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古士族社會由盛而衰的關鍵時期，士族名門的家風、家訓和家法對新舊士族的興衰有著重要意義。唐朝宰相崔祐甫云：「能君之德，靖人於教化，教化之興，始於家庭，延於邦國，事之體大。」顯然，傳統社會的家庭教化包括家風、家訓、家法，它們在社會教化、國家治理方面有著重要作用，不僅關乎家庭之興衰，也影響著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
家訓、家風、家法與士族的興衰
陳寅恪先生認為所謂士族「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於其他諸姓」；「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於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於學業之因襲」（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魏晉隋唐時期，士族之家普遍重視家風、家訓、禮法和家法，注重傳承家學教育子弟，逐步形成所謂「雅有家風，政事規為」的名門士族（《授大理卿李坰黔中宣慰使制》）。「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新唐書·柳公綽傳》），成為社會共識。顏之推在開皇末作《顏氏家訓》，開啟世家大族重視編撰家訓的風氣。唐代士人編撰家訓的風氣很盛，如王方慶作《王氏訓誡》，柳玭作《戒子孫》等，唐太宗作《帝範》也可視作帝王之家的家訓。
唐代名門士族家風的形成和延續，離不開優秀的家訓、嚴明的家法。開元中宰相韓休以「家訓子侄至嚴」著稱。穆寧「居家嚴，事寡姊恭甚」，他「家法清嚴」，其子贊、質等「兄弟奉指使，笞責如僮僕，贊最孝謹」。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有「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的說法（《舊唐書·穆寧傳》）。又博陵崔邠，其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新唐書·崔邠傳》），他兄弟四人進士及第，一人位至宰相，「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宣宗聞而嘆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中晚唐時期，京兆柳子溫家法嚴明，「以禮法自持」，專門和苦藥丸，讓子弟公綽等在夜間學習時含之，提神醒腦，「以資勤苦」（《南部新書》卷丁）。在這種教育下成長的柳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理家甚嚴，子弟克稟誡訓」。後來，牛僧孺讚嘆柳仲郢良好的家教：「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因此，史稱「言家法者，世稱柳氏」（《舊唐書·柳公綽傳》）。
家訓內容與家風、家法的形成
唐代家訓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書傳家」的文化傳統。大一統的隋唐王朝採取了削弱士族勢力的策略，「以文取士」，富貴、財產不再恆久，「讀書便是隨身寶，高官卿相在朝廷」，以詩書傳家，求取功名的觀念，成為士人的最高追求。杜甫作《宗武生日》，勸勉兒子：「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韓愈勸誡子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他還強調人生來賢愚相近，「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的天壤之別，關鍵在於是否讀詩書。元稹訓誡子侄，「吾家世儉貧，先人遺訓，常恐置產怠子孫，故家無樵蘇之地」，激勵子孫勤勉學習，通過「佩服《詩》《書》，以求榮達」，而且要「千萬努力，無棄斯須」。苦讀詩書是貧寒子弟通向富貴最有效的途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話在唐宋成為現實。王安石便勸勉子孫，「讀書不破費，讀書利萬倍」，「男兒不讀詩書」，「恰似園中肥地草」。
唐代家訓總體以「忠孝」教育為主。唐太宗也說：「百行之本，要道惟孝。」《太公家教》云：「事君盡忠，事父盡孝。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孝子事父，晨省暮參。」以韻文的形式，簡明扼要地將《孝經》中有關忠孝思想進行概述，方便子弟在日常生活中嚴格踐行，養成合乎禮法的行為舉止。很多士族把「忠孝」作為家訓的核心內容。穆寧撰家令訓諸子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要求贊等四子，「播禮樂，務忠孝，正名器，導人倫」。柳玭《家訓》云：「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為基，以恭默為本，以畏怯為務，以勤儉為法。」忠孝與勤儉在家訓中經常相提並論，如「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
唐代家訓對子弟的各種勸誡中還比較重視勤奮、節儉等作風的養成和堅守。唐太宗作《帝範》，訓誡太子「奢儉由人，安危在己」，希望太子力行節儉，做個明君。唐代科場競爭激烈，士人勤奮程度往往決定個人成敗。韓愈勸誡子弟：「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個人勤奮與否，將來就意味著公卿與奴僕之別。《太公家教》對勤勞和勤學做了形象總結：「勤耕之人，必豐穀食；勤學之人，必居官職……勤是無價之寶，學是明月神珠。」以家法嚴明著稱的穆寧也要求子弟「惟惠施之車，仲舒之帷，蘇秦之錐，三物畢具」，其家也因此而名聞當世。
唐代家訓還重視謙虛禮讓等美德。朱仁軌《誨子弟言》云：「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這是中國人謙讓的經典闡釋，一個人謙讓一生，其實損失不了多少，反而養成了優良品格，受人尊重。唐代家訓將禮讓、謙讓作為立身、修養之根本。《太公家教》云：「立身之本，義讓為先……與人共食，慎莫先嘗……路逢尊者，側立路旁……三人同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欲立其身，先立於人；己欲達人，先達於人……謙是百行之本。」此書用樸素的語言匯集了有關謙讓、禮讓的前賢錦句、諺語格言，旨在說明與人交往、為人處世的根本在於相互禮讓、謙讓，取人所長，在成就自己之前，先成就別人，把機會讓給別人，退一步海闊天空。此外，倡導「禮尚往來」等待人原則也是唐代家訓教育的重要內容。《太公家教》講：「風流儒雅，禮尚往來……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往而不來，非成禮也。」
家風、家訓和家學決定子弟的學風與成敗
家風、家訓和家學就是現在經常講的家庭教育環境，對兒童成長的影響至關重要。如《太公家教》所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玉投渥，不汙其色。近佞者諂，近偷者賊；近愚者痴，近賢者德。」家庭環境與風氣的好壞，對兒童習慣和品行的養成非常重要，甚至從根本上決定了子弟教育的成敗，這也是孟母三遷的原因所在，唐代的很多例子也能說明這一問題。如中唐吳丹「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像道家法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宿習儒、玄之業明矣。弱冠喜道書，奉真籙……」（白居易：《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並序》）。吳丹從小玩沙，竟然可以仿照道教法事堆道場，說明所住環境道教氣氛濃鬱，以致弱冠之後，一度修習道家，好在後來苦讀《詩經》，並考中進士，功成名就。再如前揭柳公綽一家人才輩出，與柳氏家法嚴明，學風良好，並世代相傳有很大關係。
在傳統社會，士族之家優秀的家風是子弟接受良好家教的有效保證。如元稹的母親出身「五姓婚姻」的滎陽鄭氏，以家風嚴明著稱。鄭氏為少女時，就「事父母以孝聞」，嫁到元氏之後，「以豐潔家祀，傳為貽燕之訓」，二十五年間，「專用訓誡，除去鞭撲」；「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諸子孫其心愧恥」（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志銘》）。元稹因其優秀的母教，並傳習了外祖父家良好的家法，從而成為唐代名相和文學名家。
家學傳統和淵源對子弟成才的影響尤為明顯。如顏氏一門自魏晉以來不僅以世儒著稱，而且多出書法家，有顏騰之、炳之、勤禮、真卿等許多名家，這應該與顏氏家族的子弟自幼就注重書法蒙訓有密切關係。這使其家年幼就擅長書法的人很多。如顏勤禮「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又顏惟貞「仁孝友悌，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以書法精湛，「判入高等」，「學精百氏，藝絕六書」。大書法家顏真卿亦出自是家，他「早孤，蒙伯父臮、允南親自教誨」。顏真卿成為著名書法家應該與他自幼就接受「尤工文翰」的伯父的啟蒙有很大關係。另一位大書法家歐陽詢之子歐陽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慕名甚銳，晝夜精力無倦，遂亞於詢」（《舊唐書·歐陽詢傳》）。相反，許多缺乏書法家傳的子弟，往往是「有知其門，不知其奧」，即便是家長「廣求名書，以教其子，察其所入，便遣習之」，其結果仍多「不能遂」（張文瓘：《六體書論》）。
總之，一個家族的興衰，與良好的家風、家訓，以及嚴格的家法有很大關係。正如柳玼所云：「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士族之家「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如果世家大族家教不嚴、家風不正、家訓不良，就很容易衰落，所以家風、家訓、家教和家法無疑是維護士族門第的重要手段，客觀上也為教化社會、繁榮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
（作者：金瀅坤，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