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由大衛·希艾萊特（David Gianotten）與雷姆·庫哈斯（ Rem Koolhaas）聯合署名的文章《中國特色》中，他們發出了「中國特色的建築真的如實反映了現代中國社會嗎？ 」，「在當代中國環境下，什麼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 」 的提問。這何嘗不是中國建築師的群體焦慮？OMA 事務所的庫哈斯們，帶著親臨其境的切身體驗和抽身事外的清醒旁觀，剖析著在這塊土地上的可能性； 並用他們的作品，臺北藝術中心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做出了回答。
這篇來自六年前的文章，給出了OMA的答案，儘管對於他們的觀點，或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來看仍然值得我們思考。
本文原載於AC建築創作 No.162 OMA Asia
《中國特色 \ Chinese-ness》 作者：大衛·希艾萊特、雷姆·庫哈斯
全文3750字，預計閱讀時間：10分鐘
縱觀中國當代歷史， 中國一直受困於政治正確乃唯一正當的實踐模式這種思維（例如在思考是否採用「西方模式」 時），儘管這種觀點仍有待證明。在中國，每個面臨機遇、想要抓住機遇的人總會因為擔心冒犯他人而分外謹小慎微，以免做出任何挑釁正統的行為； 具有「國際風格」 的建築和模仿西方經典的建築往往冒著被譴責為投誠西方資本主義的風險，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築就擁有了確保政治正確的安全密鑰。
曾飽受爭議的CCTV大樓，位於北京CBD核心區的包圍中 © Du Kai
然而，中國特色的建築真的如實反映了現代中國社會嗎？ 在中國建造建築樓宇的建築師們，心中無不構思著設計出中國特色的建築。但是，我們仍未能好好理解： 在當代中國環境下，什麼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
中國位於遠東地區的地理位置以及其近代發展史，使中國自我隔絕於有關當代性論述的構架。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 20 世紀 70 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伴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國這個當代性論述的後來者，立刻展現在西方世界的矚目下。
深圳，自 1979 年成為經濟特區， 由一個農村地區發展成重要的出口中心與金融市場。從都市實景層面以至經濟、社會架構及文化層面， 進行了多次急速的改變。
為了應對當代性的論述，中國的建築發展急需確立一種既能在符合西方期望的情況下進行當代性對話，又能反映中國特色理念的自我定位。這種定位要求中國建築，要在符合西方對建築中的中國概念的看法下， 確保在中國的大環境中政治立場正確。
中國的當代性論述成為了基於西方思想的中國特色，而非是來自當代中國快速發展這一本土大環境下的新觀念。中國特色通常被以一種極為明確的姿態，刻板地表達出西方世界所熟知的傳統中國建築元素，而這種詮釋往往通過放大中國文化中「無」的精髓，來表達所謂的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變成了忽視每個項目文脈的紙上談兵。將中國特色融入當代中國建築之中， 本該是一項捍衛和頌揚中國本土特色的潛在行為；然而，忽略文脈、急於回應所引進的當代性觀念、並試圖證明傳統中國建築可以融入西方當代建築，這一切卻自相矛盾地將中國特色束縛在了對傳統中國建築的效仿上。
OMA 的臺北藝術中心基地在士林夜市，這裡存在著極大的密度與混雜，極端的臨時與流動。
當代中國環境本身就是一個悖論。矛盾存在於各種領域之中：政治模式與經濟模式之間、遺產保護與城市化之間、 傳統中國文化與國際形象之間、保守與創新之間、發展速度和可持續性之間、實用建築需求和標誌性建築渴求之間、設計和建造之間。
所有這些矛盾共同決定了當代中國建築環境的核心特徵：在當前特殊的歷史時刻和環境下，中國特色是否能萌發出新的可能性？在這些矛盾的影響下，當代中國建築能否打破這種實際上難論對錯的正確性和西方解讀觀點，並對自身產生批判性？複雜的當代中國建築環境能否脫離現在固有的標準，提出一種中國特色的新認識可能？中國特色能否嵌入並展現於從設計到施工的整個過程中，圍繞對文脈的廣泛研究，這是一個與業主、當地材料、當地施工技術、當地人力等與以往不同的獨特合作過程，而非簡單的植入？中國特色能夠擺脫以傳統中國建築特色偽裝的僵硬建築姿態嗎？
臺北藝術中心，鬆動了「菁英藝術」 與「常民文化」 間的壁壘， 解放了表演藝術與日常生活間的區別，捕捉每天在夜晚來臨時就上演的都市戲碼， 整個兒周遭環境裝扮成即興演出的舞臺；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深圳證券交易所，對於深圳趨於虛擬的證券交易市場， 象徵意義超越了功能。投機的興奮驅動證券交易市場， 傳統的基座也猶如被喜悅抬升了一樣， 沿著塔樓攀升， 成為一個升起的裙樓。
中國特色可以是一個貫穿設計至施工的動態過程：以對建築文脈的廣泛研究為基礎的理念塑造了建築的初始形態。設計過程中遇到的不確定性和挑戰，以及解決各種設計問題時所採用的中國獨有的方法決定了建築的最終形態。
構建一座能夠反映出中國特色的建築，要求建築師從中國的建築語境出發，充分參與從概念設計到細部建造的整個發展過程。中國特色是一種對話、一種協作活動、一種對過程中未知發現的綜合，最終實現了建築的具象化。中國特色並非將自身局限在傳統中國建築元素上，而是可以採用各種不同的實體形式。
臺北藝術中心由三個劇場組成， 每個劇場都可獨立自主地運作。 三座劇院的舞臺、 後舞臺及劇場服務設施均設置於嵌入的一個中央方形量體， 結合成一個高效率的使用量體
臺北藝術中心未經修飾表達其內容功能， 似乎呼應了臺北地景的實用主義
在中國，速度就是從設計到施工過程的鮮明特徵。項目能夠快速進行，正因為項目的主要決策者即業主，在其中佔據了主導地位，他們能夠很快地做出決策，並且擯棄了設計階段圍繞公眾參與所帶來的官僚主義。當代中國建築可以是業主控制設計的強勢意願，以及建築師的創作欲望的二者結合，而這二者透過建造展現中國特色的建築這一共同目標緊密聯繫起來。
然而，由於對中國特色的不同理解，這種結合存在著分歧：對於業主來說，中國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對中國文化的某種表達；而對建築師來說，中國特色意味著對中國文化的寓意表達，還可能存在更多關於解讀、進步和革新的可能性。
OMA 亞洲在各個項目伊始，便會全面投入到對文脈的廣泛研究中，其中一定包含了對業主需求的大量研究。早在項目的開始階段，我們便會與業主共同提出設計上的問題；我們以國際的視角並基於亞洲的大環境提出的意見，促使業主充分考慮建築的可行性，擯棄先入之見。我們並非簡單地執行業主的設計方案，而是向業主提出想法，再與業主一起構思出一項結合了環境條件與業主需求的設計方案。
深圳證券交易所，為區別於堆砌大量的高樓與建築物、卻未能提供公共空間或考慮人的活動的CBD，通過基座的抬升嘗試為CBD 打造一個核心空間， 形成一個將人們引入建築的廣場， 由此產生一個城市中心。
透過一個簡單的動作， 深圳證券市場的動態就可向整個城市「廣播」
決策者充分參與了直至各具體化階段的整個設計過程， 因此我們能夠快速地制定設計方案。業主和設計者之間的共同目標和達成的共識使得從設計到施工的整個過程都進展順利。這種工作方式只在當代中國才可能實現，實現那種被認為不可能的、不具備傳統中國形象元素，卻源於中國文脈、服務於中國文脈，解決並回應了中國當前的問題的中國特色建築。
深圳證券交易所和臺北藝術中心的精髓在於項目對在亞洲決策過程的巧妙安排。兩個項目都通過實現建築落地的過程中，所涉及的決策來獲取信息和不斷發展，以應對環境和業主的具體要求。
深圳證券交易所施工現場，變化在任何施工現場都不可避免。 如何把不斷的變化看作建造當中富有成效的一個組成部分， 進而可以產生出對於在建工程項目以及未來工程項目的思考才是關鍵。
深圳市的城市肌理需要一座具普遍性的辦公大樓， 卻對於普遍性的城市具有批判性；臺灣生機勃勃的演藝產業需要一種新型劇院為實驗性表演提供空間。對當地文脈的了解以及對其局限性的理解使建築師的視野得以超越業主設計觀點，並做出其樂意接受的設計方案。
當項目面對更多實際問題時，臺北藝術中心業主提出了夜市與劇院的協調方案已不適用，決定遷走夜市。設計團隊只能從設計中將其移除，但仍保留將來可用作公共場域的地面和連續的開放空間。
通過抬升基座這樣一個簡單的姿態，使原本普通的深圳證券交易所大樓在充斥普通大樓的深圳CBD成為了公共領域的中心。僅僅通過重新思考劇院布局，臺北藝術中心成為了實驗性表演的標誌。這兩個項目展示了OMA在建築實踐中的探索以及回答，在具有批判性又可被實現的前提下，仍然能生存的一種當代中國建築——擺脫了當前的先入之見和政治正確的枷鎖的中國特色。
作者簡介：
雷姆·庫哈斯 Rem Koolhaas，OMA 的創始人，於 1975 年創立 OMA。他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並於 1978 年出版了《癲狂的紐約——一部曼哈頓的回溯性宣言》一書。1995 年，庫哈斯在其著作《小、中、大、超大》 中，以「一部建築小說」 的形式總結了 OMA 至當時曾參與的項目。庫哈斯曾獲得多個國際性獎項，包括 2000 年度普利茲克建築獎和 2010 年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終身成就獎，同時身兼哈佛大學教授，負責城市項目。
大衛·希艾萊特 David Gianotten，畢業於燕豪芬理工大學修讀建築及建造科技。於 2008 年加入 OMA，在 2009 年成立 OMA 香港分支事務所，並於 2010 年成為合伙人。大衛·希艾萊特領導 OMA 在亞太區的眾多項目，他帶領設計和監督的項目包括深圳證券交易所、騰訊北京總部以及臺北藝術中心。大衛·希艾萊特領導了中央電視臺新臺址主樓的最後階段工作，以及OMA 為香港西九文化區設計的發展藍圖。在加入 OMA 前， 他是 SeARCH的總建築師。
圖+文丨大衛·希艾萊特 + 雷姆·庫哈斯
編 輯 丨C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