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歌劇《白毛女》
新中國文藝院團發展史研究
的當代價值和意義
陶誠｜中國歌劇舞劇院院長
近年來，國家在文化制度建設與文藝創作生產方面給予了極大的重視，明確提出「文化強國」的戰略任務，有針對性地指出了當前文藝創作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問題，提出「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製作精良相統一」「加強文藝隊伍建設」等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一系列明確要求。文化管理部門如何更好發揮作用？如何為當前的文藝創作提供更好的制度環境？文藝工作者的文化使命感和文化擔當如何充分體現？這是一個關乎文化藝術制度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要課題，不僅需要策略研究（「向前看」），更需要歷史研究（「回頭看」）。
以史為鑑，
新中國文藝院團發展史研究的重要意義
文藝院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產物，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建立，如同新中國文藝的「錄影機」和「記事簿」，見證了新中國文化制度建設和文藝繁榮發展。新中國文藝院團發展的歷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新中國藝術制度變遷史、文化藝術發展史。據國家統計部門公報，全國現有備案在冊的各類文藝院團共有17100餘個，涉及不同藝術門類（音樂、舞蹈、戲劇、戲曲、曲藝、雜技等）、不同行政層級（省、地、縣等）、不同隸屬關係（黨、政、軍、企、民等）。然而，相對於如此龐大而豐富的文藝隊伍，迄今缺乏對新中國文藝院團歷史發展進行專門性、整體性和系統性的研究，足見其緊迫性。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舞臺藝術創作，很多並非單純的個體行為，而是一系列制度環境、生產機制的產物。從文藝機構管理機制與舞臺藝術創作生產層面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文藝作品數量汗牛充棟。其中，既有堪稱時代標誌、久演不衰的經典名作，也有曇花一現的應景作品以及粗製濫造的陋俗之作。文藝院團作為國家文藝工作的主體組織，承擔著重要的社會文化藝術職責，是文藝作品重要的「生產者」。21世紀以來，國家不斷增加文化投入，推進文化制度改革，強調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制定建設文化強國的戰略任務，將文化自信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以更好構築和體現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
既有的大量成果表明，深受人民喜愛的優秀藝術作品和優秀的藝術人才，是文藝院團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優越性的重要標誌；同樣地，一系列政策性、制度性的安排，是優秀作品出現並成為經典不容忽視的關鍵之一。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政策和制度建設，探討文藝院團的未來發展，提升國有文藝院團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當前文化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研究新中國文藝院團發展史應當注重以歷時與共時相結合、從「歷史—制度—載體」的綜合層面予以觀照，回溯文藝院團發展的歷史情境，多維度考察與分析制度變遷與文藝院團、藝術創作、文化發展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系統梳理與比較研究，接通「歷史與當下」，總結經驗，探索規律，形成立體認知，為當前文化政策研究與文化制度建設提供重要的數據信息基礎、歷史經驗與智力支持。
以史資政，
新中國文藝院團發展史研究的主要任務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於文化制度的建設任務明確提出：「建立健全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文化創作生產體制機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遵循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規律、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有利於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的文化管理體制和生產經營機制」；「加強文藝創作引導，完善倡導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工作機制」等等。由此，文藝院團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特別是國有文藝院團如何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應當作為當前研究工作的中心任務與核心目標。
國有文藝院團作為國家文化戰略實施的排頭兵，國家在文化建設任務中提出「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既表明了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建設對於社會效益的重視與強調，也進一步明確了文藝院團的首要職責。
故此，文藝院團發展史的研究，不應僅局限於文藝院團歷史的一般性爬梳，應當注重社會文化學、藝術管理學、政治經濟學的深入剖析；應當注重文藝院團原生屬性及歷史制度環境對其產生的深刻影響；應當注重具體地、分門別類地剖析各個歷史時期文藝院團取得成績與產生的問題，從中分析「制度—組織—創作」三者之間存在何種關聯性。同時，圍繞文藝院團的發展，應當從歷史定位、功能體系、職責使命，以及文藝院團與其他表演藝術組織之關係等諸多問題，展開深入探討。進而，以史資政，對當前文化政策的制定與完善做出更具前瞻性、更切實際、更為準確的對策研究。
對於文藝院團發展史的研究，重點在於系統總結新中國文藝院團建設發展中取得的具體寶貴經驗，剖析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通過梳理發展歷程、分析文化制度對於文藝創作的影響，探索文藝院團良性發展、出精品、出人才、文藝創作出「高峰」的關鍵環節，從而揭示新中國文藝院團發展的整體規律，彌補新中國70年國有文藝院團發展史研究的不足，為新中國文藝院團發展歷史研究積累經驗。同時，把握時代脈搏，為新時代文藝政策，特別是國有文藝院團的發展方面，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與策略建議。
「三史兩庫」，
新中國文藝院團發展史研究的基本構想
新中國文藝院團發展史研究，是一個覆蓋面廣、體量巨大的領域，蘊含豐富的論題，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一網打盡。圍繞新中國文藝院團展開的歷時性、整體性的梳理和共時性、多角度的研究工作，應當實事求是，切合實際，明確方向。在研究廣度上，應該開展紮實的、廣泛的資料信息收集工作，為學界進一步研究提供堅實基礎。在研究深度上，應該著眼於主要問題與重大問題，重視與現實結合，研究問題對策，為當前文化建設工作提供有效的學術支持。同時，在具體研究中，應當注重根據不同藝術門類、層級、隸屬關係的文藝院團的實際情況開展研究。即：文藝院團發展史的研究應當從一般性與獨特性、理論性與應用性分別予以開展。
在時間維度上，應重點關注不同的歷史階段、歷史節點中，不同屬性、不同區域的各類文藝院團的不同發展狀況。由此，勾勒相對清晰的歷史脈絡。在空間維度上，應以創作演出、管理運營、隊伍建設等三項文藝院團的基本工作為主要研究內容。重點研究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特別是以創作演出為核心任務的文藝院團，其組織運營如何提供有效保障，創作演出與人才隊伍建設之間如何相互促進，等等。
由此，新中國文藝院團發展史研究應建立「三史」（制度發展史、創作演出史、口述史）、「兩庫」（管理案例庫、信息資料庫）的研究架構。
首先，應當相對全面地梳理新中國文藝院團發展歷史脈絡，科學合理地劃分發展階段，突出歷史特徵與發展特點，總結歷史經驗，探索一般規律。文藝院團具有整體一致性下的豐富性和差異性特點，不同門類、不同地域、不同層級、不同隸屬，導致文藝院團的歷史書寫必然呈現紛雜的面貌。如何主次分明地有序推進研究工作是關鍵所在。筆者認為，應立足文藝院團工作主體，重點關注制度發展史、創作演出史、院團口述史三方面的脈絡梳理，以此「三史」為主要任務開展研究。
其次，應當對新中國以來各文藝院團在藝術創作與組織管理方面的典型事例給予充分關注，圍繞組織管理、藝術創作、制度建設、演出市場等重大論題進行深入研究。其中，如中直文藝院團等一些歷史較長、影響較大的組織，在管理機構、運營機制、藝術創作、人才培養等諸多方面，具有示範性、代表性和導向性，應當重點研究。又如「烏蘭牧騎」文藝宣傳隊等一些長期紮根基層的組織，它們在文化建設、文化安全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內蒙古自治區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隊員們的回信中，表揚烏蘭牧騎是全國文藝戰線的一面旗幟。其建設發展過程中的典型事例、寶貴經驗和社會意義，同樣應當深入研究與充分總結。在此基礎上，建立文藝院團管理案例庫，直接為當前文藝院團的管理與運營提供可資參考的歷史經驗。
第三，應當同步進行文藝院團信息資源的整合，建立信息資料庫，為未來文藝院團數據資源平臺的建設、開發與利用奠定基礎。文化建設應當與時代同步，在信息化時代的今天，文化資源的重要價值不言而喻。我國文藝院團發展70餘年，積累了豐富的文化藝術資源，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是一座未被充分開發的重要文藝「富礦」。開展文藝院團歷史爬梳的同時，注重信息資源的整合，不僅可以促使全國文藝院團管理與交流更加高效、便捷，而且為文藝院團在數字時代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做出積極的探索，奠定良好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無論我們走得多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只有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準。」當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我們的職責使命。文藝工作是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藝院團建設和發展無疑是關鍵之一。充分開展新中國文藝院團的發展史研究，以史為鑑，以史資政，是藝術學理論研究服務於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體現，其將為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建設提供豐富的歷史經驗與理論支持，意義重大，前景可期。
新中國文藝院團發展史案例
中國歌劇舞劇院
優秀劇目集錦
1954年歌劇《劉胡蘭》
1957年舞劇《寶蓮燈》
1980年舞劇《紅樓夢》
1981年歌劇《傷逝》
1985年舞劇《銅雀伎》
1987年歌劇《原野》
2013年舞劇《孔子》
2015年舞劇《趙氏孤兒》
2017年舞劇《李白》
2018年歌劇《劉三姐》
2019年歌劇《玉堂春》
供圖｜中國歌劇舞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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