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這個離中國並不遙遠卻顯得陌生的國家，《一次別離》的獲獎價值或許不在於為這個國家捧回第一個「小金人」，而是為這片土地以外的人們展示了這個伊斯蘭國家鮮為人知的社會現實——世俗和宗教的一次若即若離。
《一次別離》獲84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講述的是一個生活在德黑蘭的中產家庭，妻子西敏為讓女兒接受更好的教育希望移民國外卻遭到丈夫納德的反對，西敏訴諸法院要求離婚未準後離家出走，西敏走後納德由於工作而不能照顧癱瘓的父親，就僱了一個低產階級已有身孕的女傭瑞茨，從而展開了納德的悲劇······這是一個看起來可能發生在任何國家的故事，卻有著特定的社會及宗教背景。
中產階級代表西敏「我更希望女兒不要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
影片開始部分，是西敏訴諸法院要求離婚，西敏說「作為一個母親，我更希望女兒不要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法官問：「什麼環境？」從這句不會引起觀眾太多注意的對話中看，西敏極力想將女兒送出國，除了希望她能夠獲得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或許是希望女兒能夠擺脫她未來將要面臨的生存環境。
在伊朗這個男權社會，婦女的人身自由及權利並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依據法律，沒有父親、兄長或者丈夫的允許，女性不能獨自出國；由女方提出離婚常常不被獲許或是得不到任何經濟賠償。雖然同更為極端的沙特相比，伊朗婦女可以獨自上街、可以參加工作、擁有選舉的權利，但是以西敏為代表的、生長在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接觸西方文化較多的中產階級女性，卻有著更多對自由和權利的訴求。
貧民階層代表瑞茨對宗教和權威的虔誠
一日納德的父親小便失禁，瑞茨在經過激烈的內心掙扎後，撥打了宗教熱線電話，詢問自己為一位男性病人更衣是否構成一種罪惡。在得到宗教權威的許可和指示後，瑞茨帶上手套，繼續自己的工作。
這個插曲對整個劇情的發展或許沒有太大關聯。但編劇和導演這麼做的目的，應該不僅僅是某些影評中所揣度的「增加宗教元素，以便影片通過審查」，而是通過對瑞茨的宗教虔誠的刻畫，向觀眾展示被西方媒體有意忽略的伊朗社會的另一個群體——貧民階層——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對宗教和權威極端虔誠。
在德黑蘭的富人區街頭隨處可見開寶馬，哼搖滾臉上沒有鬍鬚的伊朗男子和身穿緊身衣褲和高跟鞋的伊朗女子，一旦走出德黑蘭就會發現構成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口:那些虔誠於宗教，蓄著絡腮鬍、穿著黑罩袍的男男女女。
影片中的中產階級代表西敏著裝時髦，因為意見不合便想要離開自己的丈夫；而貧民階層代表瑞茨始終隱埋在黑罩袍下，面對丈夫的粗暴和負債卻從未動過離婚的念頭。影片通過對這兩個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心理的細膩刻畫，表現了她們截然不同的理念，折射出伊朗社會不同階層在價值觀和行為取向上的差異。
伊朗伊斯蘭人的矛盾：「面對伊斯蘭的宗教信仰敢對真主起誓嗎？」
伊斯蘭教認為，撒謊是一種重罪，不止在今世受到刑罰，在後世也要被丟入「火獄」。劇中來自兩個不同社會階層、有著不同價值取向的兩人，在現實利益面前都放棄了對宗教的虔誠。
瑞茨的一次擅離職守集齊了納德的憤怒，納德把她推下臺階後，瑞茨一家把他告上法庭，為了開脫罪行，納德謊稱自己對瑞茨懷孕一事並不知情；西敏提出對瑞茨一家提供經濟賠償，面對這筆對這個貧民家庭至關重要的償金，瑞茨堅稱跌落臺階是導致自己流產的根本原因……
然而正如影片中所反映的社會面，在現實利益與生存法則面前，更多的伊朗人會作出宗教上的讓步有些是不經意間的，有些是在經過思想鬥爭之後的。受到輕度傷害後誇大病情，敲詐責任人和僱主的事情，在伊朗貧民階層中同樣屢見不鮮。精明的波斯商人振振有詞地宣傳商品、列數成本利潤，但如果你問他：「你敢對真主起誓你說的都是事實嗎？」對方往往就此陷入沉默——這就是矛盾的伊朗人，對宗教心存敬畏，同時又不能為宗教放棄現實利益。
故事的結尾留給觀眾的不僅僅是一個懸念，更多是對這個伊斯蘭國家未來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