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狼煙四起，烽火連天，對於現代都市人來說，或許只能在影視作品中看到。而對那些親歷戰爭的大陸臺籍老兵來說，戰爭帶來的刻骨銘心的真實滋味，概莫只有他們自己才能真切體會。
如今戰爭歲月已遠去，但他們都在以自己方式，記錄那個歲月發生的故事。中國新聞網臺灣頻道推出主題策劃《戰爭與和平，臺灣籍老兵的故事》，尋訪曾參與抗日戰爭或解放戰爭的臺灣籍老兵，揭示歷史在他們身上留下的戰爭與和平的烙印。
中新網北京7月30日電（郭思遠）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國歷史翻過新一頁。那一天，有兩位正在念華北軍政大學的年輕臺灣籍士兵站在觀禮臺。一位是臺灣新竹高山泰雅族人田富達，一位是臺灣苗慄人黃清旺。
同在彼時，臺籍士兵徐兆麟正在上海臺灣幹部訓練團學習，而曾參與過抗日戰爭的兩位臺籍士兵楊美華和何標，在1949年10月前後，分別赴福建和上海開展對臺工作。
這個時刻，也迎來了臺籍老兵的人生轉折……
【臺灣生活】日據時代寒苦童年，受騙當兵
回溯歷史，臺灣經歷漫長的日據時代，社會矛盾不斷上升，當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臺灣經濟瀕臨破產。在臺籍老兵印象中，他們的童年生活與貧窮聯繫在一起，學習受日本奴化教育，參軍多因受欺騙。
臺灣高山泰雅族人田富達，原名尤明·巴都，1929年出生在新竹，現任臺盟中央名譽主席，1949年畢業於華北軍政大學，同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和新中國開國大典。
1936年，田富達7歲時，他父親因伐木時從樹上摔下來，背後脊骨摔斷，導致臥床不起，此時，全家的生活重負都落到他母親身上。8歲時，他母親生下了他最小的弟弟，生計所迫，三天後就下床幹活兒。
「那個時候是11月，生了(弟弟)第三天後，就到地裡去挖紅薯，要吃的啊！第三天她就病了，吐血三天，每天早上都吐一次，然後就不行了，血就吐不出來，卡住了。」田富達說到這，聲音哽咽。
田富達有8個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五，但由於生活環境差，老二、老三和老四(大姐)在他出生之前就夭折了，老六(妹妹)、老七和老八也先後夭折。田富達說：「妹妹5、6歲時，我記得我還背過她！」
那個歲月，禍不單行。10歲時，他父親也去世了，他和大哥成了孤兒，便只有投靠舅舅家。他13歲才開始接受日本式教育。
比田富達大兩歲的黃清旺，1927年出生在臺灣苗慄，曾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閩南話播音員。1949年畢業於華北軍政大學，同年出席開國大典。
「那個時候非常苦啊！」他說，「種水田是挺累的！家裡的這些農活兒幹完了，還到外面幹零活兒去，什麼都幹，15、16歲就要幹大人的活兒。」
黃清旺12歲才上小學，在四年級時，就是上午讀書，下午四點多就要幹活兒去。「我們那裡有火車站，倉庫裡有米，需要搬到車廂，一包一分錢。我就去背米，一天能夠掙到7、8分錢。從四年級開始，我就自己掙學費。」
與田富達是新竹同鄉的徐兆麟，1931年生，原全國臺聯會副會長，臺籍老兵返鄉協進會會長。
他生活在一個採樟腦的普通家庭，由於樟腦是日本專賣局管的，對臺灣採樟人壓榨的很厲害。「當時，我父母的勞動報酬去養不活一家人，我有3個妹妹在我近學校讀書前，先後送給人家當童養媳去了。」
他7歲時，他父親改行當了林業工人，母親靠打零工養活他和他哥哥。但因林業工人經常遷移，而他和他哥哥又在宜蘭縣三星鎮讀書。有一次，父母被要求遷移到花蓮縣林場，怕他們難過，就沒有直接告訴他們，讓別人轉告他們找工頭家寄宿。
「工頭說我父母不在他們林場幹活了，我們在工頭家住了十幾天就被趕了出來，這樣我們就成了流浪兒。」徐兆麟說。
後來，他哥哥有個同學，把他們的遭遇給他母親說了，同學的母親收留了他們。徐兆麟說，「這位大娘心底非常善良，家是中甘蔗園的，是一個寡母，我會記住她一輩子的。」
求學經歷1939年，徐兆麟曾在苗慄縣大湖公學校讀了一年級，但2、3個月後，便轉到宜蘭縣三星公學校。「從三星鎮山區林場到學校要走很遠的路程，我和哥哥每天都是早上5點起床，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趕到森林火車站，天微亮時，乘上火車到三星公學校上學。」
徐兆麟說，「學生乘森林火車不要錢，但每天往返要耗5個小時，而且又要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對一個小學生來說，那是相當辛苦的。」
1940年秋天，徐兆麟家舉家搬回新竹縣竹東鎮。1945年暑假前，將從昭和國民學校(臺灣光復後改名為中山學校)小學畢業。由於美國飛機經常轟炸，他們跑警報是常事，但畢業典禮還是如期舉行。
「我爺爺去參加了典禮，我是我那一屆150多名畢業生中三名優等生之一，校長親自給頒發了優等生獎狀，我領取獎狀後，爺爺非常高興。」徐兆麟說。
後來，當徐兆麟不辭而別參軍後，爺爺非常思念他，一直保存著這張優等生獎狀。直到臨終前，還將這張獎狀交給徐兆麟的嫂子，說他相信孫子一定會回來的。當徐兆麟闊別42年後回到故鄉，可是與爺爺已天人永隔，當嫂子把獎狀交給他時，他手一直在發抖，淚水忍不住直流……
楊美華，1924年生於臺灣高雄市，一個抗戰臺籍女兵。21歲時懷著一顆愛國心，不顧在日本留學的學歷，決定奔赴祖國參加抗日戰爭。後曾執教於北京國際關係學院。
小學畢業後，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學校，是一所專為日本人辦的公立女子中學，臺灣學生很少。「有一件事事情對我的思想刺激很大，在校期間，由於我學習成績突出，被同學們選舉當級長(班主席)，但被學校當局否定了，理由是我為臺灣人，沒有這個資格，我感到屈辱氣憤！同樣是人，為什麼臺灣人比日本人低一等？」
1941年，楊美華高中畢業後到日本女子牙科學院求學，「學醫並不是出自我的意願，當時臺灣人到日本求學，十有八九學醫，學成回去開業可以有個靠得住的飯碗。」楊美華說。
在日本幾年求學中，她認識許多臺灣學生，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臺灣向何處去」以及人生的價值問題。她除了看醫學、哲學書籍外，還通過同學秘密借閱進步書籍。
楊美華說：「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這本書，對我的思想影響最大。這本書裡列舉了大量數據，從歷史到現實，分析了日本掠奪太臺灣的事實。」
之後，她的思路逐步清晰起來，打到日本帝國主義，使中國富強起來，這是臺灣人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唯一出路。「我決心回到祖國大陸參加抗日戰爭，現實我的人生價值。」
受騙當兵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臺灣整個經濟都垮了，工廠都倒閉了，找不到工作，也沒有學校讀書。田富達也失學了，需要找工作養活自己，因此到處找活兒。有一次，他和他表姐夫的弟弟去臺北找活兒，當時跟一個煤礦老闆談好了，說是過段時間再過來上班。
在從臺北回新竹的路上，他們看到當時國民黨募兵的布告，由於不懂漢語，只能通過漢族同胞講述，「第一條是月工資3000塊(老臺幣)；第二條是學"國語"學國文；第三條是保衛臺灣，哪裡都不去；第四條是當兩年兵，保證介紹工作……」
「別的我不懂了，但是3000塊吸引力很大。」田富達說，「然後就回家跟舅舅商量，因為父母都不在了，舅舅就是我的保護人。取得舅舅的同意以後，我大概兩三天以後就當兵去了。那個親戚也沒有回家，我們就一塊當兵去了。」
當時，他們去當兵都沒什麼東西可帶的，一身衣服就去了。到部隊後，就是軍事訓練，通過訓練的規則和武器的名稱等來學漢語。「他(國民黨)說的上學是騙人的，3000塊也是騙人的。」
「剛開始覺得有3000塊是很不錯的，但過了一個月沒有，第二個月也沒有，第三月還是沒有。有人就問，怎麼還沒有發錢？有人就說，你們還沒有正式當兵啊！這時候漢族同胞就受不了了，開始開小差，我們高山族不懂啊！在家過得是原始生活。」田富達回憶到這，不禁歷盡滄桑地笑起來。
那時候，在臺灣生活的漢族同胞也非常苦，家裡一個蘿蔔一個坑兒，國民黨部隊也沒有錢發，就開始逃跑。有的人被抓回來後，就被毒打一頓。「我雖然沒有領到3000塊，但也沒有跑的動機，因為高山族那時候生活比較簡單，腦子也比較簡單。」
三個月之後，他們每個月能領到200、300塊關幣(老臺幣)，多的時候能夠拿到500塊。「關幣是什麼呢？當時中國大陸這邊都是用袁大頭的，但蔣介石為剝削老百姓，收入更多的財富，在上海搞了那麼個東西。關幣很不值錢，特別是物價上漲以後，就更不值錢了。」
與田富達一樣，黃清旺當兵也是被騙了。但與田富達不同的是，1945年除，黃清旺18歲小學畢業後，就被徵去當日本兵，「他們(日本人)一個單子下來，你不去不行啊！」
日本投降以後，黃清旺到處找工作。當時國民黨為了招兵，到處貼廣告，還派一些兵到社會上去演說。演說的內容都說，大家受日本殖民統治50年了，現在回到祖國了，就應該報效祖國。「那個時候，我看的布告是說2000塊，也不知道2000塊有多大。」
當黃清旺他們這些臺灣籍士兵進軍營時，從大陸去的老兵都在笑。黃清旺心裡暗想，為什麼我們進來，他們怎麼都在笑。後來問老兵他們笑什麼，老兵就問黃清旺怎麼進軍營的？黃清旺說不是有2000塊嗎？老兵說，哪有那麼好的事情啊。
剛開始三個月，也是一分錢也沒有發。過了幾個月後，發了2000塊給他們，「那個時候是老臺幣，後來我拿到外面去買東西，就只買了27包煙，就沒了！」黃清旺苦笑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