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公共領域的一種拓展，網絡公共領域的研究在當下的網際網路時代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回顧了公共領域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歷史演變，簡要梳理了國內外學者對於網絡公共領域研究的主要脈絡，最後提出了其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網絡公共領域；歷史演變；建構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7-2-0027-02
一、公共領域概念的提出及其歷史演變
一般認為，公共領域的概念淵源出自美籍德裔女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她認為政治屬於行動領域，是公共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按照她的觀點，公共領域意指一個共同的政治空間，在這個空間裡，公眾作為公共空間的政治成員參與政治的討論。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問世引來了英語世界對於「公共領域」的討論熱潮。哈貝馬斯把對公共領域的研究限定在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興衰範圍內，將公共領域界定為公共權力領域與私人領域中間地帶，一方面它批判致力於公共權力的空間，另一方面，它立足於不受公共領域幹涉的私人領域，又跨越了個人和家庭的約束，致力於公共事務。這也是當時最受認可和普遍接受的概念。
而其歷史演變，一般分為四個階段：古代公共領域、代表型公共領域、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現代公共領域。古代的公共領域是將政治領域等同於公共領域；到了第二階段，由於其所成立的前提是除了權貴為主的利益階層，其他人均不可在公共性中出場，這顯然是一種偽公共性的公共領域；在第三階段中，哈貝馬斯主張一種向「所有公民開放、由自由對話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輿論、體現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眾傳媒為主要運作工具的批判空間」；在最後一個階段中，國家權力及技術統治論的擴張壓制了公眾的言論自由，再加上商業化原則的侵入使得公共領域遭到了挑戰。
二、對我國當前公共領域狀況的初步認定
公共領域的概念來源於西方，被直接用來分析我國的情況，必然會產生一些問題。敬海新認為我們在引用西方公共領域的概念時，需要考慮這樣兩個問題：一是作為一種西方歷史經驗的社會主體，在我國是否可以建構；二是作為西方的一種理論範式，是否可以用來解釋我國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現實。
相比於西方，我國當前的公共領域是在現代化、全球化、網絡化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特別是伴隨著網際網路的出現與發展，我國公民在話語表達自由上獲得了一定的空間。當下我國正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紛紛湧現。以網際網路技術為基礎的平臺正好為公民提供了這樣一個表達多元想法和利益的平臺。
對此，一部分學者認為網絡是構建我國公共領域的曙光。馬軍（2015）認為，我國網民通過網上發表言論和監督公共權力這樣兩種方式進行網絡政治參與，進而建構其網絡公共領域。然而，網民言論的自由泛濫傾向易產生負面影響，從而不利於網民有效地進行政治參與。對於此種情況，網絡公共領域的構建一方面要倡導自由，另一方面要注重控制。孫海燕（2008）則對網絡能否構建公共領域持懷疑的態度，她認為我國公共領域的建構仍不具備充足的條件，如沒有明確的公私慾界限、公民的民主監督意識不高以及網絡媒體的管理不規範。
三、國內外學者對於網絡公共領域的研究
（一）國外學者對於網絡公共領域的研究
西方對於網絡公共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早，最早關於網絡公共領域的研究發源於網絡空間的政治。後來的研究從把整個網際網路空間作為公共領域轉移到把網絡論壇和博客作為網絡公共領域的兩個階段。
關於網絡空間是否能作為公共領域，西方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美國的馬克?博斯特認為，「把虛擬的網絡論壇看作是正在演進中的公共領域是一種誤解。這樣的理解忽略了網絡『咖啡屋』和傳統公共領域的巨大差異。」[1]道格勒斯?卡爾納側重於研究技術和公共領域關係的問題。他在《技術政治、新技術和公共領域》中指出「我的主張是，起初的無線電廣播、電視廣播媒介以及現在的計算機，為信息、辯論創造了新的公共領域和空間。」[2]
總的來說，西方對於網絡公共領域的研究有這樣兩個特點：一是對於網絡公共領域的存在性、政治功能以及對於民主政治的作用，學者們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二是研究方法上主要借鑑社會學和傳播學的相關概念。
（二）國內學者對於網絡公共領域的研究
關於「網絡公共領域」的興起與特徵，熊光清指出，中國的網絡公共領域已初步形成，但尚未完全發育成熟，表現為強烈的現實關懷感，與現實政治的互動性較強。同時帶有一定的獨立性，但是國家的主導作用較強。網際網路的興起的確在公共領域的建構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關於這一點，許建華認為網際網路是從技術層面上部分地削弱了原本的話語霸權，促使人們開始了對公共話語權的思考，推動了中國網絡公共領域的建構。
近幾年，也有一些關於網絡公共領域的研究專著相繼出版。如胡泳（2008）在《眾聲喧譁——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中指出，「網絡公共領域的興起改變了中國媒體的生態系統。新媒體和所謂的主流媒體產生了良好的相互作用，共同改變了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羅坤瑾（2012）的《從虛擬幻想到現實圖景：網絡輿論與公共領域的構建》從網絡輿論的角度論述了構建網絡公共領域的路徑；郭玉錦、王歡（2015）的《網絡公共領域建構研究》主要從社會學的視角探討了網絡公共領域的存在、建構和功能等。
對於網絡公共領域的集中研究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種研究集中於網絡傳媒與公共領域的重構。孫海燕（2008）以「物價上漲」事件為主題，選取強國論壇及貓撲論壇上的文本內容，論述網絡論壇是否擴大了公民的「表達自由」，是否有發揮公共領域的功能；楊慶偉（2010）認為我國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環境構築了「中國特色公共領域」，「網絡促進中國特色公共領域形成的動力在於『公共情緒』的出現、加強和擴張」，我國的媒介生態格侷促使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共同推進我國公共領域的構建；安珊珊（2013）則對網絡公共領域持不同態度的學者的觀點進行了考量，認為我們對於網絡輿論能夠構建公共領域不能持盲目樂觀的態度，必須立足於網際網路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來做具體分析。
第二種研究就網絡公共領域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張小麗（2012）從「豔照」事件出發分析了網絡公共領域公共性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傳統的「公私不分」，二是消費文化下大眾的「窺隱心理」和「商業邏輯」，三是網絡媒體本身的錯誤定位；丁桃（2008）從博客社區公共領域的理性缺失出發，指出轉型期的社會失範是其理性缺失的根源。
第三種研究注重探討網絡公共領域與政治發展之間的關係。洪源（2008）的碩士論文分別論述了網絡公共領域的積極政治功能和消極政治功能，並從政府與公民的角度提出了如何克服其消極政治功能；王潔（2007）提出了網絡公共領域對於政府治理過程中的溝通提供了嶄新的模式——行動模式，在這種模式的作用下，進一步加快了政府治理的步伐。
第四種研究側重於探討網絡公共領域對司法審判的影響。如葉斌（2010）以「許霆事件」為例，認為「網絡公共領域中的媒體與民眾具有結果導向型的特徵，他們對司法的參與更多的是基於對裁判結果的關注，而往往忽視程序正義的價值」；秦小建（2010）認為網絡作為構建公共領域的新型場域，應將其闡發司法權的運作機理運用起來，儘快構建「傾聽型司法」與「透明型司法」，以抑制網絡公共領域的「溢出效應」，實現自發與網絡公共領域的最大良性互動。
總的來看，我國對於網絡公共領域的研究要麼側重於對其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建構的問題，要麼側重於網絡公共領域與政治民主之間關係的研究，還有一部分研究開始觸及網絡公共領域對於司法的影響。以上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為主，輔以較少的定量研究。此外，以上研究側重於把新聞傳播學與政治學、社會學結合起來，從研究趨勢上來看，對於網絡公共領域與政治發展之間的研究將會是未來的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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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重慶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編：霍昀飛（實習）、宋心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