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作為新中國曠古未有的巨大文化工程，雖在文化浩劫中經歷磨難，卻終至圓滿完成。而承擔該項整理出版任務的中華書局，則有幸成為動亂歲月中的避風港，中國文史學界的大批一流學者，也因整理「國史」獲得「解放」，集體等到了風平浪靜的那一天。
★ 本刊記者/羅雪揮。
1956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號稱「正史」，是歷代被定為正統史學的24部史書的總稱。1958年7月，毛澤東指示標點其中的「前四史」。同年9月13日，吳晗、范文瀾為此召開會議，提議「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標點工作，亦即著手組織人力，由中華書局訂出規劃。」毛澤東在報告上批覆:「計劃很好，望照此實行。」
全國學術總動員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是中央交代的任務。中華書局和北京的人力很不夠，整理工作進度太慢。為了促使這一工作早日完成，必須借調外地的專家共同來進行。」這是中宣部1963年8月發出的調令。借調名單有:「武漢大學:唐長孺；山東大學:王仲犖、盧振華、張維華；中山大學:劉節；吉林大學:羅繼祖；南開大學:鄭天挺；杭州大學:任銘善。」其中只有任銘善未到京。
1959年9月，顧頡剛點校的《史記》率先出版。為保障其餘各史進度及質量，中華書局又申請將專家集中起來進行工作，全國學術總動員就此開始。1963年到1966年，專家們陸續到北京翠微路2號院中華書局報到，開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那是非常美好的歲月，沒有太多的政治介入，人們嚴格地按照學術標準進行工作。」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徐俊如此評價。
當時參與點校工作的專家們，仍然可以埋頭讀書，甚至能夠不參加政治學習，這是罕見的學術優待。平安度過了50年代，熬過了生活上的困難時期，知識分子們意外地受到禮遇。從中華書局留存的文字檔案來看，從給來自南方的專家增加大米供應，到解決大家的醫療問題，甚至是購買蚊帳、涼蓆，乃至添置單人沙發，無不照應周全。專家們到京後不久便是國慶節，每人均獲一張觀禮券，能登上天安門觀禮臺，這更是一份難得的政治信任。
然而，翠微路大院也非世外桃源。隨著大氛圍日益緊張，曾公開說現在不應該再強調階級鬥爭了，而應該強調生產鬥爭，改善人民生活的劉節，1965年，因其點校稿中「存在問題」，第一個離開了點校組。後來在「文革」中，學生要批鬥陳寅恪，劉節竭力阻攔，大呼:「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鬥我就行了！千萬別鬥他！」這件事至今還被人時時提起。
遼金史專家傅樂煥，亦被所在單位勒令回校檢查。他是傅斯年的侄子，且與胡適有交往，運動中成為眾矢之的。1966年5月，傅樂煥離開翠微路大院之後，在陶然亭自殺。當時負責點校組工作的趙守儼最後一個與他談話，雖沒有發現他有任何異常，但心中已有不祥之兆。「國史」整理不久遭停頓。中華書局員工統統被下放到湖北鹹寧幹校，其辦公樓也劃歸北京鍋爐廠所有。
1967年5月，正「當紅」的戚本禹下令繼續點校工作，且可以使用「舊人」。由於當時運動正處於「高潮」，很多「舊人」已不能再來。「工農兵」參與了領導工作，要求一年內把「二十四史」都整理完成。有人還提出「圈圈點點就沒有立場觀點問題嗎？」認為「凡是美化帝王將相、宣揚封建道德、污衊勞動人民的語句，不應用感嘆號」。如認為「帝(崇禎)出宮，登煤山，望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這是騙人的鬼話，決不能用感嘆號，要改用句號。
這次點校工作很快解體。徐俊強調，這段時間在歷時20年的「二十四史」點校過程中只是一個短暫的插曲，其點校結果也並未被採用，對整個點校成果沒有產生真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