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社會中,我看我的父親是個「清高的」、「純潔的」好人。解放後,有批評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總理到北大講話說：「胡適之根本不認識什麼是帝國主義」,心中反感已極。以為以我父親的淵博，竟不知什麼是帝國主義，寧非侮辱。在華大時,仍以為父親「作惡無多」。學社會發展史以後,想法稍有轉變。經過學代選舉前兩次檢討會,使我了解在這問題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動的臭蟲立場。結合社會發展史、國家與革命、中國革命簡史的學習,鄧拓、何幹之等同志的著作,自己鬥爭的結果,試行分析一下我父親在歷史上作用。
我的父親出身沒落的官僚士紳之家，在一九0四年到一九一0年時,他還是一個學生，一九一0年去美國(年二十歲)，美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一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來的人迅速的被徵服，他的長期的教育環境使他的立場逐漸轉移到資產階級。在國外所寫的文章如「文學改良芻議」等，當時在中國名噪一時，是因為他在反封建(為資本主義開闢道路)的一點上，和當時人民的要求相符合；在反對死文學、舊禮教和守法觀念上，他起了-定的進步作用。
一九一七年回國時，正是袁、段竊國的時期，他眼望著橫暴的政權，不知是否容許自己「置喙」,於是抱了「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在思想文藝中，整理國故中逃避政治，「五四」時代，自己不能再逃避政治了，他發表了「問題與主義」，用庸俗的點滴改良主義對抗中國新興的社會學說,以為只有在不「根本解決」的基礎上，中國社會才有進步，說明一個中國無比軟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面對著驚天動地的「五四」、「六三」運動的必然看法，他所反對的「根本解決」，也就是打碎軍閥官僚地主買辦國家機器的革命，也就是震撼他本階級利益的革命。
一九一九年以後，日益走入歧途，提倡易卜生主義，以充實他的「問題論」；介紹實驗主義來抗唯物主義。自己彷徨於統治者之間，期望著在段祺瑞政府的基礎上進行「改良主義」，他參加了「善後會議」。在革命低潮中，他以教育為第一性，政治經濟是第二性，幻想在蔣政權下辦好一個學校——中國公學。以為在教育辦好了時，造就了人材，社會就好了(一九二七 三0)，但在南京反動政府的威脅下,他的迷夢被擊破，被迫離開中公。無比軟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不敢反抗既有的「正統政府」的，他和當時他的階級一樣。在反動政權面前低了頭，轉過來要求蔣光頭的政府中實踐他的改良主義，在被迫走的那年，自願的就北京大學文學院長職。在這個位置上，他明確的奠定了他的文化政治統治者的基礎，一方面和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利益進行密切的給合，如羅氏基金、中美文化基金董事會、庚款委員會中,他都是重要的支柱；展開「全盤西化」的口號,甘心做帝國主義的工具。一方面創辦「獨立評論」，望著南京政府的眼色行事，用委婉的口氣說「抗戰不易」。
更反動的是在圍剿蘇區時,他高呼「好人政府」，翁文灝、蔣廷黻等在他的鼓勵下,一一邁進仕途,使一般小資產階級在不能忍受政府的強暴的時節，忽然看見「開明」的教授們「脫卻了藍衫換紫袍」，以為中國前途有望,反動政府的國家機器有了這批「好人」、「新能吏」，也更能發揮他的壓迫人民的作用。至於我的父親這時所以拒絕了蔣的邀請做教育部長，是既維持自己的「清高」，又在「舉國諸賢」以後,可以在國外發生更大的作用，何樂而不為。他當時要求過「學術獨立」，也反對「法西斯」，那不過是他認為學術的依附，會使匪幫政府「好景不長」，而他的「改良路線」則是他認為的「萬世之業」的打算。
但是，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到華東華南，深入到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心臟，英美派大資產階級被迫不得不戰時，在他的階級利益受到了威脅，他的階級代表蔣政權威信低落時，他在一九三八年終於做蔣政權駐美大使，做了一個蔣政權得力的官史。他在任中簽定了種種的商約，使美帝可以繼續取得「四大家族」從人民手中掠奪來的「專賣品」,籤定多次借款，這些借款可以使蔣政權增強「威信」，可以購買武器彈藥來防共滅共，也可以使四大家族又多一筆資本，在更廣的範圍內盤剝人民的血汗，他嚴謹不苟地為他的老闆服務著。
一九四六年，全國人民要求解放，統治階級受了全面的威脅,他覺得是他的神聖的責任，他就回國為階級效忠，儘自己最大的努力來鞏固蔣幫政府，儘量爭取落後的、動搖的小資產階級及其他人民。他回來以後，一方面在北京大學執行反動政府的命令，一方面技巧的維持學校當局和學生的矛盾，時常發表中間言論，蒙蔽著人民，他在小資產階級的落後性上發揮了最大的力量混淆是非，多少人給「世界學者」蒙蔽了。
他對反動者的赤膽忠心，終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敵的命運，全國勝利來臨時，他離開了北京，離開了中國，做了「白華」，他還盛讚「白俄居留異土精神之可佩」。
今天，受了黨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歷史的「大山」，敢於認識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從一九一九年「問題與主義」發表以後，他彷徨於改良的路上，和他軟弱的資產階級一樣，摸索了十一年，在一九三0年，做北大文學院長以後，更積極地參加鞏固加強蔣匪幫的工作，始終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認識蔣匪幫的黑幕，不能早日發現美帝狠毒的真相；並替蔣匪幫在美國籌計借款，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鞏固蔣匪幫政府。這次出走，並在美國進行第三黨活動,替美國國務院掌管維持中國留學生的巨款(四百萬美金,收受這筆的人大都是反動分子，民士個人主義者的資助和養成費)，甘心為美國服務。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狀和他的有限的(動機在於在中國開闢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封建的進步作用相比，後者是太卑不足道。
我以前受了長期奴化教育，對於人民政策不了解，又未學辯證法，了解人也不是從發展的、變化的觀點出發，所以在學習一個多月以後，一個朋友從香港來北京公幹,回港時問我：「你對你父親將來取如何態度 」我錯誤的回答：「他恐怕永遠不會贊成集體主義，還是住在美國罷。」今天了解政府的寬大政策，對於一切違反人民利益的人，只要他們承認白己的錯誤，向人民低頭，回到人民懷抱裡來，人民是會原諒他的錯誤，並給以自新之路的，我的想法因此有了轉變。
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經過長期的鬥爭，我以為在思想上大致劃分了敵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許多不能明確割開的地方，除了自己隨時警惕這種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並要求自己樹立起工農大眾的感情來，在了解工農的偉大，自己勝利的參加土改後，我想一定會訣絕消極狹隘的、非無產階級的個性感情的。
附文：
在1951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胡思杜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臺演出反美話劇《美國之音》。9月22日，思杜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斥責父親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此事在海內外引起了一場極大的震動。耐人尋味的是，胡適一反常態，在他的日記裡除了分別於9月26日、9月28日、10月4日剪貼相關報導之外，並未過多談及此事。
「學習改造」結束後，胡思杜還到堂舅江澤涵家取走了那一皮箱細軟東西，「說是要把這些東西上交給共產黨的上級組織，他以後用不著這些東西了」，「向黨組織表示他的忠心」，「同時他還說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江澤涵語)。胡思杜在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當歷史講師，積極、努力地工作，想為父親「贖罪」。
從蔣圭貞給胡適的信中，思杜此時「有一個女朋友，現在貴州，明春可能回來，希望他明年能結婚」(胡適1950年10月7日日記)。但這個女朋友後來也跟他分手了，此後再也沒人願和思杜談戀愛。在1949年以後接觸思杜最多的親人恐怕就是親戚胡思孟先生了，他回憶道：「思杜也沒有對象(女朋友)，找不到對象。別人一介紹，女方一聽他是胡適的兒子，是戰犯的兒子，女方都不願意了。」
1957年鳴放時，胡思杜想入黨，就積極、主動地給他所在院、部的領導提了不少建議。後來把他定為右派分子，說他是向党進攻，並抬出他的父親胡適一齊批判。8月29日，《河北日報》以《我省各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獲得初步勝利》為題，發表「本報消息」：「如唐山鐵道學院素稱『鐵樹不開花』的老教授史家宜，在鬥爭中都大膽揭發出右派分子胡思杜等挑撥離間黨與知識分子關係的反動言論。」
1957年9月鐵道學院給他當時往來最多的親戚胡思孟打了個電報，讓他去唐山。到唐山後，胡思孟「看到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適的」。組織上告訴他，胡思杜是21日「畏罪上吊自殺」，並給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遺書」。此時胡思杜已經被裝到棺材裡，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個坑，把他埋下，立個小木牌，「現在恐怕也不知在什麼地方了」。
料理完後事之後，胡思孟便把他的書和衣物裝了一架子車託運回北京，「其中《新華月刊》就有一大箱子，還有許多外文書」。後來由於「 家裡沒有多餘的房子放他的書刊，我(指胡思孟)就把大部分當廢品賣掉了，賣了幾十塊錢。」後來因為胡適的關係，胡思孟在「文革」期間被打成了「黑幫分子 」，被迫離開所在的鐵道部印刷廠，改到火車車輛段當工人，不久又被趕出北京，押送到寶雞修鐵路，直到「文革」後退休了才回到北京。「文革」開始後，紅衛兵們鬧抄家，胡思孟因為害怕，就把胡思杜的書大部分都燒了，甚至「只要有胡適和思杜寫的字，籤的名，都撕下來燒了，現在僅存10幾本外文書了」。至於那份「 遺書」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間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紙的一角。
胡適1962年病逝臺北。
後來，胡祖望從美國給尚在大陸的江澤涵夫婦寫信，了解他們的近況，並問及他弟弟思杜是否還活著。但當時的江澤涵夫婦一家「因為與胡適的關係，也是被整得幾十年抬不起頭，喘不過氣，不敢給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關係』、『胡適關係』惹出禍端來，就把這封信交給學校的領導，徵求他們的意見」。學校沒有明確回復江澤涵夫婦，他們也不敢回信，直至動亂結束後，他們才又與胡祖望取得了聯繫。
胡祖望先生於2005年3月12日病逝於美國，享年八十六歲。有消息說，胡祖望生前曾表示，願死後葬在臺北的父母墓旁，並與弟弟相伴。在胡適夫婦墓地的東南側，有一塊胡祖望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約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紀念碑。胞兄祖望泐石。」草成於丁亥年八月初四夜。
沈虎雛 吳名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