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陷於世俗，寫作才是成立的——對馮唐而言。情色是其文學世界的入口。「我們現在都不敢說色情，只能說情色，這本身就是有禁忌的成分在。就是困擾我的，為什麼色情不能像喝水吃飯一樣自然和明亮？」
文｜冷水
編輯｜槐楊
荒寺
馮唐的工作室設在鬧市區的一所荒寺之中。廟裡沒有菩薩，沒有香火，只剩下空蕩蕩的院子、紅牆外的古槐和零散的竹枝，和寺外北京的繁華是兩個世界。鬍子爬上零星的白色，馮唐穿著印有新書名字的黑色T恤，在禪房外站著，像個僧人。
他當然不是物我兩忘的佛教徒，人間那麼多樂趣，馮唐都放不下，譬如醉。寫作時是不能沒有酒的，一定要把自己喝嗨，讓自己飛起來，脫離地面。上次喝醉是在去年秋天，馮唐原本要和四個醫生一起談正事，猶豫之中，還是選擇和七個女編劇一起喝酒。在深夜上海的一間日本酒館喝得斷片兒，醒來就在急診室裡，被告知自己從二樓摔了下來，蛛網膜下腔出血。那幾天，他沒辦法直立行走，嗅覺也沒了。醫生說，死亡概率是30%。
幸好。但從沒想過戒酒。「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人間這麼多樂趣，其實我都不能幹，只剩喝酒這一項，如果再戒了，那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呢？」
他嗜好古物。書桌上擺著北朝的石器，一副新淘來的宋代文房，鏽紅色的茶果盤，金漆從底部渲染開來。坐時要點一支香，等青煙升起，泡一壺茉莉花茶。也不能沒有古玉，手上戴著個玉鐲子。前段時間在香港，早晨出酒店沿著海邊跑步的時候，路滑，摔了一跤。爬起來的瞬間先看這個鐲子還在不在、殘沒殘。幸好。然後才想到看自己的傷口。
馮唐試著像古人一樣生活，手握著他們曾經握過的器具，也許能與他們的思想有一點碰撞。他珍視以器物神交古人的時刻，「古人愛篡改文字，但器物不會說謊。」
這一片安靜中，還是能找到一些躁動的因子，譬如床頭幾幅荒木經惟送給馮唐的裸女攝影。馮唐一直喜歡荒木的攝影作品，兩人一見如故。荒木小時候住在淨閒寺附近，在江戶時代，吉原（日本江戶時代的官準紅燈區）無依無靠的妓女死後會被棄置在這裡。性愛和死亡後來成為荒木攝影的母題，這兩個主題也同樣地吸引馮唐。
2012年起，馮唐將工作室設在寺裡。寺的空寂給了馮唐抽離的可能。馮唐說，寫作就是重複進行「沉浸—抽離」的過程，「沉浸入生活，沉浸入小說的空間、沉浸入人物的世界；然後又需要抽離，離開那一切，拉開距離，隔絕聲音，然後看一刻鐘前的生活世界，就像看默片。」
圖源馮唐微博
怪物
那是怎樣一種生活？
他曾是婦科腫瘤專業的博士，又改行去了全球最大的諮詢公司麥肯錫，每周工作80小時到100個小時。從美國回來，他進入大型國企華潤醫療，一直做到了CEO的位置，成了徹頭徹尾的商人。
在麥肯錫，為了順利推行企業的項目，他有時需要跑這家企業下屬的30多個分支機構，跟各類背景的人打交道。柴靜在《雜種馮唐》中寫道，「黨的套路，老外的套路，政治的套路，商業的套路，他都熟。」
馮唐有醫學理想，希望病人得到好的救治，在華潤醫療時，他艱難地推動公立醫院的股份改制，這並非易事，背後的利益牽扯錯雜，他一家家去談合作。但最終因董事長被處分，馮唐失去了支持。
他安慰自己，「無常是常」，終於有機會從諸多纏身的事物中抽出身來，還給那個寫作的自己。在這之前，他的個人履歷裡通常寫著：業餘寫作。把五分錢鋼鏰兒扔出去，落下來，立著。這是馮唐對自己的形容，從商與從文「兩邊不靠」。馮唐的媽媽曾說，這個年紀，兩邊不靠就是怪物。
怪物決定專心一點，從華潤離開後，他在許多個地方宣布，從此「寫作會是生活的重心。」
我問，「後來做到了嗎？」
他低下頭，自嘲地笑了笑，「沒有，完全沒做到。」
歇下來的日子，他在美國灣區裡待著。清晨7、8點鐘起床，給自己做早飯，瞥見鹿在院子裡吃草，大把閱讀的光陰。午後，他在屋裡小憩一會兒，然後起床、去公園跑步，灣區很安靜，跑步的時候聽得到腳步聲，時間慢慢悠悠地淌下來，他一時恍惚，像是進入了別人的生活。
「原來都是平常特別忙，晚飯一頓酒，一頓酒（後）呢，一邊醒酒，一邊寫東西，就比如從9點再寫到11點半、12點。」雖然挺累，挺忙，但是是能寫出東西，到了這兒，閒下來，寫作的閘門像是關上了，「拉磨的驢，沒磨可拉，就不會走路。這是人性，人性很賤。」
寫不了了，又不想文字的功夫廢掉，馮唐開始翻譯，一百天，一百瓶酒，翻譯了泰戈爾的《飛鳥集》。泰戈爾的詩句「The great earth makes herself hospitable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ss」被翻譯為「有了綠草，大地變得挺騷。」沒過幾個月，書就下架了。但他一直沒想明白，為什麼有了綠草，大地不可以變得挺騷？
對馮唐來說，似乎只能在俗世生活中泡著，去觀察，去總結，寫作才是成立的。他再一次回到商業之中。2015年，馮唐出任中信資本高級董事總經理，主管醫療投資，「現在投資還是佔80%的時間，寫作佔百分之十幾，希望將來寫作能稍稍時間多一點。」
會多一點嗎？也許。馮唐對自己的生命體驗，有種執拗的眷戀與貪婪，他從不在小說中用上帝視角，堅持用第一人稱寫作，「一個作家不用好自己的肉身和靈魂，就不是一個好作家。就像有上億個杯子，但是這個杯子正好在你手上，所以你沒辦法，你就用好這個杯子，我覺得這是寫作的很精髓的東西。」隨即喝完了杯中的茉莉花茶。他想要把杯子裝滿。
「現在我工作加起來才只有19年，而且你轉另外一個角度反觀這些全職寫作的，我也沒看寫出什麼東西來。寫著寫著就枯竭了，寫著寫著就不得不端著、裝著，寫一些自己不了解的事兒。啥叫商戰你都不知道，你就寫商戰小說，這不扯嘛。寫出來的東西，內行人一看就是笑話。所以你說我這個狀態，我滿意不滿意呢，是我自己選的，不滿意就是太累，但是好處就是真實。」
李銀河在為馮唐的散文集《如何成為一個怪物》寫的序言中說，「我們這代人生長於動亂年代，關注的往往是國家前途，社會弊病，而他們這代人生活在平淡小康的年代，注意力轉向自身。這個轉向並不是壞事，它使他們的寫作轉向了更根本的生存問題：人生的意義、生活的樂趣，審美的追求。」
小說《萬物生長》中，馮唐寫下他青春期在醫學院學習的經歷，那時沒有智慧型手機，電腦是個新鮮玩意兒，娛樂只能靠彼此，男男女女一塊摟摟抱抱，開心地過了一冬又一夏。文字毫不避諱，橫衝直撞，都在「自我」裡打轉，「陰莖硬了起來，瞬間就是高潮，然後一個人抽悶煙，然後計算後果，然後盤算如何解脫」。
李敬澤曾經對他說，「一，你東西很好，橫空出世。第二，你誰的話也別聽，包括我的話，你就自己寫就行。」他感激李敬澤的鼓勵，從此大膽而放肆地，創造著他的文學世界。
馮唐的書法作品圖源馮唐微博
情色
好友柴靜形容馮唐的文字是「腥，鮮」，「我喝得急了，半杯子下去，心就跳出胸腔，一起一伏地飄蕩在我身體周圍，粉紅汽球似的，我的陽具強直，敲打我的拉鎖，破開泥土的地面就可以呼吸，拉開帷幕就可以歌唱。酒是好東西，我想，如果給一棵明開夜合澆上兩瓶七十度的醫用酒精，明天夜合會臉紅嗎？香味會更濃嗎？它的枝幹會強直起來嗎？」
欲望在每個字中間鼓動，馮唐說，他對情色的理解是開放的，不設禁忌，袒露自己，「我放開寫，編輯放開刪。」他知道刪是肯定的，回憶起寫作《萬物生長》，他說「如果一字不刪的話，我估計現在讓多數人接受還是有挑戰的。」出書的過程很漫長，二十多家出版社看過後，都搖搖頭，「想騸成太監都不行，渾身都是小雞雞。」
也因此，不了解馮唐的人談起他的作品，常帶著一絲揶揄，「處處腫脹」。馮唐認為，自己是一個純文學領域的作家，但他反抗傳統的作家形象，自貼標籤「高檔賤騷萌」，微博上轉發的，都是漂亮的女讀者拿著他的書自拍。他厭煩那種預設：和文字打交道的人就該離這俗世遠一點，來保持自身的立場與反抗。
情色是馮唐文學世界的入口。到底為什麼會想念一個人，為什麼會做出一些非理智的事情，為什麼會為一個人做出一些古怪的行為，或產生一些藝術，要知道答案，得進入他對情色的理解。他甚至徹頭徹尾地寫了一部「黃書」《不二》，在香港出版。
他有意選擇了這樣一個禁忌的主題，以挑釁主流的價值。越是不可說的，越成為書寫的對象。
馮唐文字張狂，但說出「色情」二字，他仍然會有一點遲疑和靦腆，眼神看向書桌上快要燃盡的香爐，用指甲把香灰輕輕碰進爐中。「我們現在都不敢說色情，只能說情色，這本身就是有禁忌的成分在。就是困擾我的，為什麼色情不能像喝水吃飯一樣自然和明亮？」
每個接觸過馮唐的人都會感受到馮唐其人與其文字的差別。記者問的每個問題都仔細思考後，語氣不疾不徐地回復。阿乙和馮唐一起參加書展，記得他把同行的人都照顧得很好，讓人感到舒服。
他更願意接受文章中的那個自己，「一個人也不可能永遠什麼地方都僂著，我覺得有些地方還是需要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儘量表達出來，我的途徑就是文章，在文章裡我儘量地囂張、放肆，想說什麼說什麼，可以『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也可能『楊柳岸曉風殘月』，就是該囂張的時候囂張，該纏綿的時候纏綿，文章屬於意淫嘛，怎麼舒服怎麼來，怎麼暢快怎麼來。」
圖源馮唐微博
寫作還是我的命
荒寺附近是垂楊柳，馮唐度過童年和青春期的地方，楊柳並不多見，多生榆樹和槐樹，夏天的時候樹上長滿了綠蟲子，北京人叫「吊死鬼」。
十七、八歲的夏天，馮唐和好朋友們一起從垂楊柳出發，騎車去圓明園，到香山再回來，陽光打在樹葉上，譁啦啦閃著光。80公裡的路程，沒覺得累，「一腔驢血」似的往前衝，想著自己人生中最大的願望就是「用文字打敗時間。」
馮唐很擰，認定文字用來言志，而非餬口，「就像不能花間喝道、煮鶴焚琴、吃西施餡的人肉包子。」在每周需要工作100小時的那些年，偶爾喝醉，他會抱怨一兩聲，「不是人過的日子。」但不能不寫，「忘不了文字之美。」
2001年起，馮唐每隔一兩年就有新書出版，有時是雜文集，有時是小說、詩集，「時時刻刻都在打腹稿」。最近出版的一本自選集，叫《春風十裡不如你》，這也是馮唐最出名的一句詩，他寫下來，掛在工作室的顯眼處。他的哥哥說，有自來水的地方就有人提到這句。他挺樂。
馮唐將寫作的時間安排得精確，周末寫千字的專欄文章，春節假期寫長篇小說，每天寫三千到八千字，十天就能寫個四、五萬字，三個春節就能寫個十五萬字左右的長篇。書出得勤，時常要接受採訪，他一定要安排群訪，一下來十個、二十個，一個半小時或一個小時，所謂「新書宣傳」，就做完了。
「我是個科班出身的戰略家，不愛乾沒有任何勝算的事情」。出每一本書，馮唐都會考量價值。最新出的一本書講的是商業管理，「之前中國有哪本管理書是很系統地，一，講了如何管理自己，如何管理團隊，如何管理項目，二，把麥肯錫的西方的現代的管理經驗和中國歷史成事智慧結合在一起？」他條分縷析，給你講他佔據的「第一」。又如詩集《不三》，他聲稱是致敬《詩經》，寫了305首，可惜最後出版刪掉了一部分。所有詩都是三句，馮唐又要給你講講他的創新：「中國原來沒有任何一本詩集是以奇數詩為主的。包括詞也是上闕、下闕，代表著平衡。」所以，又是一個「第一」。
這些也許都在積累他的勝算，「打敗時間」、三五百年後還有人讀他文章的勝算。一談到這個話題，他的語速就因為興奮而變快了，「你想達到這個目的，如果你寫得不夠真實，寫得不夠狠，不夠有真知灼見，再過五百年，那麼多東西都變了，人家為什麼要看你的文章？」
馮唐的文字英雄，亨利·米勒、勞倫斯、王朔、王小波，都在四五十歲的年紀擱筆或是離世，他還有人生的下半場。馮唐覺得幸運，又隱隱覺得自己正在接近夢想。「北京三部曲」暢銷了20年，《不二》連續八年在香港機場上架，「有一個挺強的概率還能再留100年。」他說。
接近知天命的年紀，馮唐仍然是個搞投資的商人，仍然在「業餘」堅持他的寫作。他說，「寫作還是我的命，我只能認命。」
寫作的時候，馮唐離開他的商業世界，甚至離開了生活本身，「生活對我來說是虛的」，就像居於鬧市中的荒寺，在繁華裡擱著，卻和繁華沒有關係。
他回到那間書房裡，通向書房需要走過一條長長的走廊，一面牆是書架，一面牆是放著紙墨、印章等的置物架。一張大書桌，桌上有筆筒，有宋代的硯臺，有喝茶的盞。他用茶盞盛酒，關上門，獨自一人，享受創作時離地半尺，要飛起來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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