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全球人文」呼之欲出,中國學者如何用好機遇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王寧

【導讀】日前，由世界人工智慧大會在上海召開引發了高新科技熱，加上5月全國兩會上國家著力推進的新基建建設，讓我們看到了數位化時代科技興國的喜人態勢，與此同時，作為民族精神的兩翼——人文學科的夯實也迫在眉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王寧，曾在2006年受邀擔任英國勞特裡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全球化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編，負責整個人文學科的條目編撰。1998年，他也曾在北京主持了「全球化與人文科學的未來」國際研討會。近年來，隨著中國在世界的國際地位的提升，他提出了 「全球人文」的概念，並倡導中國高校要加強人文學科的建設，增加國際話語權。

人文精神與人文學科

作為人文學者，我們在全球化時代提出「全球人文」這個概念，是要打破狹隘孤立的民族主義的「自我欣賞」和「自滿自足」，使得人文學科的研究走出狹隘的學科領域，跨越民族/國家的疆界，探討一些具有普適意義的理論話題。

*人文學者的敏銳帶來的長處和短處：跨學科但缺乏實證支撐

為什麼人文學者，對一些前沿學術理論話題如此敏感並能迅速地作出自己的反應？ 我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其一，人文學者主要就是研究人，所關注的是人的生存環境，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活環境，因此如果外部環境有所變化,容易率先感受到並且出乎本能地作出自己的反應。其二，由於人文學者更加注重人的精神生活，因此特別熱愛讀書，修身養性，陶冶情操，有時甚至花上很多時間去讀一些與自己的專業並無直接關係但卻直接關涉自身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書籍，這樣一來，人文學者的知識面就比較寬廣，他們很容易敏銳地覺察到整個學界當下所關注的前沿理論話題並及時地作出自己的反應。 其三，人文學者，尤其是文學研究者，大都受過嚴格的語言文字訓練，因而十分擅長用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往往一蹴而就就能在短時間內將自己實際上思考並不太成熟的想法寫成一篇文章並見諸報刊，甚至能引起整個學界的理論爭鳴。

所以，人文學者的跨學科特徵既是其長處，同時也是其短處：容易初淺地涉獵其他學科領域，甚至發表的見解流於淺薄，常常在華麗的理論辭藻背後缺乏深入的實證研究的支撐。有鑑於此，人文學科的評價也是最困難的。

*美國視角建立的人文學科：塑造美國文化和學術化的美國性格

前幾年在美國出版的《人文學科和美國夢》(The Humanitie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 2011)一書就全面地闡述了人文學科的特徵以及它在美國學界和高校的獨特地位。作者傑弗裡·哈派姆(Geoffrey Galt Harpham)是一位專事文學研究的學者，長期擔任美國國家人文研究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主任，因此由他親自著述闡述人文學科在當今時代的功能和地位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人文學科和美國夢》一書全面地闡述了人文學科的特徵以及它在美國學界和高校的獨特地位

首先，對於什麼是人文學科這個問題，哈派姆指出，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文學科實際上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學術體制發明的一個產物，當時，它被設想為表達美國文化以及美國的民族利益的工具。因此，它作為一個「美國夢」具體體現在這樣兩個方面：它再現了自美利堅合眾國誕生之日起美國人所追求的穩定和繁榮的願望，以便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欣賞人類的精神文化產品。此外它也以學術的方式表達了一種理想化的美國民族性格的形成。

對於究竟何謂人文學科，學界還一度有著模糊的認識，甚至將其與那些注重實用的社會科學學科相混同。按照哈派姆的定義，「到了20世紀中葉，『人文學科』這個術語用來指專門研究哲學、文學、藝術，有時也包括歷史在內的學科群，並逐步形成一些規律」。「與科學、意識形態、機械、行為、大眾社會、對理性的弘揚以及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性這些東西相對，人文學科往往與賦權(empowerment)、解放、培育(cultivation)、公民責任(civic responsibility)以及幾乎無一例外地，包括道德行為(ethical behavior)及性格發展相認同」。

*人文學科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漏洞百出並暴露給其他學科」

這樣，人文學科研究的目的也就清楚了：它不求在短時期內取得立杆見影的效果，但在大學的各門學科的分布中，又佔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位置。這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經常說的，一所世界一流大學，不僅要有一流的科學大師，同時還要有一個一流的人文環境和一批人文思想家。這一點也許是我們許多以理工為主的一流大學必須發展文科的一個重要原因。也許正是由於上述三個前提的嚴格規定，當今的人文學科常常無法應對所出現的問題，因此也就常常陷入危機之中。正如哈派姆所中肯地指出的，這種危機具體體現在：「歷史無法告訴我們關於過去的全部真實情況，文學研究也無法解釋文學，哲學也無法講述真理。這三個學科的每一個都挑選出人類生存的某些方面提供給我們明確的理解，或者說使我們心領神會，即這些方面僅代表總體中的部分。勞動分工、合作以及共同依賴這些概念告訴所有的人文學科，它們原則上總是漏洞百出(porous)並暴露給其它學科」。

王寧曾任《全球化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編，負責整個人文學科的條目編撰

這當然既是人文學科的不利因素，同時也是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徵。因為「『危機』在這個意義上並不是威脅或災難，倒或許是描述人文學科的一個永久性特徵的過於戲劇化的方式。這應該是我們辯證地看待人文學科所處的境遇的正確態度。

全球化時代人文學科的作用

因此人文學科的研究成果並不像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成果那樣，對前人的成果是淘汰制和絕對的超越，而同時體現在對前人成果的繼承和發展，即使是某些全新的假想也是建立在對前人的結論的批判性超越或揚棄之基礎上的。這就是人文學科與自然和社會科學的區別。

*人文學科在大學發展中面臨評價問題和值得冒的風險

關於人文學科在大學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少中外學者已作過論述，有人認為發展文科面臨這樣兩個問題：

第一，關於文科的評價問題，即人文學科的評價問題。決不能簡單地以數量來衡量，也不能以該成果發表在何種刊物上來衡量，更不能絕對地以某項成果在短時間內的被引次數，作為衡量一項學術成果是否有意義和價值的唯一標準。那麼文科的評價標準究竟何在？我認為就在於它對已有的人文學術做了多大的發展和推進，更應注重其在後世的持久性影響。而對某些冷僻的學科專業的學者及其研究成果的評價，則應主要依靠同行的定性評價和客觀定量評價相結合的辦法，這樣才能得出相對客觀公正的評價。

叔本華、馬克思、尼採、弗洛伊德等公認的思想家，即使生前受到冷遇（當然，弗洛伊德屬於例外，因為他身前就獲得了不少榮譽），但其著作的價值也照樣會被後人重新發現並得到全新的解釋，因而產生持續的生命甚至「來世生命」。這應該是人文學科的特殊性。

（從左到右）著名思想家叔本華（1788-1860）、馬克思（1818-1883）、尼採（1844-1900）、弗洛伊德（1859-1939）

第二，就是文科的風險問題，這也是許多大學校長在發展文科時謹小慎微的一個原因。既然人文學科所要探討的往往是關乎人類生存的一些具有普適意義的問題，那就勢必要冒一些風險，這其中既包括對前人研究成果的顛覆性批判和超越，同時又包括一些敏感話題的研究，如果冒犯前者就會受到學界的誅伐，而冒犯後者則有可能遭到查禁。

*德希達的解構主義思想在哲學界、文學界、史學界的遭遇

德希達這位解構主義哲學大師就曾受到過此類境遇。

德希達的哲學思想又稱作「後哲學」，由於它的理論穿透力，實際上消解了哲學與文學的界線，也加速了「哲學的終結」和「文學的解放」，為一種新興的人文學(human science) 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儘管德希達多次辯解說解構並不是一種理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反理論的策略，它的意義決不在於「摧毀」或「破壞」任何東西，而是起到對結構的消解作用，但結果這種嘗試仍充當了曾在美國一度風行的解構主義文學批評的重要理論基礎。甚至可以這麼說，德希達就是解構理論乃至整個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理論思潮的鼻祖和領銜人物。

儘管德希達從來不濫用後現代主義或後殖民主義這些批評術語，但利奧塔、鮑德裡亞、哈桑、賽義德、斯皮瓦克、巴巴、巴特勒這些公認的後現代主義或後殖民主義大師卻無不受到他的思想的影響。甚至連哈貝馬斯、詹姆遜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未能倖免他的影響。因此認為德希達的去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就不為誇張。

2018年，文匯講堂推出「24位世界哲學家訪談」系列，後結構主義哲學家、批判理論專家巴特勒為訪談對象之一

正是由於他的這種跨學科性和解構性，正統的經院哲學界可以忽視德希達的存在和影響，甚至詆毀他，但不可否認的是，德希達的理論建樹體現在整個人文學科領域中。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考察德希達的貢獻，就必須從構成文學文本的重要因素語言入手。這樣就同時涉及了語言學和文學研究兩個學科，首先體現在，他始終關注語言問題，早年曾對胡塞爾的現象學進行挑戰和質疑，並曾一度迷戀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和列維－史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批評。但他的解構嘗試也正是由此而開始的。他反對結構主義的那種訴諸單一結構的片面語言觀，認為語詞有著諸多的層面和多重意義，因而對由語言詞彙組成的文學文本的解釋就應當是多重的。從而為意義的多重解釋鋪平了道路。今天的語言學家也許並不贊成德希達的觀點，但要超越也就不得不從對他的批判出發。

在史學界，解構主義理論的提出無情地消解了歷史客觀公正的神話，為一種「新歷史主義」史學觀的崛起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歷史的重新書寫鋪平了道路。應該承認，這些具有深刻革命性的觀點對今天我們重新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因此，在人文學者看來，學術研究不應該有禁區，特別是對一些基本理論的研究更應該做到大膽探索，小心立論，這樣我們就能夠推進人文學科研究的發展和繁榮。這樣看來，冒一下這樣的風險仍是值得的。

解構主義哲學大師德希達（1930年7月15日-2004年10月8日）

*人文學科的社會作用：「虛」可能會轉化為「實」， 直接服務於國家

那麼人文學科在當今社會的作用體現在那裡呢？首先，人文學科在現代大學體制內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對於一所世界一流大學就更是如此。其二，人文學科除了發展自身的學科外，還可以在所在的大學校園裡營造一個良好的人文環境和學術氛圍，促進各種學術思想的交流和交鋒，新的思想和成果才能產生，新的大師才能脫穎而出。其三，設在大學裡的人文學科還服務於整個社會，不僅向社會提供先進的思想和新的價值觀念，提升人們的倫理道德修養，鞏固人們的信仰，從而使人們在各自的工作中能夠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這也正是為什麼當今世界的五百強企業如此重視企業文化建設的原因，同時也是為什麼儒家的管理思想在當今時代如此受到管理者青睞的原因。

由此可見，人文學科的「虛」並非總是如此，它有可能轉變為「實」進而直接服務於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建設之目的。當然，人文學者的呼聲也許不能改變決策者的錯誤決定，但至少可以使決策者三思而後行。這一點尤其體現於當代生態文學批評對環境保護所起到的潛移默化的作用。二十年前，當生態批評剛從西方介紹到中國來時，不少人認為中國當時的發展是當務之急，並沒有考慮到保護我們的生態環境。但後來的空氣中出現霧霾和汙染，人們才突然醒悟到，我們既要打造一些「金山銀山」，同時也更要「綠水青山」，這二者在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和發展中並不矛盾。因而我們不得不欽佩那些生態主義者的前瞻性。

安吉餘村「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紀念碑（圖源：浙江在線）

全球人文以及中國學者的作用

今天，我們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提出「全球人文」(global humanities)這一概念並非出於主觀臆想，而是主要基於以下幾方面。

*文史哲等人文學科分別提出過「世界文學」、「世界哲學」等概念

首先，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的今天，人文學科已經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響和波及，在文學界，世界文學這個話題重新煥發出新的活力，並成為新世紀比較文學學者的一個前沿理論話題。在語言學界，針對全球化對全球英語之形成所產生的影響，我本人也提出了複數的「全球漢語」(global Chineses)之概念，並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世界語言體系將得到重新建構。在哲學界，一些有著探討普適問題並試圖建立新的研究範式的抱負的哲學家也效法文學研究者，提出了「世界哲學」(world philosophy)這個話題，並力主中國哲學應在建立這一學科的過程中發揮奠基性作用。而一向在被認為是最為傳統的史學界，則早有學者在世界體系分析和全球通史的編撰等領域內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因此，我認為，我們今天提出「全球人文」這個概念是非常及時的，而且文史哲等人文學科的學者們也確實就這個話題有話可說，並能在這個層面上進行卓有成效的對話。

*「全球人文」探討普遍意義的話題，中國話題也應提升普遍價值

其次，既然「全球人文」這個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它所要探討的主要是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話題，諸如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全球現代性(global modernity)、超民族主義(transnationalism)、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全球生態文明(global eco-civilization)、世界圖像(world picture)、世界語言體系(world language system)、世界哲學、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世界藝術(world art)等。作為中國的人文學者，我們不僅要對中國的問題發言，同時也應對全世界、全人類普遍存在並備受關注的問題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就是我們中國人文學者的抱負和使命。

2018年，文匯講堂出版第5本演講/訪談精編集《在這裡，中國哲學與世界相遇》

具體說來，在過去一百多年來，我們中國的人文學者確實在大量引進國外，主要是西方的，學術思想和文化理論方面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相比之下，中國的絕大多數一流人文學者的著作都沒有被譯介到英語世界，只有極少數可以直接用英文著述的優秀的中國人文學者在經過嚴格的評審和多次修改之後才勉強地躋身國際學界，但發出的聲音卻是十分微弱的。這當然在相當程度上是語言的障礙所致，但我們也應該考慮到，我們所提出的話題是否具有普遍的意義和價值？

*培養精幹的學術翻譯隊伍，同時設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院士制

再者，如上所述，全球人文所探討的既然是全世界的人文學者都普遍關注的基本問題，那麼表達的媒介自然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很難在西方非華裔的漢學家中找到其寫作能力達到在中國發表水平的學者，但在中國以及海外的華裔人文學者中，能用準確的學術語言著述並達到在英語世界發表的水平的學者已經不是很少了。因此我們在加強中國人文學者的英語寫作水平的同時，也要致力於培養一支精幹的學術翻譯隊伍，通過中外合作的方式把中國的學術思想和文化理論譯介到英語世界，這樣才能有效地打破全球人文學界實際上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態勢。

當前，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人文學者已經認識到，中國的人文學者不僅要在國際中國研究領域掌握話語權，同時也要在一些具有普適意義的基本理論話題的研究方面爭得最起碼的話語權。為了更為有效地與國際學界進行平等對話，我也向有關部門提議，設立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院士制，這也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由此看來，全球人文的實施可謂任重道遠。作為中國的人文學者，我們應該不負眾望，為全球人文學科的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

作者：王寧

編輯：袁琭璐

責任編輯：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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