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話題從來不止於關乎性別、年齡、階層以及自我意識。女性也從來不只是「女性」。對於自我認知，時間從來都不會說謊。此次山一國際女性電影展在國際發布：嶄新宇宙單元選擇放映兩屆泰迪獎得主塞巴斯蒂安·利夫施茲執導的紀錄片《小女孩》，用客觀同視線的高度拍攝方法描繪了一個八歲兒童的性別啟蒙，將「小女孩」的內心真實世界展現在大屏幕前，讓我們看到仍停留在使用生物學定義男孩女孩的社會普遍存在的局限性。
年齡從來都不是我們逃避選擇的唯一理由，時間也不會改變最初既定的事實。我們能做的，僅在時間之外，空間之內，拋去對已存在事物的認知偏見去感受、理解小女孩的成長之路。
國際發布：嶄新宇宙
New Production From The West:Tomorrowland
《小女孩》
中國首映
影片介紹
8歲的薩沙一直知道自己是個小女孩，哪怕她生下來就是個小男孩。無論是在學校的日常生活中，還是舞蹈課或者生日聚會上，社會都無法像對待和她同齡的孩子一樣對待她。為了讓薩沙被人理解和接受，支持她的家庭打響了一場永無止境的戰爭。
《小女孩》2020電影海報
導演介紹
導演
塞巴斯蒂安·利夫施茲
塞巴斯蒂安·利夫施茲於1968年出生於法國巴黎。在學習藝術史之後，他從1990年開始在當代藝術界工作。之後他轉向電影製作，並在2000年導演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青春夢裡人 (Come Undone) 》，受到了評論家的好評並在國際上發行。他的第一部紀錄片《十字路口 (The Crossing) 》在坎城首映（2001年「導演雙周 (Director's Fortnight) 」單元），隨後故事片《狂野三人行 (Wile Side) 》又在2004柏林電影節首映（Panorama/泰迪熊獎)。
在《無影無形 (The Invisibles) 》（2012年坎城電影節官方片單）、《班比 (Bambi) 》（2013年柏林電影節Panorama）、《泰雷茲的生活 (Lives of Therese) 》（2016年坎城電影節導演雙周)和《成長的少年 (Adolescents) 》（2019年洛迦諾電影節）之後，他又帶著新紀錄片《小女孩 (Little Girl) 》重返柏林電影節。
《小女孩》2020劇照
對話塞巴斯蒂安·利夫施茲
Q:你是如何想到要拍一部關於薩沙的電影？
A:幾年前，我拍了一部電影，主角是一個叫班比 (Bambi)的女性。她出生於1935年，是法國最早的跨性別者之一。她告訴我，早在她三四歲的時候，她在內心深處就感到自己是個小女孩。通常我們認為跨性別認同是與青春期聯繫起來的，但班比的講述讓我意識到，它完全有可能在跨性別者年齡更小的時候就出現，所以我覺得跨性別認同問題和在青春期集中出現的性別問題完全是兩碼事。能夠講一個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關於一個孩子經歷跨性別認同問題的故事，在我看來非常有價值。
Q:你怎麼找到薩沙一家的？
A：我在剪輯《成長的少年 (Adolescence) 》的時候，就把新的想法告訴了我的製片人穆裡爾·梅納德 (Muriel Meynard)。不久以後，我們開始尋找電影的主角。我們都覺得要花很多工夫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家庭，因為這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你到哪裡去找一個跨性別的小孩？我們想到了在網絡論壇上發布消息，因為一些有性別焦慮 (gender dysphoria) 的孩子的父母會在一些論壇上分享他們的經歷。但一些比較謹慎的人對我們感到很憤怒。他們不知道我們是誰，因而下意識地指責我們下流、想要偷窺他人的生活。我們解釋說，恰恰相反，我們非常尊重他們，我們想拍這部電影就是想要提高人們對跨性別認同者的認識和接納。最終有兩個家庭答覆了我們，一個在加拿大，一個在法國。加拿大的家庭非常熱情地告訴我們，「快來見我們吧！我們這兒的社會完全能夠包容跨性別問題，接納程度非常高。」我們非常驚訝。另外一個答覆來自卡琳 (Karine)，薩沙的媽媽。她非常謹慎地說她有個孩子的情況和我們描述的相符，但她在考慮要不要把薩沙的故事講出來。我們開始相互聯繫，直到卡琳同意見我們。最開始我們和卡琳單獨見面，後來才帶上薩沙本人。第一次的見面非常成功，我們雙方很快就建立起了強烈的信任和共鳴。第二次見面的時候，我邊喝牛奶邊吃著餅乾，見到了薩沙的全家。
Q:你把薩沙的家庭描繪成一個溫柔的繭(cocoon)，可以講講你的想法嗎？
A:我第一次和他們見面時看到了什麼，你就能在我的電影裡看到什麼。他們是一個極度團結、聯繫緊密的家庭。他們之間有一種無條件的愛，你不用任何過濾就能感受到。因為薩沙正在經歷的事情，她的整個家庭都凝聚在她周圍來保護她。為了捕捉他們的這種凝聚力，我想把他們家描繪成一種泡泡，讓薩沙和她愛的人在裡面安全地生活。在這個家之外有很大的威脅，無論是在學校，在芭蕾課上，還是僅僅在街上。幸運的是，卡琳經過這些年的磨練，已經能夠及時看到並且應對威脅。
Q:他們很快就同意了拍這部電影嗎？
A:我非常小心。最開始我提出只拍攝他們一天，讓他們知道拍電影要幹什麼，讓一個團隊掌管著你的家是什麼感覺。第一天的拍攝最終出現在了電影中，就是孩子們在後院打雪仗的那段戲。我記得當時的情景有一種魅力，這種魅力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在回巴黎的路上我們整個團隊都處在恍惚的回憶中。薩沙的家庭從一開始就接納了我們，而我們也給了他們毫無保留的愛。
Q:你如何能夠拍攝他們的私密生活而不打擾他們？
A:我們的團隊非常精簡：就只有攝影導演，錄音師和製片助理。最重要的事情是團隊中的每一個人都被這個家庭接納和愛著，而並不只我一個人要和他們形成情感的紐帶。我們努力以最自然的方式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任何一段新鮮的感情，你自然地就想和對方一起待上幾天、幾周甚至幾個月。這個家庭從一開始就接納了我們，因為他們感覺到我們是薩沙的第二層保護圈。
Q:薩沙是如何讓你得知她接受你進入她的世界的？
A:薩沙完全意識到了攝像機的存在。她根本不是一個一無所知的孩子。比如說，在我們最開始拍攝的幾天裡，我問她是否願意讓我們進入她的臥室拍攝。她有點猶豫，因為除了她的哥哥姐姐們，沒有外人進過她的房間。那是她的領域。學校裡沒有人知道她的房間是個小女孩的房間，它就像密室一樣。她讓我們進入她的房間等於給予了我們極大的信任，允許了我們進入她的生活。我告訴她我想在她玩耍的時候拍攝。她看著我，一副驚訝的樣子。我們在她的臥室裡架設好攝影機，構好了圖，結果她坐在床上盯著鏡頭。我問她：「你不去玩嗎？」她說，「不。我玩兒的時候通常是一個人。」她不會裝模作樣，不會在我們在場時假裝周圍沒有人。這對她來說這是沒有意義的，不然她就變成了一名演員，所以她拒絕這麼做。我覺得這種態度非常珍貴。還有一次，我們在她的臥室裡拍攝。她沒有注意到我們，可能以為我們只是在擺弄攝像機。她在床上玩著，後來突然意識到我們在拍她，於是再一次盯著鏡頭，仿佛在說，「好，我允許你們在這裡拍我，在我的私人空間裡。」這其中的信息非常有力。
Q:你執著於依據孩子們的視線高度來拍攝嗎？
A:我覺得這非常重要的，我也非常注意這一點。只要有可能，電影就會採取薩沙的視點。攝像機就在她的身邊，越近越好，在她眼睛的高度。這使得我們能夠創造一個共情的紐帶，讓我們理解她正在經歷的事情。
Q:你的電影常常質疑性別規範 (gender norms)。表現被強加在一個七歲孩子身上的性別規範，是否幫助了你揭露其中最殘酷、最壓迫的東西？
A:我能夠強烈地對薩沙正在經受的暴力感同身受，這甚至成為了我們拍攝中面臨的一個問題。在整個拍攝的過程中，學校都在給我們製造障礙。那些人一想到有人要拍攝一部關於薩沙的電影，他們就嚇壞了。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接受她是個小女孩，而電影給他們施加了更多壓力。至於醫院，儘管這個地方看起來很冷酷，藥物也試圖將一切問題邏輯化，但兒童精神病醫生在對待薩沙的態度上卻表現出了難以置信的人性化。這位醫生致力於幫助薩沙表達她的經歷和感受，這件事不能操之過急，如果她沒有要說的，就不要逼她。這是一個長期待命的支持結構，只要薩沙需要，她就可以獲得幫助。
Q:你在電影中展現了薩沙的家庭是如何尋找、辨認盟友的。他們很需要求助與他人嗎？
A:當我第一次見到卡琳的時候，她已經幾乎被多年的尋求壓垮了，她一直在尋找能幫助她理解和幫助薩沙的人。在她居住的法國東北部，沒有人能和她談論這件事。少數能夠指導她的人，比如家庭醫生，在這件事上卻幾乎沒有受過培訓，導致他們的態度往往是責備而不是幫助。這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出於無知。我告訴卡琳，巴黎的Robert Debre兒童醫院有一個專門針對有性別焦慮的兒童的部門，這成為了她的一線希望。與兒童精神病醫生的第一次會診漫長而又令人感動，它展示了這個家庭多年來所經受的一切，也讓我們開始認識到薩沙的痛苦。卡琳問了一些困擾她多年的問題，「我做錯什麼了嗎？在我懷孕的時候想要個女孩是不是導致薩沙產生性別焦慮的因素？讓她穿得像個小姑娘是正確的決定嗎？」兒童精神病醫生的回答讓她解脫了很多。短短數分鐘內，她多年的內疚和焦慮都煙消雲散了。我希望人們能聽到這些答案，這其中的教育傾向是我有意為之的。
Q:在另一個層面上，《小女孩》是一部關於母女的感人電影。薩沙母親和她女兒的關係給你留下了什麼印象呢？
A:我看到卡琳拼盡全力地保護她的孩子，她一往無前。任何反對，任何攻擊，任何對薩沙的評價，都會得到她嚴厲的回應。令我欽佩的是，卡琳還能意識到她可能對其他孩子造成傷害。薩沙佔據了她更多的注意力，她陪伴其他孩子的時間也就更少。她希望他們明白，戰鬥是需要犧牲的。這很難，但這就是事實。有一次，她的一個兒子瓦西裡 (Vassily) 告訴她，他能夠理解她。這個十歲孩子非常成熟，他完全能夠參與到這場共同的戰鬥中。
Q:拍攝一種正在被建構起來的女性氣質 (femininity) ，有沒有激發你更多的思考？
A:薩沙喜歡各種表現出女性氣質的方式。她特別關注衣服和玩具是否有女性氣質。但最近卡琳告訴我，在學校接受了她是個小女孩的事實後，她反而不那麼在意女性氣質的外在表現了。她變得能夠接受更加具有男性氣質的顏色、服裝和遊戲了，也不那麼在意聲明自己的身份 (identity)了。卡琳認識到，薩沙得到了外界的肯定，而她自己也產生了進步。
Q:就像你之前的電影一樣，《小女孩》也表現人們和自己被安排的命運做鬥爭的故事。這和你的個人經歷有什麼關係呢？
A:如果你得不到肯定，不能找到夥伴和朋友，學校就可能讓你很受傷。我還是小男孩的時候，在學校裡經常被人嘲笑，因為我太女性化了，太溫柔了。幸運的是，我找到了一種辦法來抵擋它：我是校園彈珠冠軍。沒人能戰勝我，所以他們都不和我玩。這自然是我自我欺騙的方法。在薩沙的跨性別認同之外，這部電影還探討了「與眾不同」對於一個孩子意味著什麼，超越社會規範意味著什麼。
Q:你告訴薩沙班比的事情了嗎？
A:當然。薩沙非常敬佩她。當我和卡琳給她講班比的故事時，她感到非常溫暖。班比的故事告訴她，跨性別的生活沒有那麼困難，也不一定會過得悲慘。她把班比當成了心中的英雄。
原標題：《專訪｜塞巴斯蒂安·利夫施茲：一個孩子的跨性別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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