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重慶的茶館
吃茶是一種文化，在抗戰時期的重慶比較普遍，不少人採用吃茶的形式來進行交談或組織聚會。有些交談或聚會，往往有外國要人、記者或文化人士參與，他們儘管有著不同的語言和民族情感，但都把吃茶作為一種友好交流的方式，並利用這一方式促進了戰時文化的互動。
茶館是重要的文化傳播空間
「街頭巷尾，茶肆林立，幾乎是無往而不在。規模小的，擁有桌子三五、長凳數條者固然是不知凡幾；規模大的，人聲鼎沸，恍如鬧市者也比比皆是。茶客要喝茶，距離寓所幾十步內，總不難找著一座茶樓。茶館業讓那些無所消遣的人，布置了這樣一張緊密的網，難怪乎他們終於要跑去泡一碗茶了。」這段關於茶館的描述，真實地反映了當時重慶人生活的一個方面。
茶館在戰時重慶十分普遍，在這裡，一些吃茶的活動是隨意的、非組織的，雖然場合併不正式，但擁有廣泛的群體。人們在裡面並不只是喝茶消閒，茶館還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文化空間。「在重慶這個區域，要擴大宣傳面，也必須利用好茶館這個特殊空間。旅渝作家深諳此理，他們積極把戲劇和本土文化結合起來，在重慶探索出了茶館劇這種形式。這種茶館劇就像街頭劇一樣，不需要專門的舞臺，就把茶館當作劇本演出的舞臺。」
「上自政府官吏，下至走卒販夫，各以其需要之不同，環境之各異，盤踞一席，高談闊論於其間，會人者，議事者，交易者，消閒者，解渴者，種種形色，不一而足。於是茶館無形中有吸引群眾，使以此為活動中心之趨勢，其適應能力至強，無人不思利用之也。」可見，抗戰時期人們對在茶館中開展宣傳和信息傳播已比較重視。
街頭茶館是戰時文化人、各國記者常去的地方。文學家葉君健居住在重慶沙坪垻時就對茶館十分感興趣。他常去茶館，或打聽時政信息，或會見友人，或接受外國記者的訪談。葉君健說：「晚間又是茶館最熱鬧的時候。附近一帶的『聞人』都集到這裡來品茶，就便交換一些有關當地的新聞，或議論國家大事——雖然牆上貼有『莫談國事』的大幅警告。巴金就是不能寫作，也願意到這裡來，我自然更願意——這也算是深入生活之一種吧。」
戰時的文化人大多生活清貧，但他們喜歡泡茶館，在這方小天地裡，談天說地，交往敘舊，冥思創作，收集信息。茶館同樣是街頭重要的信息傳播空間，普通人能在此打聽到國內外的近況。比如，1942年「緬甸失守後，在重慶的茶館裡常可以聽到『讓盟國去幹吧』這一類議論」。
茶館裡不時出現外國人的身影，因為這裡是獲取信息的最佳渠道之一。戰時駐重慶的美國記者格蘭姆•貝克曾指出：「任何一個人如果希望了解真實情況的話，他必須建立起自己的新聞和情報系統。通常的方法是去看望那些由於職業關係而多少了解一些某方面情況的朋友；或者是去那些來往旅客的聚集地；或者是和記者們交往——他們知道的情況一般比報紙上公開報導的要多一些。」英國歷史學者米特也認為：「重慶的報紙受到了十分嚴格的審查。不過，當時有句俗話說，茶館和茶館裡的小道消息彌補了重慶報攤數量的不足。」
這一時期，重慶由於文化人聚集，街頭還出現了文化茶館，以此招徠文化人光顧。「於是，國泰電影院附近有電影話劇界人士聚會的『新生活茶館』，會仙橋有戲劇界與戲迷交流的『昇平茶館』。新聞記者交換新聞、作家討論寫作常去中央公園的『長亭茶館』、中央電影製片廠附近的『中心茶社』和大梁子的『江山一攬軒茶館』。」與街頭其他茶館相比，這些茶館較為僻靜，文化氛圍十足。如江山一攬軒茶館，「這裡高居臨江的制高點上，店堂寬敞雅致，坐在臨江窗前的茶座上，遠眺南岸群峰疊翠，俯視窗下百舸爭流，看滔滔江流，白帆點點，以欣賞臨江茶館所獨具的重慶茶館文化的韻味」。
可見，無論是街頭大眾的茶館，還是專為文化人闢設的茶館，都是戰時重慶重要的文化傳播空間。
茶話會上的對外文化交流
茶話會是日常生活中比較常見的一種聚會形式，人們一邊吃茶，一邊會談或演講，往往會潛移默化地進行多種形式的文化交流，這種交流也夾雜著某種政治信息的傳遞。在戰時重慶，茶話會這種以飲茶為交際行為的聚會既有正式的，也有比較隨意的，但無論哪種情形，茶話會大多在歡迎禮節、事務交談、意願表達等當中構建了一種符合政治需要的文化交流方式。
1939年9月15日，中蘇文化協會在生生花園舉辦茶話會，以歡迎蘇聯新任駐華大使潘友新，馮玉祥、邵力子等到會。潘友新在遞交國書時特別聲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知蘇聯今次對華英勇戰爭中所作之種種援助，並非空言，抑且為事實。」邵力子在歡迎茶話會上同樣強調這一點。《良友》畫報對此事報導也切中要害，指出：「在國際時局縱橫捭闔之今日，要息滅惡意的謠傳，只有鐵樣事實，才是最不說謊的證明。」
1940年12月8日，百餘位中蘇文化友人在中蘇文化協會舉行聯誼茶話會。蘇聯方面參會的主要有：對外文化協會駐華代表米克拉舍夫斯基，蘇聯駐華大使館參贊戴米謝諾夫、高爾舍、威遼夫金、蕭林，蘇聯大使館職員彼羅夫，塔斯社重慶分社社長米海耶夫，塔斯社秘書長葉夏明，塔斯社重慶分社副社長諾米洛茨基等。中方到會人士主要有：郭沫若、沈鈞儒、田漢、王崑崙、侯外廬、老舍、陽翰笙、應雲衛、潘梓年、許滌新、王語今、戈寶權、艾青、沙汀、宋之的、黎莉莉、沈志遠、常任俠、馮乃超、施誼、張西曼、沙梅、鄭伯奇、茅盾、馬彥祥、葛一虹、趙望雲、胡風、曹靖華、葉以群、安娥、潘孑農、吳克堅、胡繩、羅蓀、葉兆南、陳銘樞、賀綠汀、盛家倫、蓬子、凌鶴、舒繡文、徐遲、章乃器、陳煙橋、沙千裡等。
聯誼會的交談沒有正式的議程，是「隨著興之所至」進行。「在會場中發言的人，都不像講演，一種自由活潑的姿態，好像一家人在談『家常』。」米克拉舍夫斯基、米海耶夫講中蘇友好，老舍唱崑曲，黎莉莉唱歌曲《巾幗英雄》，茅盾介紹戰時文藝運動，盛家倫唱蒙古歌曲，趙望雲拉胡琴，田漢、王崑崙、沙梅等都唱了自己熟悉的曲目。最後，米克拉舍夫斯基說：「今天這個聚會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是卻感到無限的溫暖，希望大家能夠在日常工作中互相幫助，我們中蘇聯合起來，保衛文化。」舉辦此次茶話會的目的在於，以戰時同類的文化主題為交流內容，加強聯誼與溝通，促進政治上互信和民族情感上的理解。
1942年10月，威爾基訪華，宋美齡為其準備了茶話會。茶話會以事先準備的議程進行，但宋美齡的演講是最為核心的安排，目的在於向美國傳遞信息和需求。顯然，這次茶話會是一場外交歡迎會。
宋美齡在茶話會上的演講打動了威爾基，威爾基感到很高興，並邀請宋美齡訪美。幾天後，威爾基對孔祥熙說：「我是多麼堅決地相信讓我的同胞了解亞洲的問題和亞洲人民的觀點是非常重要的，必須從這個地區派出一個有智慧、口才和道義力量的人來進行幫助，使我們了解中國和印度以及他們的人民，夫人將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大使。」在威爾基看來，茶話會的安排是比較周到的。通過茶話會與宋美齡的接觸，威爾基更加希望了解中國和中國政府。茶話會的作用被中方各界所注重，在威爾基訪問重慶的機關、工廠以及相關團體時，常常會有茶話會的安排。
10月6日，重慶18個文化團體在嘉陵賓館舉行歡迎威爾基的茶話會。參會的有美、蘇、英等國駐華使館人員及國民政府要員。茶話會上，威爾基和與會人士作了友好交流，他聲稱：「諸君所代表的文化團體，都是中國抗戰建國的支柱。我很希望諸位將來能到美國去，與美國的各文化團體、民眾團體互相握手，共同努力於人類文化的進步。」
與茶館吃茶相比，茶話會上的吃茶顯然要正式許多，其議程往往是預先擬定好的。這種吃茶時的對外文化交流，體現的內容已不是某種新聞信息的傳播，而是國家禮節的關照和政治意願的表達。
原文刊載於2018年8期《紅巖春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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