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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文學是指從漢獻帝建安元年(96年)至陳後主禎明三年(589年)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前後約四百年。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少有的亂世,社會動蕩分裂,南北政治長期處於對峙的局面,朝代政權更迭相當頻繁。按照歷史進程,魏晉南北朝可分魏晉和南北朝兩個階段。魏晉經歷了三國(220~265年)、西晉(265~316年)東晉(317~420年)三個時段的演變;與東晉政權幾乎同時並存的在北方有所謂的五胡十六國。南北朝時期南方經歷了宋(420~479年)、齊(479~502年)梁(502~55年)陳(557~589年)四個朝代,北方自公元386年北魏統一中原後,也先後經歷了北魏386~534年)、東魏(534~550年)西魏(535~557年)北齊(550~577年)、北周(557~581年)幾個政權。

公元581年,北周重臣楊堅迫使周靜帝讓位,建立隋朝;公元58年,隋文帝楊堅又滅陳。至此,長達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才得以結束,國家又重新走向統一。這一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自然會對此時期的文學創作產生影響,並打上深深的時代烙印。魏晉南北朝的政治結構和觀念也與其他朝代大不相同。此時期門閥政治和門閥士族觀念佔統治地位,由此而形成這一時期諸多特有的社會文化現象。由東漢世家大族演變而來的門閥士族是魏晉南北朝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他們的言行舉動直接作用和影響著當時的社會政治走向,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的社會政治格局。

門閥士族不僅在政治、經濟生活中享有特權,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也享有特權。此時期重要的高門士族都有自己標誌性的文化族徽」如琅琊王氏以書法著稱於世,陳郡謝氏則以山水詩創作見長。此時期家族文學的繁榮和頌祖文化現象的強烈都和當時門閥士族觀念有密切關係。而門閥士族與庶族寒門的尖銳對立,曾引起當時下層文人的不滿和反抗,對當時的文學創作也產生顯著的影響,左思、鮑照作為寒門庶族文人的代表,他們的許多文學創作都與此息息相關。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是我國思想文化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

它打破了漢代以來儒學一統的局面,思想文化呈現出多元發展的態勢。首先,伴隨漢末儒學思想的衰微,玄學思潮迅速流行和發展,成為當時影響士林的主導性文化思潮。玄學發軔於曹魏後期,經歷了正始、竹林、西晉元康、東晉等幾個發展階段,圍繞有無之辨、本末之辨、言意之辨、名教與自然之辨、形神之辨等重要的時代課題,追求抽象玄遠的哲理探討,把我國古代的哲學思辨推向了一個新階段。玄學思想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重大的影響。其次,作為異域文化的佛教思想,自兩漢之際傳入我國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迅速發展。

這是我國文化史上第一次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發生碰撞、衝突、融合的關鍵時期。伴隨佛經的大量翻譯和佛教思想的廣泛傳播,許多文人開始接受佛教思想的洗禮,在觀念意識上深受其影響,而佛經的語言詞彙、思維結構、文體形式、故事原型等自然為文人所了解、接受,並在文學創作中自覺不自覺地進行滲透。佛教思想文化的介入使魏晉南北朝文學呈現出許多前所未有的新變化,為其後隋唐文學的蓬勃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最後,道教思想文化的流行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值得關注的重要社會文化現象。

道教崇拜神仙信仰,主張避世超俗,長生久視,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既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傳統,又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道教建構的複雜的仙人仙境仙術世界,不僅是道教傳教的重要內涵,也是文學描寫的重要對象,是此時期文學創作的重要題材。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文化史上繼先秦春秋戰國之後又一個思想文化多元發展的時期,經過長期的發展,儒、佛、道思想開始由衝突而趨向互補與融合,促使我國古代思想文化格局在深層結構上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形成儒、佛、道思想異質同構、互補並存的文化局面。這一文化格局至唐宋時已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文化心理結構,對此後社會文化和文人人格精神產生了深遠影響。

根據此時期社會文化思潮和文學發展的實際,晉南北朝文學可分魏晉文學和南北朝文學兩個階段,每個階段又根據其具體情況細分為不同的文學發展時段。魏晉文學主要經歷了四個時段,即:三國曹魏前期的建安文學(196~232年),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等;曹魏後期的正始文學(233~265年),代表作家有阮籍、嵇康等;西晉太康文學(266~316年),代表作家有傅玄、張華、三張(張載、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嶽、潘尼)、一左(左思)等;東晉文學(317~42年)代表作家有郭璞葛洪、幹寶、王羲之、孫綽、許詢、殷仲文、陶淵明等。
參考資料
·《晉書·劉毅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