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中國語言學家郭在貽先生誕辰80周年，2019年1月14日上午，由浙江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主辦的漢語言文字與文化自信暨郭在貽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在鄒平舉辦。
出席本次會議的嘉賓有：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長、研究員陳野；遼寧大學中文系教授王魁偉；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文科資深教授、博導張湧泉；浙江省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研究員、《浙江學刊》主編盧敦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傅傑；上海浦東象外樓書畫室書法家周崇堅；浙江大學檔案館副處調研員呂豐；浙江大學檔案館副館長、副研究館員藍蕾；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江林昌；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辦公室主任張榮剛；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海岱學刊》副主編代生；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海岱學刊》副主編李秀亮；杭州魅力英語教育藝術有限公司總經理郭朵。鄒平市政協主席閆士柱；原濱州市文聯主席、著名文化學者、《濱州通史》主編李象潤；濱州市作家協會主席、著名作家李登建；原鄒平縣政協副主席、《鄒平縣誌》、《鄒平通史》主編曲延慶；魯中職業專修學院教授、濱州市政協特聘文史專家王忠修；鄒平市文史專家景廣海；鄒平一中高級教師、山東省特級教師、濱州市政協特聘文史專家劉慶亮；鄒平一中高級教師、文史專家孫自力；郭在貽先生親屬郭憲明、郭憲玉。
本次研討會由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文科資深教授、博導張湧泉主持。
鄒平市政協主席閆士柱致辭，他首先代表鄒平市政協對前來參加「漢語言文字與文化自信暨郭在貽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的各位嘉賓表示熱烈的歡迎，對研討會的召開表示衷心的祝賀！郭在貽先生的一生既是文化的一生，更是求索奮鬥的一生。家鄉的父老既為有這樣一位卓有成就的大學者倍感自豪，也有義務做好郭先生學術遺產的保護、傳承和發揚光大工作。鄒平市相關文化職能部門和文化界人士要以此次研討會的召開為契機，充分挖掘、努力整理和保護好鄒平優秀的文化遺產，做好各項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自覺，推動全市文化事業再上新臺階。同時，也真誠希望各位專家教授常到鄒平，對我市的文化建設和發展工作給予指導和幫助。
郭在貽先生弟子、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文科資深教授、博導張湧泉向我市贈書
上海浦東象外樓書畫室書法家周崇堅題字
作為本次研討會的組織者和郭老師的學生，張湧泉說起恩師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學部委員、博導劉躍進因故無法到場，特委託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江林昌代讀致辭。他表示：郭老師離開我們整整三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他的道德文章，為學界傳誦。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正是先生留給我們的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學習郭老師，潛心讀書、刻苦鑽研，努力在學業上有所成就，在工作上取得成績，這是紀念郭老師的最好方式！
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長、研究員陳野：郭在貽老師高尚的人格，寬厚的胸懷，嚴謹的治學態度，刻苦的鑽研精神，高遠的學術格局，超然的生活態度，永難忘懷。他對我國歷史文化真摯深厚的熱愛關切，對經典文獻孜孜以求的學習鑽研，凝聚著極為深沉的文化情感。本次會議的舉行，不僅是緬懷恩師，也讓大家再次有機會以恩師為學習楷模，對照檢視自我，以問心無愧的為人立世之舉報答郭老師的諄諄教誨。
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江林昌：本次研討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進一步弘揚郭在貽老師的學術精神、治學方法，也是為了促進鄒平市的文化建設與發展。
遼寧大學中文系教授王魁偉：「去華崇實，甘於寂寞」，這是郭在貽老師一生所遵循的信條，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當年買到老師作品的激動與老師為之題詞的場景歷歷在目。
原濱州市文聯主席李象潤、濱州市作家協會主席李登建、原鄒平縣政協副主席曲延慶分別發言。在研討會上，各位學者無不懷念郭在貽老師，回想起郭老師在世時對研究訓詁學、楚辭學、敦煌學的堅韌與執著，回想起郭老師嚴謹治學的魅力，回想起跟隨郭老師學習的激情與幹勁，在場的學者們都似乎回到了當初那段滿懷希望與憧憬的求學時光！
會議最後，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江林昌接受採訪，他表示，如今，我們要從愛國主義、民族精神的高度去理解郭在貽先生在中國學術史上的貢獻，同時勉勵鄒平的中小學生要學好我們的母語，鄒平青年要以郭在貽先生為楷模。
郭在貽先生簡介
郭在貽先生（1939—1989），號旻盦（又作庵）居士，室名樸學齋、儀二王齋（「二王」指王念孫、王引之）、冷凳齋。1939 年 1 月 11 日出生於山東省鄒平市碑樓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幼年喪父，家境貧寒。1957 年至 1961 年就讀於浙江師範學院（1958 年改名為杭州大學）中文系。因成績優異，畢業後留校，分配在語言文學研究室，給姜亮夫先生當助手，至 1965 年秋季「四清」運動止。「文革」後調中文系任教。1979 年被評為講師，1980 年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85 年晉升為教授。1986 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定為博士生導師。他是當時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1988 年，被國家人事部核准為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他是浙江省第六屆政協委員、九三學社社員，生前兼任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委員會副會長、浙江省語言學會副會長。1989 年 1 月 10 日因病逝世，年僅 50 歲。著有《訓詁叢稿》、《訓詁學》、《敦煌變文集校議》（與張湧泉、黃徵合著）,以及他去世後由他的學生整理而成的《文存》上中下三編,2002 年 5 月已匯集為四卷本的《郭在貽文集》由中華書局出版。 先生畢生致力於漢語言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訓詁學、敦煌學、楚辭學諸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大學畢業後，在姜老的引導下，先生沒有急於述作，而是如似渴地讀書。當時他讀書的重點是語言文字學，旁及歷史、哲學、文學，其中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是他專攻的對象。後來先生回憶說：「清人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我從頭到尾讀過三四遍。我在自己用的本子上，先用硃筆點讀過一遍，然後又密密麻麻地貼滿了浮籤，用一句套話來說，可謂『丹黃爛然』了。」（《回顧我的讀書生活》）這段時間的讀書生活，為他後來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而又寬博的基礎。他的處女作是 1978 年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上的《〈說文段注〉與漢語詞研究》等五篇系列研究論文。這些論文，從不同角度對《說文段注》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十年「文革」，舉國板蕩，沒有哪個地方可以安得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但先生憑著對學術的執著追求，超然物外，仍一意沉潛於書卷之中。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他的讀書生活跨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由博覽群書打基礎轉而進行專門性的研究。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楚辭》。自東漢王逸《楚辭注》而下，前人對《楚辭》已進行了反覆深入的研究，有關的著述不下數百種，要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有所發明，談何容易！但先生沒有在困難面前卻步。在研讀了數以百計的《楚辭》論著的基礎上，他憑著紮實的古漢語和古文獻方面的功底，精思博辨，寫成了《楚辭解詁》一文，對《楚辭》中的一些聚訟紛紜、向無定論的疑難詞語進行了類似破譯密碼的考釋工作。如考證「九約」即「糾鑰」，「志度」即「踱」，「雷淵」即「回淵」，等等，莫不洞見幽微，得其本真。
他還寫了《近七十年來的楚辭研究》、《楚辭要籍述評》等論文，對《楚辭》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作了宏觀的評述。文章論述全面、評議得當，反映出一位深有造詣的研究者的真知灼見。此外，他還寫了《〈漢書〉札記》、《〈論衡〉札記》、《古代漢語詞義札記》等論文，對《史記》、《漢書》、《論衡》中的一些疑難詞語進行了考釋，亦皆精審，多發人所未發。
1976 年，「四人幫」被粉碎，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先生的學術活動也跨入了新的階段。在蔣禮鴻先生的影響薰陶下，他的學術研究從傳統的訓詁學領域轉向了漢魏六朝以來方俗語詞的研究。從漢代經師到清代鴻儒，傳統的訓詁學在先秦兩漢典籍的訓釋方面無疑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對漢魏六朝以來方俗語詞的研究工作，卻不曾很好地做過。這是漢語詞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也是文字訓詁之學的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從 1979 年在《中國語文》刊發《古漢語詞義札記（二）》一文開始，先生繼踵張相與蔣禮鴻諸前輩之後，對漢魏六朝以來文獻中的大量「字面生僻而義晦」或「字面普通而義別」的方俗語詞進行了考釋，先後發表的有關論文多達四十餘篇。這些論文，思致綿密，徵引詳贍，結論多可信從。諸如杜甫《彭衙行》的「咬」字，白居易《琵琶行》的「灘」字，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的「何許人」，長期以來以訛傳訛，未得確詁，一經先生點破，便有霧解冰釋之妙。在俗語詞研究中，先生既汲取了前輩學者經常使用的歸納模擬的訓釋方法，又善於把俗語詞研究和文字校勘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如他考釋王梵志詩中的「蛆姡」一詞，便是從文字校勘入手，指出「蛆」即「」的假借字，而「姡」則即「妒」的俗體字，破除了字形的迷障，「蛆姡」的意義也就豁然開解了。先生還善於將俗語詞考釋和漢語詞史的研究結合起來，追本溯源，求其會通。他非常注意觀察那些較為特殊的語言現象，努力探尋揭示那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如《唐詩中的反訓詞》、《杜詩異文釋例》、《唐詩異文釋例》諸文，都是如此。為了促進俗語詞研究工作的開展，先生還從理論上對俗語詞研究的特點與經驗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先後寫了《俗語詞研究與古籍整理》、《俗語詞研究概述》等論文。在 1986 年出版的《訓詁學》一書中，更把漢魏六朝以來的方俗語詞研究為專章，就俗語詞研究的意義、歷史和現狀、材料、方法等進行了全面的闡述，填補了學術研究領域的空白。日本學者佐藤晴彥教授指出：「郭在貽氏前年出版的《訓詁叢稿》，以其踏實的工作方法而引人注目。這次的《訓詁學》也是非常獨特的。直截了當地提出俗語詞問題並為一章，通過豐富的例證來強調說明俗語詞的研究成果對於正確地理解文句是多麼的重要，恐怕還是從本書開始的吧。在傳統的色彩極其濃厚的訓詁學的世界裏，只有郭著這樣說並且付諸實踐，這是很不簡單的啊！」（見《日本中國學會報》39 集）
訓詁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舊的訓詁學作為經學的附庸，其主要目的是為經學服務的。過去的一些訓詁學著作也往往言必稱九經三傳，擺脫不開為經學服務的老框子。所以如何加強訓詁學的實用性，是擺在今天的訓詁學家面前的一大任務。先生在訓詁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中，十分注重訓詁的實用性，撰寫了《訓詁學與語文教學》、《訓詁學與辭書編纂》、《漫談古書的注釋》等一系列論文，努力使艱深的訓詁之學同古籍整理、辭書編纂，以及大中學校的語文教學掛起鉤來。在《訓詁學》一書中，「實用性」更是貫穿全書的一條主線。書中所揭示的訓詁學的作用，極具說服力；所概括的訓詁方法，又切實可行。現在許多高等學校把郭著《訓詁學》作為教材，良非偶然。
80 年代初，先生開始把研攻的重點放到敦煌文獻語言文字的研究上來。敦煌遺書的發現，改變了整個中國學術史的面貌，也為方俗語詞的研究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敦煌遺書中的變文、曲子詞、白話詩、券契等文書，保存著大量的口語數據，它們對於考察宋元白話之沿泝，對於近代漢語詞、語法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1959 年，蔣禮鴻先生出版了他的名著《敦煌變文字義通釋》，考釋了一大批變文中的方俗語詞。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解決的問題仍復不少，而且蔣書只限於變文，考釋的範圍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和必要。所以在從傳統的訓詁學領域轉向俗語詞研究的同時，先生注意到了敦煌文獻中的俗文學作品，先後發表了《唐代白話詩釋詞》、《王梵志詩校釋拾補》、《敦煌變文校勘拾遺》、《王梵志詩匯校》等一系列論文。在敦煌文獻方俗語詞考釋的過程中，先生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敦煌俗文學作品的作者或抄寫者，多數水平不高，寫本中字形訛誤很多，這些作品中豐富的方俗語詞往往是通過俗字別體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但一些前輩學者在整理敦煌遺書的時候，還沒來得及對俗字、俗語詞給予足夠的注意，整理工作中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疏漏，從而也對方俗語詞考釋工作的準確性帶來嚴重的影響；敦煌文獻中的俗語詞研究要取得長足的進展，必須從俗字研究和文書校理入手。正是基於這一認識，從 1987 年開始，先生和他的學生張湧泉、黃徵合作，開始了「敦煌學三書」（即《敦煌變文集校議》、《敦煌變文校注》、《敦煌吐魯番俗字典》）的撰著工作。1989 年底，「三書」的第一種《敦煌變文集校議》大致定稿。該書依據敦煌寫本原卷，校正了《敦煌變文集》的大量校錄錯誤。以俗治俗，注重俗字、俗語詞之考釋，是該書的一個顯著特點。先生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此稿專談我們自己的看法，自信不無發明，其中俗字和俗語詞的考釋方面，尤多獨得之秘。」確非自之語。
先生治學嚴謹，學風樸實。在學術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原則，每立一義，必臚舉大量本證、旁證，窮源竟委，不為空疏皮傅之說。在《回顧我的讀書生活》一文中，先生把自己的治學經驗歸納為四點：一、讀書要博，研究要精。他認為讀書的面不妨寬一些，中外古今文史哲，都要涉獵一些，這對於提高一個人的文化素質大有益處。但對研究工作來說，則必須專精，切忌博雜；做學問要注意根柢之學。比如搞訓詁的，對幾種小學名著，必須扎紮實實地精讀一二種，然後由點及面，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推廣開去。二、方法要講究，學風更重要。他大力倡導去華崇實的學風，提出「務平實、忌好奇，重證據、戒臆斷，寧闕疑、勿強解」的訓詁態度，且身體力行。三、做學問要重創造，貴發明。他崇尚清代皖派學者的發明創造精神，反對粗製濫造、雷同剿襲。他寫《楚辭解詁》一文，先後凡七易其稿，參考的書有近百種，歷時近十載，而所得不過一篇萬把字的論文，其由即在乎此。四、做學問要刊落聲華，甘於寂寞。他認為讀書人既要耐得起苦，能於枯寂落寞之中得其真味和樂趣，又要自覺抵禦外界名與利的誘惑，始終忠實於學術，獻身於學術。正是以「甘於寂寞」自勵，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為座右銘，所以即使在「十年動亂」中，他仍能閉門讀書，潛心著述，誠可謂「蘇世獨立，橫而不流」，「深固難徙，更壹志兮」（姜老為先生手書《橘頌》語）。
先生在訓詁學、敦煌學、楚辭學諸領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推崇和矚目。香港《大公報》兩度載文評價譽《訓詁叢稿》，《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語文導報》等報刊也多次載文介紹他的研究成果。他主持撰著的《敦煌變文集校議》獲北京大學第四屆王力語言學獎；他的論文《〈楚辭〉解詁》、《唐代白話詩釋詞》獲中國社科院首屆青年語言學家獎；《訓詁叢稿》一書獲國家教委首屆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二等獎和浙江省高校文科科研成果特等獎；有關說文學、敦煌學、訓詁學的論著連續三次獲浙江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他無愧於「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的崇高榮譽。
先生為人謙虛謹慎，待人熱情坦誠；他不慕榮利，一生清貧。先生手書壓在書房臺板底下的「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語出《南史》），正是他精神境界的真實寫照。先生長期工作在教學第一線，不但每學期為未來的博士、碩士、學士們上課，為他們審閱論文、批改作業，還不辭辛勞地親赴地縣為函授學員講課，滿腔熱情地為許多認識的、不認識的青年朋友看稿審稿。為教學、為科研，先生竭盡了畢生的精力。
1989 年 1 月 10 日，萬惡的癌細胞奪去先生年輕的生命。他走得那樣匆忙，他沒能過上五十周歲的生日就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