湖。種種話語糾纏見證了人心擺蕩。

一部主題複雜的偉大作品總是存在多種解讀乃或誤讀的可能。想起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裡關於「偉大文學的不純性」和「作者道德判斷的晦澀」的說法，《水滸傳》被作為農民或是市民文學，革命或是投降文學，入世或是厭世的文學，也都不奇怪了。如同有什麼樣的觀眾就有什麼樣的哈姆雷特，被讀者和評論家塑造的宋江早已四處奔躥。

林衝手刃仇家，武松血濺鴛鴦樓，還有黃泥崗和孟州道上的營生……那些快意恩仇的殺戮和黑吃黑的劫掠註定要被植入狂悖的想像，即便善惡兼容的人性底色也總是非黑即白。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宋江的招安竟是兩頭找死。儘管書裡讓梁山泊皈依朝廷，明清兩朝卻難以擺脫被禁毀的命運，在官方看來宋江總歸是兇逆。但反過來，在革命家和革命的文學家眼裡，宋江又成了統治階級的幫兇。

所有這些轇轕與困惑一直縈繞於心。作為文學形象的宋江固然不那麼討人喜歡，但是那種苦逼人生卻是犧牲的良知，看上去這種犧牲毫無價值。但也不能說毫無價值。

牢獄和流徙是《水滸傳》裡常有的關目，用以喻示網羅森嚴的王權統治。數年前，作《牢獄與江湖》一文，梳理和歸納《水滸傳》的司法敘事，恍然發現，究其根本，江湖亦是牢獄（牢城）。梁山泊與其認為是自由之境，毋寧說是一處扃閉的烏託邦，某種意義上有如福柯所稱「全景敞視」（panoptieon）的監獄。山寨作為自我放逐的存在，對應著小說一再描述的牢城——滄州（林衝）、孟州（武松）、江州（宋江）、陝州（王慶），本質上同樣是與世俗社會隔絕的活動空間。

有些細處不能忽視，小說裡寫宋江元宵賞燈竟有三次（清風寨、大名府、東京），眼前民豐物阜的景象不啻王道秩序和規訓機制的肌理與織體，絕對是一種誘惑性呈現。從殺惜後的流亡開始，宋江內心就有一種重返社會的躁動。如同「市民說」論者所強調，《水滸傳》確實不乏描述市井繁勝的筆墨，但世俗社會的生活之景並不生成市民階層的權利意識，這裡只是對應著江湖社會之扃閉，映襯著局外人的悲涼。

細心的讀者應該注意到，小說將宋江上山之途寫得十分曲折，而李逵下山的活動又是如此頻數。一者意味著某種理性認識，一者則非理性的憑感覺行事；一者深知上山的責任太重，一者覺得下山方得自由。這個自由 / 扃閉的命題，也是一個充滿悖謬的偽命題。我在《宋江上山》和《李逵下山》兩篇人物論中扼述宋、李二人行為軌跡，亦是揭示山寨之困境。所謂「上山」和「下山」，都是水滸敘事的大關目，綜而觀之，其中貫穿著一條自我否定的路徑。在有些時候，否定自有救贖之義。

兒時讀《水滸傳》的情形尚在眼前，恍惚之間已過去半個多世紀。年輕時讀這部小說，除了熱血賁張的打打殺殺，除了令人扼腕的悲劇結尾，不再琢磨別的。六十歲以後重讀此書，方知尚有更多內涵，討論的思路亦稍稍拓寬。收拾這十年來關於水滸的文字，總共十個題目，故編為《水滸十講》。其中題為《若干人物、署置及其他故事》一篇，系兩篇札記綴合，涉及人名、地名、稱謂、署置、制度諸事。還有一篇《水滸食箋》，著眼於飲食名物辨證。小說既然附會於北宋末年的歷史背景，此中亦可印證水滸敘事某些演化痕跡。

寫《水滸地理學》一篇，原本是想辨析小說敘述中地理方位及州府之名諸多舛誤（其實這並不重要），後來意識到書中某些地理設置頗有意趣，對照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以梁山泊－東京為軸心的十字坐標竟赫然在目。梁山泊的地理位置尤其值得注意。史稱「宋江三十六人橫行齊魏」的原始敘事只是一種流寇式作戰，而《宋史》蒲宗孟、許幾、任諒諸傳提到盜匪出沒的梁山濼（泊）跟宋江等人毫無關係。按《宣和遺事》，宋江三十六人是在太行山落草，到了元劇水滸戲裡出現了梁山泊。《水滸傳》將此作為宋江的大本營，用意顯然是跟汴京拉近距離，作為朝廷的肘腋之患，卻未嘗不是出於以江湖融合廟堂之奇想。

編集時對較早寫的《重讀〈水滸傳〉札記》一文作了改訂，標題改為《「禮失求諸野」的救贖之義》。因為這些年來也在檢討自己的思路，不少看法有所改變和調整。這篇札記論述比較寬泛，亦不夠深入，但它確立了以後的基本思路和視角，實際上是一篇散漫的大綱。

如今再看三十多年前寫的《〈水滸傳〉主題思維方法辨略》，難免有「悔其少作」之感，但考慮到那是我最初思考的起點，作為附錄收入本書。不過，此文是按當時發表的原樣排入，未作任何修訂。當初的有些看法顯然不對，如稱《水滸傳》「所涉男女私情一概從反面下筆」，認為小說裡對潘金蓮、潘巧雲、白秀英、賈氏一類「淫婦蕩婦、潑婦刁婦」的描述帶有歧視女性的「封建意識」云云。去年寫作《〈水滸傳〉的婦人話題》那篇文章，批評別人這方面的看法，倒是忘了這正是自己早先的陋識。

最後需要說明，本書各篇所引《水滸傳》故事、回目和文字，皆根據楊定見序本整理的一百二十回《水滸全傳》。

收入本集的文章有三篇刊於《讀書》雜誌，一篇發表在《中華讀書報》文化周刊，其餘都曾在《書城》雜誌刊登，作者感謝各刊的鼓勵與支持。《書城》執行主編顧紅梅女士建議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並為之策劃；責任編輯齊曉鴿女士悉心校讀書稿，費力尤多。在此亦一併致謝。

陳平原兄治小說史成就卓然，此番撥冗為拙著作序，實不勝榮幸。

李慶西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