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論語》,被歪曲的孔子

2020-12-11 漁歌子

《論語》是儒家學說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最能夠反映孔子思想的一部思想教育專著,其全部內容只談一件事。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並不涉及其他問題。任何向其他方向的引申都是錯誤的。

《論語·裡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翻譯過來就是——孔子說:「曾參啊,我講的道是由一個基本的思想貫徹始終的。」曾子說:「是。」孔子出去之後。同學便問曾子,老師講的是什麼意思?曾子說:「老師的道,就是忠恕罷了。」

我們現在社會上流行的對《論語》的批評是不正確的,受到了誤導。尤其是西學東漸以後,一些人別有用心的把各種罪名加在孔子身上。很可笑,也很可悲。

論語之所以會被誤解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論語誕生時代的語言環境與現在大不相同。現在人在讀論語時往往不顧當時的特定時代背景,而是以自己的語言環境為標準,望文生義。例如,忠君二字。在後代是忠於君王。而在春秋時代則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當時「君」是什麼?君是指「領導者」。當時,有無數的「君」,《春秋·公羊傳》:「蔡人殺陳佗。陳佗者何?陳君也。」這裡是說,陳佗是陳地的君,就是當地領導人,是個公爵。「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君」不是特指王侯。女人也被稱「君」。大家熟悉的戰國四大公子孟嘗君、春申君、平原君都是君,而當時的周王則不可以稱之為君,而是稱為「天子」。孔子的弟子冉有是魯國權臣季康的家臣。季康就是冉有的君。魯國的君主則是季康的君。君被特指為君王,皇帝實際是漢朝以後的事。但是,也不是絕對的。唐代詩人王勃在《滕王閣序》裡有一句:家君作宰。這裡的家君是指王勃的父親。柳宗元《答周君巢書》這裡的周君就是對周巢的尊稱。而不是周國的國王。《說文解字》中:君——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

另外,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裡的忠是指為人辦事有沒有盡心盡力。忠也是中國古代道德規範之一。原指心態中正、立正糾錯,作為道德概念,指為人正直、誠懇厚道、盡心盡力,堅持真理、修正謬誤。《說文》,古以不懈於心為敬;必盡心任事始能不懈於位;故忠從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為正直之德,故從中聲。

再比如,我們說某人文質彬彬。大家想一想他應該是什麼樣子。一定是溫文爾雅、一臉書卷氣。但是,論語中的文質彬彬卻完全不是這個樣子,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是文華辭採,質是樸素,彬彬則是說一個人文武全才。這就是古代語言環境與現代的差別。

論語曾經在秦代一度被禁毀而消失,在百年後才重見天日。眾所周知,秦始皇焚書坑儒。導致大多數前秦的文化典籍失傳了。現在流傳的論語是「漢魯恭王壞孔子家壁」而得到的。這中間隔上百年。而且,後人也都以這批書籍作為依據。我們知道,當時的書籍都是抄錄在竹簡上的。郭店出土的楚簡《老子》在很多地方都與現在通行王弼本的《老子》不同。王弼本「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郭店楚簡「絕智棄辯,民復孝慈」。雖然,僅僅差兩個字,其結果卻是天壤之別。整個推翻了原先老子對仁義的看法。

論語中是否也有類似的問題?答案是——有。司馬遷《史記·藝文志》中記載,「漢代時有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語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三種版本的論語,不僅篇數不同,章句也不同,最近,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有竹書《論語·知道》篇。

後人在解讀論語時往往牽強附會,斷章取義。各取所需以為己用。例如,許多人沒有讀過《論語》,把忠恕的恕,曲解成寬恕的恕。認為以德報怨是儒家思想。以德報怨這四字的確出於《論語》,但是,它並不是孔子的本意。原文是——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孔子是不同意以德報怨的。要以直報怨。什麼是以直報怨?以直報怨就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別人打你一拳,你還別人一拳,再加上一腳。有一首歌: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其實就是這個意思。「恕」,從字面來看,是「如心」,也就是「如自己的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恕」的根本解釋。恕,仁也。——《說文》。

有人認為中國的「武功」不昌,就是因為信奉儒學造成的。這種觀點竟然在現代人中很有市場。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兵,就是有充足的武備。孔子把它列為一個國家最重要的三件事之一。而且孔子把射、御列為儒生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就是所謂的六藝。射就是射箭,御是駕馭戰車。

孔子講究文事武備。『孔子攝魯國相事,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 景公邀魯定公會盟,想趁機脅持魯定公,孔子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由於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後盾,景公陰謀沒有得逞,而且還「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史記·孔子世家)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現代人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認為是一種社會結構,孔子是倡導這種社會結構的。這是錯誤的。孔子一直認為他的一個學生雍也是王、侯、公、卿的材料。「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論語·雍也)這句話充分說明在孔子的觀念中,天下應該是「有德者居之」。孔子最為推崇的是堯、舜時代的「公天下」,而不是當時的「家天下」。如果孔子真的倡導這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結構,那麼他應該去輔佐當時的周天子。而不是周遊列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幾個字太簡單了,又太複雜了。如何解讀都不能算錯。竊以為如果我們把論語當作一部道德修養的專著來看,那就簡單了。領導要有領導的道德修養,小兵要有小兵的覺悟,父行父道,子行子道。每個人的行為都符合自己的身份,「在其位謀其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那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變得簡單而和諧了,就可以達到孔子推崇的「無為而治」,(注意:不光老子講無為而治,孔子也非常推崇。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這樣,人類社會就可以達到「大同」社會。

論語誕生之初並沒有標點符號,所以後人在解讀時往往產生歧義。子曰: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這句話是後人批判孔子愚民主義思想的罪證。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從字面意思上講:老百姓可以自由放任,不可以讓他們有知識。你能夠想像這是提倡「有教無類」的的偉大教育家孔子說的話嗎?如果我們把標點加進去,就會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康有為、梁啓超則認為: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民智已開,就不必幹涉,如果民智未開,就需要教育他們。這種解釋才符合孔子的思想。「民可以使,由之」就是無為而治,「不可以使,知之。」是教育家的職責。

大家一提到儒家,就想當然的把他們都歸到孔子的門下。事實並非如此,子謂子夏曰:「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就是孔子對他的門人說: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由此可見,孔子的時代就已經有儒家了,至少有儒這個稱呼了,而且儒家中還是有不同的派別的。胡適的考證,儒是殷商的一種掌管禮儀的官職。到了東周已經沒落了。但是,並沒有「斷了香火」,除了孔子,還有其他繼承者。

漁歌子以為,儒家應該有兩派:一派是以孔子、曾子、孟子、子思一系的,另外一派代表人物是西漢初期的叔孫通和董仲舒。兩派的共同特徵是都推崇:禮。不同的是,孔子講的是個人的道德修養要符合禮。禮的作用是教化。叔孫通搞的那一套卻是禮法儀軌、典章制度。是用來約束別人的。是建立等級制度。並不強調個人修養。大概就是小人之儒。

叔孫通這個人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他制定的禮法、儀軌。嚴格了等級制度,維護了君王的權威,一直被沿用至清代。但是就思想而言,他和孔子是不沾邊的。叔孫通這個人曾經「數易其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政治投機份子。他在當時被一些儒生所推崇,實際上是因為他為這些儒生要了官職、並給了他們金子。《史記·叔孫通》: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喧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大大地抬高了儒家的地位。擴大了儒家的政治影響力。但是這個「儒家」與孔子的思想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差距。這時的儒生已經變成了御用文人。失去了獨立的人格。是小人之儒。

另外一位對中國歷史產生深刻影響的就是董仲舒,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事實上,罷黜百家是目的,而獨尊儒術僅僅是手段而已。孔子在董仲舒手裡變成了政治鬥爭終的工具。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尤其是在發現孔子壁中書之後。漢代有不少人開始從事對儒學經典的解經、注經的工作。這種解經、注經工作實際上是在西漢和東漢政府的主導下把儒家的經典進行了一次泛政治化的處理。把儒家的經典改造成了維護君權的工具。但是,這已經與孔子無關。

在後世中真正讀懂孔子的並不多,韓愈也曾在其論文《原道》裡寫道:「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祥。」(《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由此可見韓愈認為叔孫通也罷、董仲舒也罷都未曾了解孔子思想的真諦。

孔子的思想本身是沒有錯誤的,孔子所倡導的是人類真真正正最高境界的道德。也就是西方人所說的普世價值觀。

普世價值觀,顧名思義,就是普遍適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它超越民族、種族、國界和信仰,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價值觀,是衡量是非善惡最客觀、最公正的尺度。

論語二十篇,歸根結底可以總結為五個字:仁、義、禮、智、信。這五個字就是普世價值觀。可以說,孔子的思想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前提是:不被歪曲。

新文化運動時,陳獨秀、胡適等人故意歪曲、醜化孔子的思想, 「打到孔家店」。其目的就是讓人們摒棄自己的傳統文化,去接受他們販賣的西方思想。

他們吵吵一圈打倒的是封建禮教,所謂的禮教其實是源於宋季,正式形成於朱明,興盛是在滿清時期的理學思想為核心的價值觀念和道德體系。

封建禮教根本不是孔子的思想,但是,那些「打倒孔家店」的人敢否定儒家的核心思想「仁、義、禮、智、信」嗎?放眼全世界,哪一個敢站出來說:「我就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有嗎?當然沒有!如果真的有人這樣講,那麼他也不算人了,連禽獸都不如。

當然,孔子的思想用來治世則不夠全面,有所偏失的。龍生九種各相異,一母之兒有賢愚。每個人的道德水準是不一樣的。

孔子的思想是用來誠意、正心、修身的。而不是用來治國、平天下的。

用倚天劍去割草,肯定不如鐮刀好用,不是倚天劍不鋒利,是你用錯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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