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樊錦詩，我是充滿了敬意的。一個北大歷史系的畢業生，1963年畢業後，甘願充當「莫高窟的守護人」，一做就是57年。她把生命的華彩和價值完全付與敦煌的千佛洞，留下了自己的光影。我和樊錦詩年齡相近，同一年上大學，心相通，情相近。早在1985年，我到敦煌拜訪過她，還請她到上海戲劇學院為老師們作過報告，加之滬劇《敦煌女兒》看過多遍，因此我自以為很了解她。
日前收到一本書：《我心歸處是敦煌》。這是樊錦詩口述的自傳，由北大教授顧春芳撰寫。我一口氣讀完，在我面前呈現了一位立體的、真切的、活生生的樊錦詩。這本書加深了我對這位「敦煌女兒」的認識。因是自述體，加上顧春芳文情並茂的寫作，讀來特別親切感人。這本口述自傳內容真實而豐富，最令我感動的是在她的背後有一位偉大的男人支撐著她。樊錦詩和彭金章用一生的行動實現了自己的諾言：「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在分居18年後，彭金章為了樊錦詩，為了家庭，毅然放下自己對於商周考古的教學和研究，1986年從武漢大學來到敦煌，從零開始，在敦煌北區石窟的考古中做出了填補空白的重大貢獻，經過10多年的發掘和研究，撰寫了考古報告，並正式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三卷本，找到了自己生命的第二春。
樊錦詩在敦煌遇到的困苦，真是不堪言。天寒地凍，飲用水是苦的，冬天要破冰取水，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老三片」：土豆片、蘿蔔片和白菜片。樊錦詩在自述中，曾坦言自己有幾次想離開敦煌，但最後還是選擇留下。這樣的自述是坦誠的。她剛到敦煌，只要回想起上海、北大的生活，就有一種失落感。這種失落感差點把她拖下抑鬱的深淵。為了抗拒深淵，她說「我必須學會遺忘」。她把姐姐送給她的小鏡子藏起來，不再天天照鏡子，直到現在也不願意照鏡子。她在敦煌生下第一個兒子，因丈夫不在身邊，帶了一些碎布到醫院，兒子出生好幾天，還光著屁股包在她的棉襖裡。兒子長到七個月，她去上班，仍把寶寶捆綁在床上。有一天，她下班回到宿舍，發現兒子跌落在煤堆上，臉上沾滿了煤渣。因為敦煌的四月天氣還比較冷，屋裡還需要生火爐。沒想到孩子滾到了煤堆裡，幸虧沒有滾到爐子上。我終於發現，在「敦煌女兒」耀眼光環的背後，竟有如此多令人落淚的辛酸。
有人問樊錦詩：幸福是什麼？她回答：「一個人找到了自己活著的理由，有意義活著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愛好行為來源的那個根本性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可以讓他面對所有困難，讓他最終可以坦然地面對時間，面對生活，面對死亡。」這段話，可以幫助人們理解，樊錦詩為什麼願意一輩子留在敦煌。因為她還說過：「我是敦煌這棵大樹上的枝條，我離不開敦煌，敦煌也需要我。」這句話，也為樊錦詩的幸福觀作了具體的詮釋。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牆上，寫著一句話：「歷史是脆弱的，因為它被寫在紙上，畫在了牆上；歷史又是堅強的，因為總有一批人願意守護歷史的真實，希望它永不磨滅。」樊錦詩就是這批堅強的人中的一個傑出代表。
樊錦詩是一個高尚的人。她捐出了自己所有個人獲得的獎金，用於敦煌的保護。她從來不留戀美食和華服，她穿衣服只求舒適便可，一件結婚時置辦的外套穿了40多年，裡子全磨壞了，也捨不得扔；吃飯必須餐餐光碟，不僅要求自己，也要求所有和她一起吃飯的人；酸奶喝完了，用清水把酸奶瓶子洗乾淨，回去當藥瓶子用……有人問她：「你為什麼這樣節省？」她回答道：「我經歷過困難的日子，現在日子好過了，也不應當鋪張浪費。」我看到這些細節，不禁為之動容和共鳴。
《我心歸處是敦煌》的書名起得好，一言總結了樊錦詩在莫高窟堅守一輩子，全身心與敦煌融合，不可分離。全書有40多萬字，寫了樊錦詩平凡而偉大的一生，總結了石窟的保護與管理、石窟考古的研究以及近期數碼敦煌的成果，還有樊錦詩的年表。這是研究樊錦詩的第一手的寶貴材料，更展現了樊錦詩和幾代莫高窟人的精神之光。（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