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HY GILSINAN
2016-11-07 11:40 來源：澎湃新聞
2014年，瑪戈特·瓦爾斯特倫就任瑞典外長，宣示將執行女性外交（feminist foreign policy）。兩年過去，人們還是沒搞明白她到底說的是什麼。
女性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起於1980年代，在學界備受爭議，在政策領域則未經驗證。按瓦爾斯特倫的說法，「女性外交」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推動女性權利，但它究竟是個什麼鬼呢？它對預防性戰爭怎麼看？它是強調自由貿易、開放邊界，還是側重保護民族產業及勞工？對於前蘇聯留下的核材料隱患，它有沒有自己的應對方案？
當然，可以辯解說瓦爾斯特倫上任的時間還不長，不像現實主義這樣的外交傳統，女性外交還沒有太多的實踐機會。不過，從僅有的實踐看，女性外交的一大特徵是富於爭議性：瑞典外長上任第一把火是承認巴勒斯坦國，惹火了以色列；她強調人權，斥責沙特鞭打博主的 「中世紀暴行」，以致沙特短暫與瑞典斷交；她公開為移民說話，反對將強姦作為戰爭的武器。瓦爾斯特倫的外交實驗，帶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
假如女人掌握了外交（不僅僅是作為外交官或外長，而是作為國家首腦），世界將會怎樣？女人領導下的國家會改變傳統的畫風嗎？
不少公眾人物和學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女人統治的世界會更平和、平穩。在傳統觀念裡（也經過不少實證研究證實），女性在工作中富於合作精神，會為他人著想，在個人層面也不像男人那麼火爆衝動。如果外交關係真的像喬·拜登說的那樣「是人際關係的邏輯延伸」，而女性又足以主導這種關係，那麼國與國之間自然更融洽，大家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世界自然更美好。
斯坦福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從進攻體驗中獲得快感的主要是男性。他們稱頌並肩作戰的情誼，沉醉於將戰爭儀式化（人類學家羅賓·福克斯稱其為，通過戰爭來理解外交）⋯⋯一個真正的母性世界不會咄咄逼人，較之我們所在的世界，它更注重妥協與合作。」哈佛的史蒂文·平克則指出，有史以來軍中將帥多為男性，「戰爭狂人、嗜血暴君、屠城匪徒也多為男性⋯⋯在歷史的長河中，女性一直都是平和的力量」。
話是不錯，但實際上呢——生理和心理上的男女有別，真的會演繹出戰爭與和平的兩個世界嗎？並沒有。研究發現，在15－20世紀的歐洲，女王們更好戰，較之國王，她們捲入戰爭的次數更多。進入20世紀的民主政治，女性領導人照樣「敢打」（福山和平克也都注意到了）——印度的英迪拉·甘地、以色列的戈爾達·梅厄、英國的瑪格麗特·柴契爾、以及斯裡蘭卡的錢德裡卡·庫馬拉通加，私下或許都溫良恭儉讓，但成千上萬的士兵因她們一聲令下而殺戮或送命。也許用不了多久，美國就將迎來它的第一位女總統——希拉蕊·柯林頓。擔任國務卿時，希拉蕊就因力主空襲利比亞而頗有「威名」，成為總統後，相信她會繼續在中東用兵。
一個國家會因為領導人性別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氣質嗎？「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研究女性領導力的政治學教授琺麗達·賈拉扎承認說，歷史為此提供的線索太少太糾結。即便在現代，掌權的女性也不多，而零星的個案無法形成有效的數據模型。根據皮尤（Pew）去年的一項統計，女性領導人的數量在過去十年間翻了一番，但也只有18人。亦即聯合國只有不到一成的成員國是在女性的領導之下。
「論辯雙方大可按需舉例」，賈拉扎教授指出，「反方會說瑪格麗特·柴契爾，她發動了馬島戰爭；正方則舉出埃倫·詹森·瑟利夫，她為（飽受內戰之苦的）賴比瑞亞維繫了和平」。但誰都無法論證，當女性統治恰逢和平時期，真實的邏輯是怎樣的——究竟是女性帶來國家的和平，還是國家的和平將女性推上了權力的頂端？假如選民在戰時更傾向於選擇「強悍的男性」，那麼也只有在和平時期他們才會考慮為「柔和的女性」投票，不是嗎？
「女性外交」是什麼（真的有「女性外交」嗎）——也許，只有等到更多女性「打破天花板」那天，我們才會知曉答案。不過，現實的確提示我們：（1）「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和平，要看它是怎麼對待女性的」，女性地位越高，國家就越平和。（2）女性參與締結的和平協定，維繫的時間更長。除此之外，女性與外交之間似無太多因果可循，女性領導人的外交側重也各不相同——有些強調歐洲一體化，有些關切移民危機，有些注重綠色能源。
「英國退歐」提供了一個觀察女性與外交的新案例——特麗莎·梅接替辭職的大衛·卡梅倫，出任英國首相。很快，人們便拿她與瑪格麗特·柴契爾做比較，同時對她給予厚望——偉大的女性為她的男性前任收拾爛攤子。對此，賈拉扎教授持保留態度，擔心不切實際的期望最終會傷害女性。皮尤去年在美國有個調查：關於「誰更善於妥協」，34%的受訪者選擇女性領導人，而只有9%選擇男性；關於「誰更誠實更富道德感」，同樣有34%的受訪者選擇女性，選擇男性的則下降至3%。
然而，女性領導人，和任何領導人一樣，有時也會倉促決策，有時也會說謊，有時也會行為不端——就像阿根廷的克裡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基什內爾拒絕償還國際貸款，巴西的迪爾瑪·羅塞夫涉嫌貪汙瀆職，澳大利亞的朱麗婭·吉拉德被自己的黨派掃地出門。她們當年背負的期望有多沉重，她們今天的失敗就有多慘痛。「我們怎麼能指望（女性來）治癒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痾痼疾」，賈拉扎教授反問道，「如果她們不能讓社會在一夜之間煥然一新，是否她們就活該這樣狼狽收場？」
也許，對女性最好的尊重，是承認其人性。女性的外交同樣是國內壓力、地緣政治、一時衝動等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和一切人類的外交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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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題「The Myth of the 'Female' Foreign Policy」，刊於2016年8月25日的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作者系該KATHY GILSINAN刊高級編輯。許子善編譯。(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關鍵詞 >> 女性主義，美國大選，外交政策，希拉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