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學者將清代中期著名詩論家沈德潛的詩學思想歸之為「格調說」,且強調「格調說」所承載的儒家詩教屬性。實際上,將沈德潛的詩學思想歸於「格調說」並不是很恰當。首先,沈德潛未以「格調」一詞來標榜自己的詩學理論,沒有像明代「七子派」那樣稱道他們的詩學理論為「格調論」。其次,當時的批評界指摘沈德潛或者贊同沈德潛,也很少運用「格調」一詞來形容沈德潛的詩學思想。如翁方綱曾作《格調論》一文,與評論沈德潛的詩論主張並無直接關聯。再次,後代諸多研究者的成果認為,沈德潛詩學思想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格調說」只是其中的組成部分,僅僅用「格調」一詞來概括沈德潛的詩論主張過於片面。如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的《中國詩論史》認為,「格調說」是中國詩史上的通用理論,沈德潛屬於「溫和的格調派」。而王運熙、顧易生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之中也不以表象的「格調說」囊括沈德潛的詩學理論。
並非僅就詩歌的氣格和聲調而言,他以「格調說」總括沈德潛詩學思想的核心也並非沒有道理,畢竟沈德潛的「格調說」以追模漢魏盛唐詩歌的氣韻為旨歸,在復古求雅的道路上自成一派,正如《沈德潛詩文集》轉引《清史稿·沈德潛傳》所言:「德潛少受詩法於吳江葉燮,自盛唐上追漢、魏,論次唐以後列朝詩為《別裁集》,以規矩示人。承學者效之,自成宗派。」兩者論詩的出發點不同。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詩學背景下,沈德潛與七子派的詩學主張自然有別。具體而言,七子派力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其意在於以漢魏盛唐詩歌的高格逸調來拯救詩文之弊;糾正詩歌意趣的空疏之感。如法度、音調等;而沈德潛看重的是儒家傳統的詩教精神,更強調詩歌的宗旨和思想內涵。
兩者論詩的復古方式不同。七子派論詩倡導復古,但規模對象相對狹窄,以至於局限在「漢後無文,唐後無詩」的小圈子裡無法騰躍,於是雖有復古求新之念想,而無復古求新之碩果。而沈德潛的論詩既秉承了其師葉燮《原詩》中博採眾長的理論思路,也吸取了清初王士禛詩學包容眾說的優長,同時,順應清代詩學思想綜合折中的趨勢,力主詩學思想的融合和貫通,因此,沈德潛的「格調說」是在繼承明代格調理論的基礎上,巧妙地吸收儒家傳統詩學、神韻詩學、性靈詩學的內容而構建起的格調理論。換言之,相比明代「格調說」的僵化狀態,沈德潛的「格調說」帶有鮮明的中和意味。
調和格調與性情,主要是就沈德潛的詩學思想與袁枚(字子才)的詩學思想的關係而言的。沈德潛與袁枚同為乾隆時期的詩論家。但
最先得名者,莫如沈歸愚。表面看來,格調論與性情論溝壑分明,難以溝通。實際上,只要仔細研讀沈德潛的詩學文獻便可得知,他的格調論思想本包涵深刻的性情論思想,而且,根據學者的研究,沈德潛論詩主張先審宗旨,這個宗旨便是「性情優先」。儘管這個性情是以儒家情懷為旨歸的。
沈德潛的時代,性情論自然與袁枚的詩學主張最為親近。從共性的角度看,沈德潛與袁枚談性情,都力主「真摯」。袁枚的「性靈」論思想是性情論的關鍵,一般而言,袁枚「性靈說」主要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追求個性的顯現和性情的張揚。二是重視天才的因素和真摯的感情。在《隨園詩話》中,袁枚常常以清真、天然、真摯論詩,他曾說:「詩貴清真,目所來瞻,身所未到,不敢牙牙學語,婢作夫人。」
因此,這兩種批評話語的深層結構是傳統的,也是因循的。可以看出,無論是實際批評,還是批評話語的組成,沈德潛詩學思想的核心還是以推崇傳統詩學的精神為旨歸,其目的主要在於重新樹立儒家的傳統文化地位,將詩歌反映社會現實的作用和教化的作用置於重要地位。沈德潛從政治文化學的視角出發,在融合「神韻論」、「性情論」的基礎上,尤其強調詩歌的功用價值,故而他的詩學思想主張溫柔敦厚、委婉含蓄,強調詩歌的社會教化作用。所以,他的詩歌選本之中,大部分詩歌是反映社會現實的,展現詩人的真實情感和意志,從而體現詩歌創作用來反映社會現實的作用。綜上所述,沈德潛的詩學思想中融合了傳統精神和現實需要的雙重文化因子,更加彰顯詩學中的典雅情懷和正統意識,以便確立以儒家正統觀念為本、兼容韻致和性情的文學觀念。質言之,「圓型結構」當然,讓後人深思的是,這種「圓型結構」的文化心理又何止是沈德潛一人獨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