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2016年11月，陳映真在北京辭世；翌年12月，余光中在高雄病故。才一年多光景，兩位不同出身、不同風格的臺灣作家相繼遠行。他們有各自的追隨者和仰慕者，其間隱然有道歷史的、文學的、政治的複雜而難以清理的界線，彷彿成為海峽的隱喻。如今隨著兩人的離世，後人從他們的作品和品行，或可一窺兩岸社會、歷史、文學、政治和人心的究竟。
鄉愁詩人=愛國詩人？
余光中以《鄉愁》一詩聞名兩岸，兩岸教科書都選錄了余光中詩作；而余光中書寫中國的作品，多在唯美中畫滿傷痕、病痛或呻吟的情態，比如《敲打樂》、《白玉苦瓜》，比如《尋李白》、《戲李白》、《念李白》，比如「伍子胥的簫」與「申包胥的淚」，比如他寫卓文君、寫李清照，比如他把「文革中國」當作「患了梅毒的母親」。[1]用余光中自己在《新大陸之晨》的話來說，他患有「懷鄉病」。因此，稱他為「鄉愁詩人」，應該是適當的。
鄉愁本身沒什麼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這是人之常情。「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身世之感與流浪之苦相伴相生，說的也是詩人真實的心境。「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這種借表鄉愁以消不遇的塊壘，以至月落烏啼、霜天寒夜、江楓漁火、遠山鐘聲，所布滿難以言傳的孤舟客子的愁思，同是中國詩家的常用方法。
只不過，當鄉愁成為吟詠的對象，就成了詩藝，而無關乎愛國。臺灣傳記作家王豐認為，臺灣島上最近五、六十年以來，夠資格稱為「愛國詩人」的，只有于右任和余光中兩個人。[2]但是我們看「愛國詩人」的典型──陸遊，他說：「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與「死不悔改的統一派」陳映真不同，余光中雖被輿論認為是反對「文化臺獨」的作家，[3]但他在政治上，有沒有「九州同」的呼籲？一個生前不寫「九州同」的詩人，死後被冠以「愛國詩人」的稱號，恐怕是詩人自己也承受不起的不虞之譽吧？
余光中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期間，曾說：「我以為日思夜夢，魄掛魂牽，莫不盡在大陸。日久之後，才發現隔海的這座福島，島上的這座雨城，對我的日呼夜喚，並不下於北望中的那十萬萬和五千年。這三十年來，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大半在這島上；我最關心，也願意全力以赴的中國新文學新藝術，也在這裡長大。臺北，正是八○年代的長安。只要我一日踏在這片沃土上，我的詩思就不會退潮。畢竟，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廈門街的這條長巷裡寫成，無論來日我化蝶化鶴，這裡都是我心血的所託所依。但願我晚年的作品仍能夠在此靜靜接生。」[4]拳拳此心，可見一斑。
那是在臺灣鄉土文學論戰過後不久，1981年6月，余光中自剖30年來對於臺灣的「鄉愁」。距離1972年1月他那首膾炙大陸人口的《鄉愁》，才時過9年。這讓人悟得其所謂「鄉愁」的年輪，彷彿林志玲的魚尾紋？
那麼，50多年前，余光中以「一個中國的青年」自視，說他曾經從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這裡的「黑夜」與「黎明」，無論是否在政治上意有所指，余光中慨然宣稱：「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枕我的頭顱，白髮蓋著黑土/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聽兩側，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5]那還是1966年的言說；如今，余光中病逝臺灣，他的安魂曲將起自長江黃河？還是高雄愛河？不得而知。但記得，在那個全球動蕩、歷史將被宣稱終結的時刻，余光中說「媽媽，我餓了」，說「河殤之後是國殤」。
相較於此，1990年2月，在全球「反共反華」、熱議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倒臺的高潮中，陳映真不避「眾叛親離」，毅然率團赴大陸訪問交流。在今天看來，比起2005年國民黨連戰赴大陸的「破冰之旅」，陳映真無疑是衝破反華圍堵、促進民族團結的先覺者與先行者。
但是，先覺先行者總是孤獨的，這不但與他接近群眾的主觀願望相悖，甚而常受到後來者的嘲諷。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這種事例太多。
余光中說：「所謂大眾化，其實只是一個含糊而空洞的理想，不知究竟要『化』到人口的幾分之幾才算成功。……其實小說作者之中真正接近大眾化的，是金庸、倪匡、高陽，而不是白先勇和黃春明。……其實，為大眾寫的作品，尤其是強調某些社會意識的東西，未必真是大眾喜歡的讀物。許多感時憂國或者為民請命的作品，其實只有高級知識分子自己在讀，自己在感動。……反過來說，他們強調的大眾化，恐怕也只是企圖使大眾接受他們認為正確而健康的那一類文學而已。這種充滿革命熱忱的的浪漫主義，真要貫徹的話，只恐既非文學，也非大眾之福。」[6]因此，「愛國」並非余光中的使命與作品訴求；「鄉愁」則是他流轉於兩岸三地之間，找到一種能取悅大眾的吟詠素材。說他「愛國詩人」，不是曲解就是誤解。
「鄉愁詩人」與「鄉土作家」的名實
余光中吟詠的「鄉愁」，多意味著民國亂離的故事，也就是一種文學上的「民國範兒」。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愛國、反帝、革命激情、人道主義的陳映真，其曲高和寡，也就不意外。畢竟，像高東茂、蔡千惠、宋蓉萱和趙慶雲（觀察者網註：陳映真小說中人物）這種人，不但在當代臺灣難以被理解，即使在大陸也未必受到歡迎。許多人說，大陸經過社會革命、語文革命、政治革命，所以和「反共」「白色恐怖」清洗過的臺灣不一樣。然而，不一樣的大陸，卻接受了「民國範兒」余光中，乃至龍應臺，比接受陳映真大有過之。這不禁令人想起陳映真在小說《山路》（1983年）借蔡千惠之口提出的隱憂：「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7]
換一個角度來看，對余光中生榮死哀，不分兩岸。如今斥責余光中的，主要是島上的「統左派」與部分「獨派」，以及與「統左派」交好的大陸學者，屬於民間「小眾」；但褒揚余光中的，從臺當局到大陸官方，從臺灣讀者到大陸讀者，從蔡英文到莫言，[8]屬於兩岸「大眾」。在「大眾化」方面，從不追求大眾的余光中，竟然「完勝」陳映真，不僅在兩岸教科書裡，也在兩岸的閱讀市場上。愛國，是「小眾」的事，是不上心的事；懷鄉，是「大眾」的事，是受歡迎的事。這，怎麼回事？
毛澤東說：「什麼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9]在1942年時，毛澤東認為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即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有四種人：工人、農民、工農革命軍、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與知識分子。[10]現如今，到底「大眾」為何？是金庸、倪匡、高陽和余光中的讀者？還是閱讀陳映真的學人、研究生和理想主義者？這是陳映真失去了「大眾」的語言？還是「大眾」的思想感情已經產生了變化？王安憶說過，陳映真既是時代的先行者，又是時代的掉隊者。[11]時空錯位，是這個先覺先行的「鄉土作家」命定的悲劇？
陳映真遺墨：「文學為的是 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著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
對於被陳映真啟蒙過的臺灣幾代青年來說，「時空錯位」一句話，未免是殘酷的認知與詮釋。就像「鄉土作家」的定位一樣，有穿小鞋的感覺。
作為先覺者，陳映真對「時空錯位」不是沒有知覺，早在1987年發表的小說《趙南棟》裡，他就借政治受難人葉春美來對晚輩趙爾平說：「我們，和你們，就象是兩個世界裡的人。我們的世界，說它不是真的吧？可那些歲月，那些人……怎麼叫人忘得了？說你們的世界是假的吧，可天天看見的，全是鬧鬧熱熱的生活。」[12]趙爾平和《山路》中的李國木一樣，都是革命者的後代或家人。他們都是從小勤苦自勵，奮發上進，然後在個人和家人的物質生活上取得高人一等的成就。但是，他們成長於革命者犧牲，國家民族橫遭分斷，個人出路與國家民族的出路因為這種「真空」與「斷代」，而無法結合起來思考的時空裡。
至於在「反共」牢獄中出生的趙南棟，更是國家記憶「真空」與「斷代」的當代臺灣青年的典型；而「反共島國體制」，就象是一座「反共」牢獄。在這種體制下生長的趙南棟，不但對他在出生那年就被處死的母親宋蓉萱毫無印象，也對他25歲時才見到的父親趙慶雲感到陌生。關於父母親的抗日和逃難的歷史，關於父兄談論臺灣與大陸的話題，都是遠遠超出他所熟悉的範圍裡的事物。趙南棟就像他無數個女友之一的空服員莫葳所說，是「讓身體帶著過活的人」。[13]陳映真還借趙爾平來呼應：「其實呢，誰又不是？我們全是這樣。有時候，我在想：整個時代，整個社會，全失去了靈魂，人只是被他們過分發達的官能帶著過日子。」[14]
最起碼，趙爾平還認識到，這是個失去了靈魂的時代與生活「感官化」的社會；但對趙南棟來說，連這種認識也是多餘，而且超過理解範圍的。既然如此，陳映真的創作活動會不會也是多餘的？會不會是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
在臺東泰源監獄的陳映真。（翻攝：藍博洲）
1995年春在上海，作家王安憶問陳映真，現實循著它自己的邏輯發展，為何非要堅執對峙的立場？陳映真的回答是：「我從來都不喜歡附和大多數人！」王安憶當下認為，那是陳映真一瞬間透露出的「孱弱」，並反襯出自己的成長與懷抱天下的氣概。[15]大陸青年一代的成長，與臺灣作家相對「孱弱」的感覺，竟是來自後者對現實「堅執對峙」的立場？
陳映真不被故鄉的讀者「大眾」接受，這其中的歷史、政治和社會的原因，可以理解；但向來為「小眾」而寫的余光中，反而獲得兩岸「大眾」青睞，這難道是臺灣的「民國範兒」對現實中國的逆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