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辛德勇：該怎樣讀歷史
在微博空間中，著名學者辛德勇是一個特立獨行的ID——他一個人也不關注，還關閉了回復功能，他很少發表意見，只是一篇篇地發論文，引來無數粉絲的關注。
2016年，辛德勇先生一口氣推出好幾本書，比如《海昏侯劉賀》《中國印刷史研究》，都是分量十足的學術書籍，卻出人意料的暢銷，連他自己都連呼不明白為什麼。
如果勉強為這些書的暢銷找個理由的話，只能說辛德勇的寫作有一種特別的魅力，能給予讀者更豐富、更靈活的看歷史的視角。
辛德勇如是說
在學問上，我很崇敬王國維先生，但我崇敬他是因為他做了非常紮實的、富有意義的工作，而非「二重證據法」。
所謂「二重證據法」，即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印證，這或者對重視出土材料、推進歷史研究有意義，但過分誇大「二重證據法」的創新意義，我不太同意，因為用地下材料與文獻記載相印證是普遍採用的方法，並非王國維先生首創。
自西晉開始，學者便已使用新出土的《汲冢書》來進行歷史研究了，到北宋時，學者們已普遍、自覺地在使用「二重證據法」。清代顧炎武寫過《金石文字記》，是一篇高水平利用古代金石文獻進行研究的論文。顧炎武曾說出土文物有「增高五嶽，助廣百川」的作用，這和「二重證據法」不是一個意思嗎？
我從來沒覺得「二重證據法」有任何意義，一些人將其上升為玄妙的方法論，我覺得是很可笑的事情。唐山/文
您是如何走上學術研究之路的
我上大學前「上山下鄉」了2個月，在林區伐木，伐木是兩人一組，我的同伴很照顧我，扛木頭時，他總讓我抬小的一頭，他抬大的一頭，這分量就差好多了，可即使如此，因我拖累，我們怎麼也完不成任務，我影響他少掙了很多錢。
後來我考上地理系，當時剛恢復高考不久，有10個省不知道地理屬理科，也包括我所在的黑龍江省，真學起來，覺得與自己興趣相差太遠，所以整個大學一年級都是自己在看古典文學，感覺很迷茫。後來想明白了，我這人也沒什麼能力，又太耿直，此外還有潔癖，有些事怎麼也幹不來，很難適應社會的複雜，所以下決心：這輩子只要還有一口粥喝，那我還是繼續做學術算了。
上研究生時，一個研究古典文學的同學跑到我宿舍，罵了2個小時，說社會太不公平，賣茶葉蛋的憑什麼比搞原子彈的有錢。我一直沒說話，後來只好問他：你怎麼現在才想這個問題？是不是有點太幼稚了？我大二時就想明白了。
總之，一個社會不論管理多混亂，不論出現多少不好的現象，做學問的空間總還是有的。
別人做歷史都在找規律，您為何更關注細節
探索歷史規律是對的，可以深化我們對歷史的認識，而非停留在表面。但什麼是歷史？歷史是幾條規律就能決定的嗎？如果這樣，歷史就太簡單了，還用學嗎？
抽象原則就那麼幾條，歷史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在其共性，而在其個性。脫離細節去談歷史，脫離具體的人去談歷史，歷史就會變得越來越簡單，變得越來越枯燥。
強調歷史的複雜性，並不意味著要忽視歷史規律，懂得歷史規律，對深入理解具體事實有幫助，但我們應該警惕，越完美的解釋體系，就越難與具體事實相契合。
讀歷史不是為了找共性，不是為了發現規律，而是更好地去認識具體的歷史問題。我讀史時，對規律性的東西往往不感興趣，而牽涉因素越多，面相越豐富，讀起來就越覺得有意思。
過去很多人批評清代學者屈大均，說他搞得太瑣碎，其實屈大均是對歷史有了整體認識後再去挖細節問題的，所以才特別有趣。
許多學者更關注出土文獻，您怎麼看
重視不重視出土文獻，最好根據你研究的問題而定，需要用就用，不需要用就不用。
我不贊成過分抬高出土文獻價值的說法，以為出土文獻會徹底改寫歷史，我不太同意這種說法。傳世文獻有一個流傳過程，歷代學者討論甚多，其中記載的東西應該是比較可信的。顧炎武說出土文獻可以「增高五嶽，助廣百川」，就是說傳世文獻是五嶽和百川，出土文獻可以使它水流更豐富、山脈更高聳，而不應倒過來。
當年三國長沙吳簡出土時，很多人說它可以改變三國史的認識，可到今天，三國史改寫了嗎？我們不是還得看《三國志》嗎？
我認為，今後再想發現超過張家山漢簡那個規模的出土文獻的可能性越來越少了，張家山漢簡都沒能改寫全部歷史，今後這種可能性就更不大了。
應該平心靜氣地對待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
您為何將辛辛苦苦寫成的論文免費發到微博裡
大部分是舊稿，我年紀已經大了，比較任性了，不想為發一篇學術文章去求人、拉關係，所以在完成本職工作之外，想到什麼就研究什麼，研究成果大家共享。
之所以關閉評論功能，因為有些人沒事就喜歡罵人，以從你的文章中挑出個小錯為榮，剛開始我沒關閉評論功能，對討論問題的網友，我都一一認真回復，可後來發現罵人的人實在太多了。
辛德勇
歷史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代表作為《隋唐兩京叢考》《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等，入選2015年度「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