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
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鑑》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讚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
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鑑》可以當之。」
《通鑑》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錄《資治通鑑》11篇。曾國藩評價此書說「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
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評價《通鑑》時說:「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毛澤東曾十七次批註過《資治通鑑》,並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哦。恐怕現在是最後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囉……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鑑》,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鑑》裡寫戰爭,真是寫得神採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
《通鑑》成書不久,其體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履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幹學的《資治通鑑後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鑑》。王應麟有書《玉海》,書裡面有一部《通鑑答問》。伍耀光輯《通鑑論》,前有史事簡介,季亮時輯《司馬溫公通鑑論》,宋晞《司馬光史論》專輯「臣光曰」,最為簡略。歷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鑑學」。金朝人亦好讀《通鑑》,完顏璹與蔡圭、蕭貢並稱金元一代《通鑑》三大名家。完顏璹「讀《通鑑》至三十餘過」,元好問說他「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為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51]。
由於《資治通鑑》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鑑》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