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讀書頻道獨家授權連載內容，如無授權，請勿轉載。
知識界思想清理尤為重要
批判「道德虛無主義」，為俄國再造宗教是俄國文化保守主義要完成的第二個任務。用索洛維約夫的話說，本來「真理就是萬物的真理，如果萬物都在真理之外，那麼真理便會成為虛無」。俄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認為，把真理變成一種空洞的公式，而無視「真實的自在者」，布爾什維克難脫其咎。「布爾什維克主義一方面是一種罕見的歷史現象」，但同時它的出現也有其深厚的文化淵源。從19世紀60年代以後，社會風氣在教人學壞，好人難當，文明人難當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在皮薩列夫倡導的「對美學的暴動」的思想主宰下，在西方世俗化、物質化的文化背景夾擊下，在「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60年代人」的戰鬥精神中，在「只要道義上是正義的，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目的將證明手段無罪」的口號下，俄羅斯傳統的精神世界被拋棄，一切美德都被恥笑，紳士風度被唾棄，文雅的舉止被消滅，按規矩出牌成為弱智。大家都在比賽誰比誰更無所顧忌，誰比誰更野蠻，誰比誰更沒有底線，在相互比拼、傳染的社會氛圍中，俄羅斯變成了「奧吉亞斯牛圈」，逐漸與文明世界的秩序脫節了。
結果是不擇手段的「小人」總能戰勝善良的「君子」，惡行能夠大行其道，良知與善的聲音總是那麼微弱、那麼膽怯、那麼低啞、那麼不自信、那麼軟弱。愛遠遠讓位於恨，誰要是熱愛上帝，即便他沒有妨礙任何人，他也會被認為是民眾的公敵，宗教成了反動勢力的必然延伸；誰要是熱衷於真與愛，他就會被懷疑對民眾的幸福漠不關心；誰要是致力於創造性的純粹文化研究，他便會被歸入不齒於人類的「反動學者」與「養尊處優的大老爺」行列中；有教養、有文化則被譏諷為「脫離了人民」，原本並不矛盾的文明和「底層情結」不知為何就對立起來了，知識階層在「拜民主義」的社會氛圍內，第一步先退去了「真和善」，其次又放棄了做人的底線，再次，都變得野蠻和粗鄙化。究其原因何在呢？可以說，從絕對主義中衍生出來的「道德虛無主義」在俄國造成的影響，導致「爭做小人」的這種人格變異和心靈扭曲的狀況一直沒有得到系統地清理，反映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都是「沒有道德底線的人」勝出。在這種「互虐式狂歡」中毀掉了俄國文明，降低了民族的道德水平。長期以來，知識界沒有對此進行過徹底的清理，也無疑是一種沒有責任感的墮落行為。
俄國知識階層政治觀中特有的非宗教背叛，以及缺乏堅定的信仰支撐，導致了他們道德上的墮落和政治上的激進。長期以來，護衛著寒冷長夜裡俄國人的心靈。它除了是世界觀的基礎以外，還有舒緩社會矛盾、協調社會關係、慰藉心靈、約束唯利是圖的市場經濟的作用。在自然條件惡劣、地廣人稀，一直具有村社集體主義、平均主義傳統的俄國文化中，宗教更是無法替代的。政府調控只能約束社會外部表徵，真正在人們心中制約魔鬼般貪婪的是宗教，如果上帝不存在，人就可以為所欲為，那將是魔鬼的世界。同時，宗教是社會變革時期精神文明的最重要環節，唯物主義搬去彼岸世界這塊石頭，「世界觀的整個建築就被破壞掉了」，剩下的只是粗俗的、功利性極強的實用和蒙昧。
以「思想的守護者」定位的路標人認為，這種非宗教的叛逆是「缺乏心靈之根」和「價值危機」的原因所在。所以別爾嘉耶夫在《俄國共產主義起源及其涵義》一書中，花大量篇幅來專門論證「共產主義」和宗教之間的關係，同時也為自己退出現實做了解釋。他認為，政治有政治的規律，道德有道德的原則，政治和道德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類行為方式，不能指望一個人既是道德的又是政治的。所以需要指出和強調在現代社會中，人們要能夠在多層次、多緯度的空間中生活，只有這樣才能抵制「傲慢」的「單一主權意識」，否則，集權體系、市場價值都可以擠壓無助的個人。路標派毫不隱諱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要為俄羅斯的歷史尋找文明的源頭，尋找治癒道德潰敗的良方，尋找超越意識形態的文化坐標，為過於世俗化的此岸追求尋找到彼岸世界，為不擇手段地達到目的的「道德淪喪者」高懸起達摩克利斯之劍--宗教，因為「天國就在你們心裡」。只有每個人為自己在心中建立了一種需要堅守的道德立場，人類精神文明的傳承才能延續下去。
在他們看來，官方東正教已經不再是宗教了，它受到國家的太多制約，已經轉變成統治階級利用的工具了。人民在懷疑東正教帝國，覺得第三羅馬不對勁了，真正的東正教已經轉入地下，要麼是「共濟會」，要麼是分裂教派，他們只能像秘密教派一樣串聯活動。路標派要為俄羅斯找到一種「純淨」的「沒有被汙染的基督教」，他們自詡是「治療俄羅斯病症」的「道德重建者」，是背負十字架的「尋神派」，只有精神得救了，一個民族，包括個人才能超越時空得到永生，因此他們的任務就是要為俄羅斯「再造宗教」。
由於激進主義的最高綱領派是最先拋棄「宗教」這塊道德的「壓艙石」的，革命陣營也就成為了道德最先崩潰的地方，從「反對專制制度一切都可以」的口號，變成了在「政治鬥爭中一切都可行」，繼而進一步演變成在一切領域中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做的，就看誰比誰更流氓、誰比誰更心黑手辣、誰比誰更有手腕、誰比誰做事更沒有底線，原來正義的反對派力量在革命鬥爭中發生了異化，與沙皇統治者鬥爭的手段變成了奴役人民的方式。從民粹派開始一直到布爾什維克黨，都在宣傳這樣一種理念：社會進步高於個人的自我完善，整體的利益、崇高的目的與個人道德操守不是一個層面的東西，這二者是不同步的，個人的道德修養在宏大敘事中被拋棄在一邊。從涅恰耶夫開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許使用最不道德的手段」，既然以「善達到善」的道路受到阻礙，那麼以「惡達到善」是不會受到譴責的，因為「目標是正確的，手段便可以忽略不計」。特卡喬夫在《革命基本信條》總則中說：「凡是能夠促使革命勝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礙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惡的。」於是，政治上的輕率與摒棄道德結合在一起，就為放棄自我完善的道德淪喪找到了一個最冠冕堂皇的藉口。怪不得還在1870年，恩格斯就在致馬克思的信中稱涅恰耶夫「原來是個普通的流氓」。
赫爾岑對這種人有形象地刻畫：他們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其實他們中間真正出身勞動人民的不多，……別人一有不同意見，雖然不是當臉一拳打去，至少當面大聲咒罵，難道這類舉動不像警察、巡官，或者鄉長，難道這類粗暴野蠻的態度和回答不是清楚地表現了尼古拉時代軍營作風嗎？在這些狂妄自大、瞧不起莎士比亞和普希金的人身上，我們看到了斯卡洛茹布的孫子們的影子……強行勒索金錢，威脅恐嚇，以公共事業作為幌子從中牟取私利，一旦遭到拒絕便造謠誣衊，進行報復，在這塊土壤上，一方面繼續不斷地生長出大批穆拉維約夫和卡特科夫的追隨者，另一方面也生長出了不少虛無主義的打手和否定一切的巴扎洛夫（屠格涅夫《父與子》的人物）式的英雄。
在革命運動中廣場式譁眾取寵的激進比賽很容易給人留下一種更純樸、更敢作敢為的印象，對於那些不能左右自己命運的小人物來說，總是願意把自己的幸福和災難同外部的強力聯繫起來，對於現狀他們總是存在著一種絕對完整的觀點，這種心理習慣於推卸掉個人責任，希望在一哄而起的群眾運動中快速地實現翻身，於是「搭便車」的急功近利者就常常離開理性的力量而奔向激進、狂熱的和唯恐天下不亂的組織和政黨。從布爾什維克後來的歷史可以證明，它與其說是從民族國家的長遠發展著想、與其說是為民眾謀幸福，不如說是從一黨的利益出發，從權力高於人性的原則出發。因此，理想主義下的那些許諾在動員群眾的目標實現以後就被拋棄。俄國革命為暴力付出的社會代價、文化斷層是無法想像的。革命打碎了舊世界，同時也毀掉了此前所有的文化積累，新世界只能在蠻荒的文化沙漠上建築起整齊劃一的「普遍農奴制」。在這種文化生態下，有「精神潔癖」的人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俄國激進主義以野蠻的方式顛覆掉了原來知識分子最為稱道的精神道德，使俄國積累了多年的道德堤壩頃刻間分崩瓦解。由於斯託雷平改革的「劫貧濟富」方式，人們對上層充滿了仇恨和怨恨，民眾中「當權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迅速地積累起「破壞現存制度」的強大社會力量，在提出最為激進要求的同時，「激進知識分子喚起民眾付諸行動，憤怒的情緒迅速地發揮了自己的作用，隨後再也不能提供任何東西了」。知識分子在民眾身上找到的僅僅是模糊的本能，這種喧囂聲表面上看起來是轉化為民主個性的覺醒，但當革命的破壞性發揮完以後，喧囂聲沉寂下來以後我們卻發現，除了改換了統治者以外，沒有留下任何有益的東西。存在的只有兩種可能：暴民政治以及它復歸後又一次輪迴到專制制度，還有那容忍度很低的「排他性」文化，在民粹派「為民謀幸福」的宣傳背後，不過是平民精英愚弄「群氓」的一種手段，人民從來都沒有成為社會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