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引馳：「詩傳」——洪業《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中譯本

本文曾載《東方早報》2012年6月3日第T05版，題為《杜甫傳，就是一部「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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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上海書展

「書香·上海之夏」 名家系列講座之一

史學大師筆下的「詩聖」——洪業與杜甫傳

主講嘉賓

陳引馳（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傅傑（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特聘教授）

講座時間

8月14日（周五）下午2:00

講座地點

上海圖書館西門二樓報告廳

（淮海中路1555號）

主辦單位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

上海市出版協會

上海市作家協會

上海圖書館

新民晚報

承辦單位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典文學學會

講座介紹

「詩聖」杜甫何以榮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稱號？著名學者洪業身處日寇囹圄，欲以杜甫詩晨禱夕誦；自述平生以杜詩慰其大悲大喜。後寓居大洋彼岸，用英文寫就《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Tu Fu ：China 's Greatest Poet ），這部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1952年出版的杜甫傳記，迄今為止仍是海外漢學領域有關杜甫研究的最重要的著述。講座中，陳引馳、傅傑兩位教授將共敘「詩聖」、洪業、杜甫傳及海外漢學相關話題，帶領大家感受經典詩歌與經典傳記穿越時空、慰藉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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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1年，洪業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中譯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後，陳引馳教授撰此書評，文中所及頁碼均為初版頁碼。文中另有慧眼指瑕，出版社在先後重印及2020年5月修訂新版中已儘量吸收，謹致謝忱。

「詩傳」——洪業《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中譯本

陳引馳

如果近世數百年來學者們的種種努力是有成效的，今年恰是杜甫誕生一千三百年。杜甫逐漸被視為傳統中國曾經產生的最偉大詩人，大約也有一千年了，作為「詩聖」，他超越了一切其他的天才。這當然與他詩歌的藝術有關，很大程度上還與傳統中國對「文學」的理解有關：從孔子開始，「盡善盡美」（藝術的美和倫理的善之結合）就是文藝最高的原則，而杜甫不妨是最好的典型；他的詩當然自覺地探索了種種新的形式和藝術的可能性，籠罩了後代許多的努力方向，但同時，或許更重要的是由實實在在書寫自己的經歷，抒發了關懷天下的情思，因而成為那個時代的「詩史」。

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對杜詩的理解與對他人生經驗的了解，從來就是不可分割的。呂大防《年譜》以來近千年，杜甫的生平經歷，被歷代學者反覆考究，至今不輟。這種考究的基礎，回過來，最重要的又正是杜甫的詩作。詩與生活的纏繞，在杜甫這裡非常顯著，可以說，一切杜甫傳，都將是一部「詩傳」。

一

洪業《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在很大意義上就是這麼一部「詩傳」，它引證、譯註了三百七十四首杜詩，以「描寫杜甫的生平，說明其時代之背景與史實的意義」（洪業「我怎樣寫杜甫」，《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第348頁；以下引及此書，僅隨文給出頁碼），六十年前在哈佛大學出版社以英文出版（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1952年，在現代杜甫傳記研究的歷史上，是很有意義的一年：洪業作為現代中國傑出的史學家，在北美出版了平生唯一的專書，即現在所談的這部詩人杜甫的傳記；同年，現代中國傑出的詩人馮至，在國內出版了或許是他最重要的學術著作《杜甫傳》。

如果稍微前後擴展一些來看，大概可以說1950年代，就世界範圍的杜甫研究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的時期：1950年，日本現代最主要的杜甫學者吉川幸次郎結集出版他早期的研究為《杜甫私記》（中譯《讀杜札記》）；1956至1957年，現代中國杜詩研究大家蕭滌非先後出版《杜甫研究》上下卷（上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56年6月，下卷1957年10月）。

從「詩傳」的角度來說，稍後的蕭滌非兩卷《杜甫研究》，設計與洪業《杜甫》有可以類比之處。蕭書的下卷，實是兩百六十六首杜詩的選注，五年後修訂成《杜甫詩選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刊行，是晚近數十年間非常有影響的很具學術性的杜詩選本。

洪業是在北美以英文完成《杜甫》一書的。據他辛卯年（1951）9月的《自敘》，該書撰作的緣起是「丁亥至戊子歲（1947－1948），予再赴哈佛大學教席，授以杜甫行實。諸生喜焉，促予筆削以成編。戊子歲二月，又宣之於耶魯大學伍德沃（Woodward）講席。聽者亦促予以英文撰為一書」，可以設想，撰寫是從1948年開始的；同時他告訴我們「此書之成，距今已二載餘」（第1頁），是則此書1949年當已完成，撰著過程為時不到兩年。不過，有一點需要提及，1951年交付出版之際，作者還有局部的補訂。

洪業至少兩次在注中提到馮至1951年發表的觀點，而這很可能是《杜甫》一書所參考的最晚近的學術工作：杜甫可能成婚於741年（第72頁），而杜甫早年觀看公孫大娘舞劍器，照四川出土古磚上的畫像，舞者手中應該是有劍的（第219頁）。雖然這兩點意見，洪業都不贊同，但他顯然是重視的（馮至在《杜甫傳》正式成書刊行時仍然堅持這兩點，見《杜甫傳》第13－14頁及第29－30頁）。

在那個時代的北美撰寫英文的《杜甫》，書中自然會有所體現。除了翻譯的比照討論，對杜詩的辨析推究中，洪業時時會提到他之前的英文譯者Florence Ayscough和德文譯者Erwin von Zach的利鈍得失。涉及杜甫孩子的例子比較有趣，流露出洪業少年讀杜的感受：「艾思柯女史甚至認為在兩個孩子中杜甫偏愛小的一個。這是一個頗為嚴肅的結論。當我還是一個孩子，在讀《憶幼子》和《遣興》的時候，我也在為這種想法困惑，杜甫更關心他的幼子，而不是長子。作為家中的長子，我自然會有一種敏銳的遺憾，看到自己最愛的詩人也有一般父母所具的偏心。」（第109頁）四十年後，洪業相信這是誤解，他一定鬆了口氣。有時，他也會參考日本學者的研究，比如判定杜甫被任命為左拾遺的告身為贗品的時候（第107頁）。但終究，洪業對杜詩和杜甫的把握，是在傳統之中形成的，是從十三歲父親授以《杜詩鏡銓》紮根的（楊倫這部書也往往是以前讀杜的入手第一書，參郭紹虞所撰《杜詩鏡銓》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通觀全書，洪業的《杜甫》堅實地建立在傳統的杜甫閱讀和研究之上，他反覆參稽的還是仇兆鰲、朱鶴齡、楊倫等，博引旁徵各類可能相關的文獻史料，心細如髮而又清晰明徹地省察既往杜詩的版本、編次、闡釋、考證，最終連綴起中國最偉大詩人杜甫的生平故事。

洪業的《杜甫》著力在杜甫生平的史實方面，從其緣起便決定了，書源自課，那課的名目即「杜詩與歷史」（「我怎樣寫杜甫」，第347頁）。他後來比較A. R. Davis《杜甫》（二 Tu Fu, New York: Twayne, 1971）與自己的著作時，也坦然承認：「此書頗有勝於吾書之處，以其能文史兼重，可補吾書偏重史實之闕失也。」（「再說杜甫」，第371頁）然而，正如前文已言，杜甫的生平史實，離不開他的詩，故而他的傳記必是一部「詩傳」。, New York: Twayne, 1971）與自己的著作時，也坦然承認：「此書頗有勝於吾書之處，以其能文史兼重，可補吾書偏重史實之闕失也。」（「再說杜甫」，第371頁）然而，正如前文已言，杜甫的生平史實，離不開他的詩，故而他的傳記必是一部「詩傳」。

洪業，1949年於美國（照片由陳毓賢女士提供）

「詩傳」，決定了詩歌系年的重要性。以往的注家已然投注了極大的精力，作為史學家的洪業，仍能敏銳地提出不少修正意見。比如《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何時寫作此詩很重要」，這關係到「他最早何時就開始在內心鬥爭，試圖在入世的儒家信仰和神秘宗教之間保持平衡，這在此詩中表現得頗為明顯」；過去的注家繫於749年，洪業則認為：「如果此詩作於749年，就會引起一個疑問，杜甫應該稱玄元皇帝廟為太微宮。僅僅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即741年初春至742年晚秋之間，這座建築的官方名稱才是我們詩人在詩題中採用的『玄元皇帝廟』。杜甫的拜謁一定在741年歲末，因為這首詩很明顯作於冬季。」（35－36頁）不僅是處所的名稱，人物的封號同樣有助於確定詩歌的作時。《洗兵馬》是杜詩中的名篇，「許多注家堅持此詩應該繫於759年。我認為他們完全錯了」。洪業提出的最主要的一個疑點是：「從前的廣平王在758年4月14日已經被封為成王，同年6月29日被立為太子。而這首詩中用了『成王』一辭，它一定作於這兩個日期之間。我傾向於認為此詩作於4月下旬，因為其中還提到農夫們期待下雨以便開始春耕。」（第121頁）宋代黃鶴以下，注家大都將此詩繫於759年，而仇兆鰲至蕭滌非等古今注家，一般都注意到了成王之封，而未留意其緊接著被立為太子的時間，史學家洪業卻不會忽略（他採用了《資治通鑑》的說法，而不是兩《唐書》「代宗紀」中的「四月庚寅」）。

詩歌系年，顯然與對詩歌的解讀和分析緊密相關。洪業對杜詩的某些讀解，很有出乎意表的一己之見。且先看一個還是與時間問題有關的例子。《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對理解杜甫長安困頓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它「作於748年年終或749年年初」，洪業「更傾向於後一個日期」。這來自他一個很細密的考慮：詩中有一句「騎驢三十載」，這當然是有問題的，「即使是杜甫三十歲時，他也不可能有三十年騎驢的經歷」，仇兆鰲提到稍早的盧注「三十」作「十三」，他經考證肯定了這一改動（《杜詩詳註》第75－76頁，中華書局1979年）；洪業則感覺「很難將十三年乞食生涯與八九年的快意日子調和起來，要知道這八九年可佔了十三年中的大部分時間」，所謂「八九年的快意日子」來自杜甫晚年回顧平生的《壯遊》中「快意八九年」一句，這也是洪業《杜甫》一書概述杜甫736至745年間生活的第二章的題目，所以他「建議將『三十』讀為『三四』，這是杜甫說『三年多』的慣用方式」，該詩所概括的只是「我們詩人從745年下半年至749年上半年在長安附近的生活」（第58頁）。洪業對杜甫詩句的這一校訂乃至重釋，基於他對杜甫前後生活的周全研究和理解。不過，有意思的是，此處「騎驢三十載」中「三十」的校訂，無法不讓人聯想到古今注家對陶淵明《歸園田居》第一首「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中「三十」的爭議和校訂，或說「三十」當作「已十」，或說「三十」應作「十三」如仇兆鰲等之對於杜詩，或堅持「三十」不誤，一辭之改易與否也都牽扯到陶淵明生平、年壽等諸多問題（參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第77－78頁，中華書局2003年）。

回過來看杜甫。「快意八九年」裡，後代詩史上特別引人矚目的無疑是他與李白的遇合。在杜甫一生中，關於李白的詩篇很多，《贈李白》（「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向來被認為是對李白的生動刻畫，楊倫引蔣弱六評語：「是白一生小像。公贈白詩最多，此首最簡，而足以盡之。」（《杜詩鏡銓》第1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當代，葉嘉瑩還有專文闡發（「說杜甫〈贈李白〉詩一首：談李杜之交誼與天才之寂寞」，載《迦陵論詩叢稿》第111－134頁，中華書局1984年）。洪業則以為此詩「常常被誤讀」，「漢語中的詩歌語言總是很簡潔，人稱代詞一般都被省略。這裡，不能夠加上第二人稱，否則看上去好像年長的詩人被當作一個頑劣孩子一樣被斥責」（第42頁）。依洪業的讀法，前兩句的主語是「我們」即杜甫兼包自己與李白而言，後兩句的主語則是「我」即杜甫自謂。中譯者細心地附錄了洪業的英譯，很清楚地顯示了他的全新理解：

Autumn again, we are still like thistledown in the wind.

Unlike Ko Hung, we have not found the elixir of life.

I drink, I sing, and I waste days in vain,

Proud and unruly I am, but on whose account?

如此，所謂「痛飲狂歌空度日」，所謂「飛揚跋扈」，便皆非李白的形容，而是自己的寫照了。

既然說到了早年形象，不能不提洪業《杜甫》對這段日子裡杜甫生活的兩項非常重要的考察。杜甫早年「快意八九年」的漫遊，經濟上的支持來自何處是一個大問題。「費用是家裡提供嗎」，「杜甫的家庭與唐代一般家庭的經濟狀況相比如何」？洪業以一般七口務農家庭作為對照，詳細計算了杜甫父親杜閒的家庭經濟狀況，「杜閒的家庭是官員家庭，免去了捐稅和服役。作為兗州司馬，杜閒可以擁有兩份田產，得到兩份收入」，「計算他從田租中得到的收入」，「以穀物為單位計算他的所有現金收入」，「杜閒從自己的職位得到的收入」「是一般正常家庭收入的十一倍」，「這個計算還沒包括當地政府提供給杜閒的房舍——或者馬匹，辦公費用，以及其他特權和服務」，「還沒有算上杜閒從父祖那裡繼承來的土地和財產，以及他自己的積蓄和投資」，最後的結論是：「他完全可以負擔得起大兒子杜甫的旅行費用。」（第32－33頁）由此，可以理解何以「杜甫以一種相當奢華的方式旅行。他衣輕裘，策肥馬。在兗州北部和西北部，杜甫花了大部分時間去觀光和狩獵」，「《壯遊》一詩中，杜甫回憶自己射飛鳥、逐走獸、呼獵鷹，縱橫山林間」，這都是因為「杜閒的資助一定非常大方」（第34頁）。

對杜甫經濟生活的關注，洪業《杜甫》中這不是唯一的一處。經過在長安的十年努力，755年杜甫最終獲右衛率府兵曹任職，洪業隨即指出：「在官階上這個職位屬於從第八品下階。這個級別的職位賦予任職者以兩百畝土地的永久擁有權，在任職期間則為兩百五十畝，年收入約一百三十四斛穀物，月收入總計三萬五千六百四十文錢，另帶其他一些福利，例如配給兩名僕人，使用馬匹，等等。這樣的收入能夠使得我們詩人維持大概十口人的日常開銷。」（第87頁）在這兩次經濟寬裕之間，是杜甫長期求取仕途通達的困窘年代：隨著父親去世及之後的守喪期過去，「在接下來兩年（743和744年）的大部分時間中，杜甫寄居在洛陽，試著謀生」，「開始體味到貧窮」；「杜甫為什麼不去尋求個一官半職呢？儘管他沒有通過736年的進士考試（這也是洪業特別的意見，他沒有將杜甫應考如通常的那樣定在735年），也拒絕參加後來的科考，他至少還可以通過蔭補方式進入官僚體制，畢竟杜閒的官階不但達到了從第六品上階的標準，實際上還高過兩級」。洪業的解釋雖然「冒險」，不過看來合情合理：杜甫是杜閒與崔氏夫人的兒子，現在他將這項特權讓給了自己的繼母即杜閒第二任盧氏夫人的兒子，因為「杜甫的一個弟弟，很可能是杜穎，作了臨邑的簿曹，這是一個正第九品下階的小官，而作為兄長的杜甫卻依舊還是一個平民和四處漫遊的自由詩人」（第37頁）。果真如此，便把握到了杜甫前後生活狀態轉折的關鍵所在，這是杜甫轉向偉大詩人的起點吧。

正寫到這裡，翻到報上有關杜甫的訪談，他說「在他父親做官，家庭收入穩定的時候，杜甫就是一個有學問的紈絝子弟，但是他父親一死，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很嚴峻，自己尋求生活」，「杜甫和以前所有詩人不同之處在於，他的詩是他所有人生經歷的一個心靈史，他的詩歌是他在人生困境狀態下，竭盡了所有詩歌變化的能事，你能體會到杜甫的詩歌最主要的是寫他自己」（《東方早報》2012年4月27日B6版）。陳尚君教授講得很好，杜甫的這個選擇導致了生活道路的變化以及詩歌方向的轉折，其意義之重大，就不必辭費了。

三

洪業的《杜甫》，應該是到那個時刻為止，現代學者關於杜甫其人所做的最審慎最細緻的研究：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私記》只寫到安史亂前，且他更大的關切在詩歌，書中《七言歌行》、《胡馬畫鷹》兩節表現尤為明顯；馮至的《杜甫傳》或許比洪書讀來更為流暢，但毋庸諱言，考究之細密與嚴格，實有所不逮。然而，智者千慮，似乎也不是一切都精準明晰。當然不能居後來之優勢來妄議前賢，僅就其書本身可能的瑕疵聊舉一例。杜甫進三大禮賦之後，「杜甫還得參加一次考試。這次顯然相當正式。名流們聚集在中書省。首相李林甫出題。禮部尚書幫助判卷。集賢院的高官們像一堵牆似的環繞在杜甫周圍，而他則端坐在中間，勇敢而驕傲地奮筆疾書」。對此情景，作者提示讀者：「參見第十章所載杜甫《憶昔行》及下面的《奉留贈集賢院崔國輔於休烈二學士》一詩。」（第70頁）但其實那些詩與此一場景間，多少顯得不著邊際，作者顯然是根據《莫相疑行》敷衍而成的：「憶獻三賦蓬萊言，自怪一日生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譯者曾祥波（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

書中還有的一些訛誤，與作者應無干係。平心而論，《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一書的譯、編，都是非常用心的，算得近年來的譯著精品。然而，也因此不避細瑣，期待更臻完善之境。正文例，第136頁末二行，「詩人以極其低沉的語調提到自己，對自己仕宦經歷的失望和幻滅表現的淋漓盡致」，「表現的」當是「表現得」；注釋例，第63頁「杜甫之所以沒有提到掉高仙芝於751年被阿拉伯人擊敗的事件」，「提到」後的「掉」顯為衍字。書中數字有訛誤處，第241頁提到《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一詩，作「771年」，那時杜甫已逝，無疑當是「770年」。英文標註，也存在小疵，如前引書中英譯《贈李白》一詩的首行「Autumn again, We are still like thistledown in the wind」，「W」不必大寫；「代譯後記」開篇列出英文書名等信息，「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書名應作斜體，出版社則不用。書中還有些關涉到處理體式的問題，比如第24頁，作者提到《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涉及的杜甫觀看公孫大娘舞劍器的時間，注釋提示讀者「參見我對詩篇CCCXXX的注釋」，但這一注釋當然得安置在杜甫在夔州作《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之處，那是在第218－219頁了，而第24頁如有譯註的指點，讀者翻檢起來會方便很多。當然，比較大的問題，還是取消原書設立「子注」另冊格式的處理，出於經濟因素也好，出於對如今的中文讀者無需提供一般性文獻信息的考慮也好（見譯者「補記」，第440頁），至少在書中不該留下由此導致的缺失。前文提及，洪業至少兩次在注中提及馮至1951年發表的觀點（分別見第72及219頁），今書中對此兩齣處分別作「馮至II，NO.3，32頁」、「馮至NO.1第33頁」，由此讀者完全無法知道馮至是在何時、何處提出自己觀點的。手邊有馮至《杜甫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的單行本，舞劍器者手中有劍和杜甫成婚於741年兩點，分別見該書第二節「童年」和第四節「與李白的會合」，還是與洪業《杜甫》的信息對不上；於是去找陸耀東《馮至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年），其中明文記述：「1951年1月至6月，《杜甫傳》以《愛國詩人杜甫傳》為總題，刊於《新觀察》雜誌二卷一期至十二期」，「童年」和「與李白的會合」正是第一和第三篇，這才與洪書的標註對上號。其實這番周折，讀原英文本應是不存在的：「昔者我於二冊後，並有仔細引得：上冊以杜甫身世、史地為要；下冊偏重參考書目。」（洪業「再說杜甫」，第367頁）刪略下冊，書目不存，今書中不少出處無法悉知，並非絕無僅有。

或許保存原初葉理綏（Serge Elisseeff）教授建言的兩冊的格局，還是必要的，不說免去許多無謂的翻檢案索之勞，至少得見洪業研杜之全貌；而這兩冊書，在洪業自己看來，也各有不同的作用：前者力圖展現杜甫生活的真實，而後者試著揭示詩人生平之非實（While the volume on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attempts to say, 「Thus, Tu Fu really was」, this volume of notes attempts to say, 「Thus, Tu Fu really was not.」 見洪業審閱補充的「洪煨蓮簡歷與著述表」，《洪業論學集》第442頁，中華書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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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by William Hung

洪業 著 曾祥波 譯

國際32開 精裝

978-7-5325-9594-5

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