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我寫的會超過人們對於真實的認知和期待。」在西單北京圖書大廈籤售會上，他略帶自嘲又很誠懇，「對不起大家，先告訴大家，我的作品寫那麼長，可能買了回去也並不好看。」
作家閻連科採取「地方志」形式架構新作《炸裂志》，他尤為喜愛其中得女性角色。 CFP供圖
「（他）用『震驚』的連環套，讓小說高潮迭起，呼嘯而去，」北京大學教授陳曉明在閻連科最新長篇小說《炸裂志》的腰封背部這樣評論。他還將閻連科比喻為中國文壇裡「頭觸不周山的共工」，以形容其在文學創作方面的膽識和影響力。
正如陳曉明所說，《炸裂志》的結構和故事都令人「震驚」。這本新作以地方志形式，講述了一個叫做「炸裂」的村莊在幾十年間迅速膨脹為世界大都市乃至自治國家的故事。與神話般膨脹過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故事僅源於夢境：孔家四兄弟的父親從監獄返家後，做了個夢，隨即命令四兄弟在夜裡走至巷口，尋找各自人生道路的標誌（粉筆、貓或者印章），從而實現各自不同的（對應教育、人性和政治）的人生。書中，奇幻之事屢屢發生，女人紐扣自動打開，花草開敗都在一瞬……閻連科自己也笑稱:「雖然以前書裡也有很多想像，但在這本書裡，我的想像得到了從來未有的飛躍。」
而坐在咖啡廳二樓裡接受時代周報採訪的閻連科，並無一點怒髮衝冠的「共工」之感，談起新書的具體出版情況，他很淡然：「現在編輯能說『閻連科這本書我們一定要出』，我就覺得很好。我不在乎被刪改的內容，能夠順利出版已經表明了出版方的態度。五六年間沒有出過書，這次如此順利，我配合併且尊重。」
「地方志」挑戰舊小說寫作審美
有關書名由來，閻連科解釋，「炸裂」是他去韓國時發現的兩個漢字。從這兩個沒有被翻譯成韓文的漢字間，他開始好奇它們所負載的有關當代中國的感覺，「那種炸裂的、膨脹的、慌亂的甚至疼痛的感覺，是中國發展的三十年間驟然生長出的」。「炸裂」亦是出於現實的比擬，「深圳是我書寫的小村變都市的原型，它的發展突出了這個故事的走向，但我把它搬到了我熟悉的河南。」「炸裂」也是他給書中人物注入的精神狀態，「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奔忙，日日夜夜都停不下來，心慌慌的」。
在文本架構上，與舊作相比，閻連科走得更遠。《炸裂志》全書嚴格採用地方志形式，從宋元時期開始直至當代。全村人遷徙此地的前因後果一一道來。
動筆前，閻連科一連查閱了五六本地方志，研究了地方志的分類書寫範例。「地方志不好看，很枯燥，但這並不妨礙我借鑑它的形式」，在閻連科看來，地方志這一形式並不只是簡單新奇的敘事框架，而是自己這部小說能夠挑戰「舊的小說審美」的重要之處。
有趣的是，為了更有地方志的完整感和正式感，「閻連科，作家」也成了其中一個人物的身份：「我也把我自己寫進去了，我出現在書裡的『《炸裂志》編纂委員會』名單裡，是委員會執行主任，書裡的市長和我還有關於《炸裂志》的正面對撞。」
把自己稱名道姓地寫進小說，莫言也用過，與他相比，閻連科在編織自己文本身份多重性時更為小心，他試圖探索書寫權如何變動，「把自己放入編纂名單作為主任，一方面把自己『官方化』：奉市長命令編書，名字在委員會裡列於市長之下；另一方面，也不忘記最後自我調侃一番，在和市長的衝突裡始終敗下陣來—執行主任終究處於不穩定的地位」。
自創「神實主義」
在單行本《炸裂志》腰封上，稱這是「一部神實主義力作」。「神實主義」一詞是閻連科自己提出來的。
「比起文學作品，我平時讀得更多的是文學批評期刊。」閻連科對記者強調。對中國文學批評界，他是熟悉的，也是失望的。「無論是美國黑色幽默、後現代或是拉美魔幻現實主義，都有自己的成長環境。如今我們也有自己的表現方式，但批評話語還沒有正確地看待。我不是魔幻現實主義，如果硬要說，那我就是神實主義。」閻連科認為，和魔幻主義相比，神實主義捕捉的是內真實，遵循的是內在邏輯。
什麼又是「內真實」？在閻連科的小說裡，這是情節內在的推動力量，在《炸裂志》裡，「內真實」就是金錢、權力、性慾，也就是主人公孔明亮親口說的自己留戀的三樣東西：女人、錢、枕頭。「它們不是虛幻的，是本來就在那裡，人們習慣隔著窗戶紙看，小心地想要，我不過把窗戶紙捅破了而已。」
藉助內真實，閻連科自我區分了其作品和文學批評界所謂「荒誕作品」之間的差異。「『荒誕』其實是一種偷懶的批評方式。我的作品揭露的真實，超出了讀者對真實的預期。我的小說可以改變人們的閱讀和審美方式。」
《炸裂志》裡也常出現魔幻場景。奇幻的植物通曉人心：權力狀況如有變更，植物就隨之興衰榮枯的場面；花一會開一會敗，竹子被文件掃一掃能活；官員落選了就完全枯萎……在被問及為何寫這麼多植物，還有如此細緻的分類時，閻連科解釋，因為之前在《北京，最後的紀念》（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版）裡寫了很多植物，所以在新書中延續了此種寫法，但其實自己一開始並沒意識到。
何況，此種搬用在他看來是自然的，「在權力面前，人人都是植物吧。」典型例子如，秘書程菁在鄉長面前變成了一樁植物，知道鄉長升了官，衣裳紐扣不自主地就脫落了。
「作家要去更多的地方」
閻連科憑藉靈感直覺而寫作。對他而言，寫作是流暢的，「人物和情節對我不構成難度。只是坐在桌子前，故事就撲面而來。這是天生的。」他不用對別人解釋寫作的過程，卻需要解釋寫作的結果。「我寫的會超過人們對於真實的認知和期待。」在西單北京圖書大廈籤售會上，他略帶自嘲又很誠懇，「對不起大家，先告訴大家，我的作品寫那麼長，可能買了回去也並不好看。」
談及《炸裂志》的先後兩個版本（《收穫》刊載本與上海文藝出版社單行本），閻連科解釋，單行本更加完整，但也經過修訂，不過刪除的內容並不影響作者閱讀理解，反而增添了隱喻色彩。《收穫》版本中，「文革」時期，鳥糞滴在孔東德的白襯衣上，攤開後變成了「中國地圖」，孔東德由此獲罪入獄；上海文藝出版社單行本中刪去了「中國」二字—文本的直接效果略有轉變。閻連科對於單行本的刪改表示理解甚至十分信任：「我不過問。」
作為一名中國作家，閻連科已經進入國際視野。今年年初，他曾獲布克國際文學獎提名。在此之前，還曾提名法國費米娜文學獎及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閻連科關心自身作品在各國的翻譯情況，但並不特別在意獲獎與否。說起諾貝爾文學獎，閻連科認為，「諾獎當然能促進國內文學發展的。但除了作品，作家要去更多的地方，才能有清晰的眼界，我們和歐洲人還不一樣，帕慕克待在伊斯坦堡就能寫，但他們的歐洲文化圈子和我們不一樣。」
對近期著名批評家劉再復所說「中國當代作家缺少幽默與愛」的論斷，閻連科不予認可：「我不認為中國作家缺少幽默與愛。你能說遲子建（的作品）沒有愛嗎？莫言（的作品）沒有愛嗎？但這種幽默和愛需要在我們的文化裡被懂與被尊重。愛也不限於愛情。《炸裂志》裡是有愛的，比如孔明輝這個人物，雖然著墨不多，但他身上凝聚了最多的溫厚善良甚至是天命。」
「對小說裡的女性形象，閻連科明顯偏愛。談及《炸裂志》裡的女性角色，他目露溫柔神色，「朱穎，程菁，小翠，粉紅，我都喜歡。要問最喜歡哪一個，說不清，因為都非常可愛。女人即使依靠著男人，也有自己的力量。比如做大事的謀遠慮的朱穎，也比如聰明天真的小保姆小翠。你喜歡她嗎？我自己非常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