瑰寶《四庫全書》

國家圖書館面向公眾開放《四庫全書》庫房 新華社 殷剛/攝 TAKEFOTO/供圖

最近，國家圖書館開庫展覽了館藏的文津閣《四庫全書》。這是清代編撰而成的七部《四庫全書》中唯一一部原書、原函、原架保存至今的。

《四庫全書》是我國歷史上的著名叢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由紀昀、陸錫熊、孫士毅擔任總纂官編修而成，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瑰寶。

《四庫全書》知名度極高，但人們對其細節又所知甚少：人們往往都知其名、知其全，亦知其分四部，由紀曉嵐編纂。但人們又對這套書更為具體的館藏、流傳、增補編修情況以及編修此書背後的趣事知之甚少。

本期，記者採訪了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曉華以及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古典文獻學研究專家蹤凡，他們對《四庫全書》相關知識作了詳細的介紹，以便讀者更全面地了解此一「瑰寶」。

1 乾隆皇帝「立言」之作

曾有一部熱播電視劇中有過這樣的橋段：深夜，宅院中，乾隆皇帝命大才子紀曉嵐焚燒某因言獲罪的文化名人之藏書，否則將以同等罪責論處紀昀（紀曉嵐本名為昀，字曉嵐）。紀昀不想獲罪，更不想焚燒這些珍貴藏書。緊急之下，心生一計，便求皇帝許他有四部書的「豁免權」，幾番拉鋸之下，皇帝無奈應允了。這可高興壞了紀昀，他得意地對皇帝說，請命人挑出這堆書中的經、史、子、集四部，剩下的我馬上就燒。皇帝愣了，因為經史子集四部書，包含了所有的書——書自然是不用燒了。

這個橋段很可能是杜撰的，不過其中透露出的兩個信息卻是真實的：其一，「經史子集」的分類方法幾乎可以涵蓋所有的中國書籍；其二，紀昀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可以讓他「肆無忌憚」地對皇帝提出一些關於書的要求。紀昀的這個身份便是《四庫全書》編修總纂官，正是這個身份以及《四庫全書》的修成讓紀昀名留青史。

《四庫全書》對於乾隆皇帝來說亦十分重要，這部書修成與否，直接關係到他能不能擔得起一代賢德明君的稱號——受到儒家文化影響，古代中國的統治者們都注重「立言」，特別是三國時期以降，魏文帝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說法，將「文」提高到了統治者必營之務的高度。所以，乾隆皇帝需要這樣一部縱貫古今而規模最大的叢書來彰顯自己的文治之能，這也使他為參與修書的人提供了諸多便利。

從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四庫全書》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部抄錄了3500多種書籍的叢書是一部近乎傳奇的圖書集成，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搶眼的外在表現之一。

然而，對於《四庫全書》的評價卻難一概而論。許多研究者都認為，這部書在保留珍貴文獻上作了貢獻，但是因為一些進獻給朝廷的典籍反被禁絕、焚毀，大家對其也有異議，魯迅先生對於《四庫全書》甚至有「《四庫全書》出而古書亡」的評價。

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曉華對此做了說明：乾隆四庫修書禁毀典籍一事，當清盛時，無人敢議。但當它衰時，尤其是到清末改朝換代之際，需要摧毀清政府的思想根基，揭露清政府的罪惡，四庫修書禁毀一事才被一些學者極力彰顯。這雖然這有利於推進革命發展，但難免誇大之嫌。當時就有學者孟森指出：「革命時之鼓煽種族以作敵愾之氣，乃軍旅之士，非學問之事也……不應故為貶義。」後來，那些激烈抨擊清政府的學者，如章太炎在晚年也認識到自己早期揭露滿清文化政策的文章有誇大事實的成分。而當時對《四庫全書》提出異議的魯迅正是章太炎的學生。

乾隆在修書過程中的「寓禁於徵」也多為人指摘，陳曉華由此還專門撰文分析此問題，她特別指出「要客觀對待『寓禁於徵』開館修書與禁書對乾隆來說也是並行不悖的，如果書籍攻擊朝廷等並不多，對乾隆來說，是可以接受，也是可以寬容的。但是，隨著徵書越來越多，違礙驚心亦越來越觸乾隆之目，徵書也就自然走向禁書，此謂『寓禁於徵』。不過，禁書是歷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改書亦是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慣用的手法，並非乾隆一個人的專利。總體而言，四庫修書仍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文化事業。」

2 歷時二十年編撰完成

《四庫全書》之「四庫」指「經、史、子、集」四部，因《四庫全書》之中四部之書都有，並且基本囊括了當時的所有典籍故而稱為「全書」。每部收錄其中的書都由編纂之人撰寫提要，並由總纂官紀昀將這些提要匯總、編寫，成為《四庫全書總目》。「《總目》凝結了紀昀一生的心血。」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古典文獻學專家蹤凡這樣評價。而對於四部分類法，陳曉華強調：「四庫，是中國學科體系和知識系統的載體。」

關於修書的背景，陳曉華也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乾隆時期，國力強盛，政治經濟高度繁榮，有清一代的國力在此時達到了頂峰，創下了被後世讚譽的「乾隆盛世」。由此，乾隆朝有能力也有意要組織大批人力物力對政治經濟的強盛做出進一步的烘託，以期反映盛世的宏大，以期探討更高明的政治經濟文化策略。當時的文化情況是：書坊興盛，公私藏書繁富，但藏書現狀令人擔憂，有識之士（四庫館臣周永年等）繼明代曹學佺再倡儒藏說，主張仿照佛教、道教貯藏經典的辦法，把圖書集中起來，分別藏在學宮、學院、名山古剎等妥善的地方，供學者應用，防止遭到意外的破壞。不僅如此，此時文化的發展也要求對文化做出總結。締造了「乾隆盛世」的弘曆，亦想在文化建設上超越乃祖乃父。同時我國古代學術發展到清代時臻至鼎盛，進入了總結期。當時，輯佚活動大規模展開，大型叢書大量編纂，公私藏書非常豐富。文化形式迫切需要對國家藏書及社會藏書做一次全面的清理，編纂一部反映當時藏書盛況和總結文化學術發展的大型目錄書。這項任務過於龐大，只能是政府出面才能完成。

隨著傳統文化的不斷成熟，以及如何對外來文化做出交代總結，編撰總結性大型圖書的要求日益顯得重要。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形勢趨於成熟，於是，有了乾隆帝「朕幾餘懋學，典冊時披，念當文治修明之會，而古今載籍未能搜羅大備，其何以裨藝林而光策府」的感嘆。乾隆下旨採集遺書，匯送京師，以彰文化之盛。一場規模浩大的大型圖書編纂工作從此揭開了序幕。

乾隆帝於1773年下令成立《永樂大典》輯佚處，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與《古今圖書集成》（康熙皇帝所集）互為校核，擇取繕寫，各自為書。並將每部書的大意總結出來，寫在書前，呈上裁定。將這些書匯總起來，名為《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的編撰即由此開始。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2月成立「辦理四庫全書處」（後來改稱「四庫全書館」），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12月第一套《四庫全書》（即文淵閣《四庫全書》）謄寫完畢，歷時9年。後來又謄寫了6套，至嘉慶初年才結束，實際上用了大約20年的時間。

陳曉華和蹤凡為記者介紹了《四庫全書》的基本館藏情況：7套《四庫全書》分別是文淵閣《四庫全書》，原藏於紫禁城內，共36078冊、6144函，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文源閣本原藏於圓明園內，英法聯軍1860年劫掠圓明園，一併毀於大火；文津閣本，藏於承德避暑山莊內，1915年運至北京，現藏國家圖書館。它共3503種，36304冊，分裝6144函；文溯閣本，原藏於盛京（今瀋陽）故宮，1966年移藏甘肅省圖書館，共35990冊，6191函，輯書3590種。這四閣稱為「北四閣」，因均建於宮禁之中，又稱「內廷四閣」。

與此相對應的是「江浙三閣」（南三閣）本：文宗閣本原藏於江蘇鎮江金山寺，有36340冊、6197函，但在太平天國起義時毀於戰火；文匯閣本原藏於江都縣（今揚州市）的大觀堂，同樣在太平天國起義時毀於戰火；文瀾閣本原有35990冊、6191函，藏於杭州西湖行宮。太平天國起義軍攻入杭州，散失不少，後由民間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全力搜集散失並抄補佚缺，現存於浙江省圖書館。另外，乾隆皇帝命人謄抄了副本，存入翰林院，但這套副本經英法聯軍及八國聯軍兩次劫掠、焚燒，最終散失。

3 七部《四庫全書》版本有差異

由於全書共謄抄7部，分藏7處，能有效避免各種條件下的「書厄」。雖然該書部分被損毀，但是還是有完整的《四庫全書》經歷了歷史的巨大變遷和時光的洗禮保留了下來。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同為大型圖書集成的《永樂大典》，因只謄抄了兩部而分別毀於明末的李自成起義和後來的列強入侵。

不同版本的《四庫全書》皆抄寫而成，書紙皆朱標紅格，採用正楷謄抄。皆採用包背裝，裝訂成冊後再置入書套或木匣內；七閣規制皆仿照範式天一閣式樣，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說，六閣之名皆從水。書閣建成後，皆先收藏一部《古今圖書集成》。

清初，康熙皇帝已經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乾隆皇帝在下令修書時也有他的私心。「他想在『文治』上超越他的祖父，既然已有類書《永樂大典》在前，他也就只有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編纂一套書，才有可能超越祖父，體現自己的文治之功。」陳曉華這樣解釋乾隆的「私心」。

除了收藏地點不同、每套所冊數、函數略有差別外，不同版本的《四庫全書》各套書間書皮顏色略有不同。從目前存世的版本來看，大家最熟知的文津閣《四庫全書》，其封面為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藍色、集部灰色，而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於甘肅省圖書館）的顏色與文津閣本略有差異。

另外，七部《四庫全書》紙張大小也不盡相同。南三閣較北四閣尺幅較小，像文瀾閣藏書又經過丁氏兄弟等人抄補，佳紙難得，紙張質量、大小不盡相同。七部書蓋印也不同：內廷四閣每冊首頁蓋閣名之印，如「文淵閣寶」、「文溯閣寶」、「文宗閣寶」，末頁蓋「乾隆御覽之寶」；南三閣藏書首頁蓋「古稀天子之寶」，末頁蓋「乾隆御覽之寶」。

(責編：陳晶晶（實習）、陳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