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村松梢風、谷崎潤一郎和內藤湖南五位日本著名作家、學者，先後來到了中國，並留下了日記、散文、書信等文字記錄。這些作品，對於了解當時的中日關係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材料。2018年4月，浙江文藝出版社邀請施小煒、徐靜波、李振聲等人將這些作品翻譯出來，出版了「東瀛文人·印象中國」系列叢書，包括芥川龍之介的《中國遊記》、谷崎潤一郎的《秦淮之夜》、佐藤春夫的《南方紀行》、村松梢風的《中國色彩》和內藤湖南的《禹域鴻爪》。
「東瀛文人·印象中國」系列叢書5月19日下午，該套叢書的兩位譯者施小煒、徐靜波，與著名翻譯家、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譚晶華一起，來到建投書局上海浦江店，以「東瀛文人·印象中國——尋找中國的歷史現場與細節」為題，與讀者分享這套叢書的引介經過，以及五位東瀛文人的中國印象。以下根據本次講座內容整理，未經講者審核。
講座現場講座起始，村上春樹的譯者施小煒就談到了這套叢書的譯介緣起。施小煒一直從事日本文學研究，1990年代，他去日本留學，注意到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非常透徹，當時他就想，有可能的話，找個切入點將日本對中國的研究現狀介紹給國人。「不僅包括學者們把中國作為研究對象放在實驗室裡進行的研究，而且包括那種不出於研究目的，而是在日常生活當中與中國的交往，或者說出於某種工作上的需要到中國來體驗，回去後把他們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寫下來，並且這個東西在日本有相當的受眾。」
施小煒也是村上春樹《1Q84》和《我的職業是小說家》的譯者當時，施小煒還有一個感受，那就是中日兩國在人員交往上，一直是中國處於「入超」狀態——中國出去的人少，日本進來的人多。直到2000年後，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變。這些來到中國的日本人回國後，寫了大量的遊記、觀察記、雜感，出了大量的圖書，「我在前言裡提到，明治維新以後，光東洋文庫一家就收藏了好幾百本這樣的遊記」。施小煒覺得如果通過這樣的介紹能夠讓我們中國人了解一些現狀，並且有一定的思想啟迪作用，就非常有意義。於是，他開始尋找一些資料，並找到了徐靜波、李振聲等人，大家志同道合，開始了「東瀛文人·印象中國」的翻譯過程。
徐靜波徐靜波教授和施小煒曾是同事，1990年代也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做過交換研究員。他負責了這套叢書中谷崎潤一郎、村松梢風兩位日本作家作品的翻譯。談到谷崎潤一郎，徐靜波介紹了他身上所具有的所謂「中國趣味」。「他是明治時代成長起來的人，能讀漢詩漢文，一直比較喜歡中國，對中國抱有非常好的情感。他的同學的爸爸在東京開了一家中餐館，當時東京中餐館不太多，他覺得中餐很好吃，順帶就喜歡上中國。」
1918年，已經成名的谷崎潤一郎來到了中國。他先去了滿洲，然後到了北京、南京、上海。當時，他有一個想法——在中國尋找新的作家。彼時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始，而五四運動還沒有來，因此，谷崎潤一郎尋找新作家的這一想法沒能實現。收入叢書的《秦淮之夜》、《西湖之月》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差不多一半遊記一半小說，百分之七八十是實際體驗，百分之二三十是想像」。
1926年，谷崎潤一郎第二次來到中國，他依然想在這裡尋找到新的作家，跟他們交往。那時候的上海內山書店，已經從一個小書攤變成了魏盛裡的一家弄堂書店，「有點影響了」。1921年，留日的郭沫若、鬱達夫、田漢等人在東京成了創造社。1926年時，這批人都到了上海，經常到內山書店買書。內山聽說谷崎潤一郎要找新作家，就幫忙引介。「就這樣，谷崎潤一郎跟這批文人結識，寫了很多關於上海、關於中國的東西，非常有意思。」
而說到村松梢風，徐靜波說他雖然不是一流作家，名氣不及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但在日本很有影響，主要寫大眾小說。1923年3月底，受芥川龍之介《中國遊記》的影響，村松梢風來到了上海。來之前，他還跟芥川龍之介請教如何把遊記寫得精彩，芥川龍之介告訴他，你要注意觀察，注意跟人接觸，要及時把所聽到看到的詳細記下來，為以後寫遊記做素材。當然，村松梢風得到了芥川龍之介的真傳，回到日本後寫出了《魔都》一書。
村松梢風是一個喜歡吃喝玩樂的人，但在中國期間，他不是一心只想著玩，也結識了很多中國朋友，甚至比谷崎潤一郎更早地認識中國作家。這主要是因為佐藤春夫。佐藤春夫是日本大正時期很有名的小說家，寫有《田園的憂鬱》、《都市的憂鬱》。「當時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念書的田漢，已經是非常著名的戲劇家、翻譯家、小說家了，他找到了佐藤春夫，和他建立了文人之間的友情。後來，田漢又把鬱達夫介紹給佐藤春夫，他們也成了好朋友。村松梢風到上海玩的時候，就想和上海當地文人有交往，他找到佐藤春夫，說我要到上海去，你有什麼朋友介紹給我。佐藤春夫說：田漢。田漢1922年回到上海，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做編輯。村松梢風拿了佐藤春夫的介紹信，坐了一段馬車，跑到靜安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找到田漢，兩個人一見如故。田漢日本話說得非常好，完全沒有語言障礙，當天田漢下班後就把他領到自己住的地方，帶他到大世界玩，聽中國戲。」去了大世界後，村松梢風就對中國戲曲上癮了，從北方大鼓聽到南方評彈。
浪蕩的村松梢風，雖然已婚有孩子，但在上海的幾個月時間裡，還是發展了一段浪漫愛情，認識了一位日本舞女，兩人在今天的武進路上租了一套公寓同居下來。他在上海體驗一段時間後，覺得這個城市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很繁華，另一方面也有點怕怕的。「上海當時分成三個地方：一個是華界，中國人管轄的，就是今天的城隍廟、豫園那邊，這是上海縣城最早的所在地，還有魯迅公園以北以西的閘北，還有復旦大學那邊很鄉下的地方；另外好多地方都讓英國人和法國人佔了，在市中心有兩大租界，公共租界由英國人和美國人租界合併成的，就是外灘這一帶，還有一個是在徐家匯肇嘉浜路、淮海路那邊，是法租界的地方。三個地方有三個不同行政當局管轄，如果要做壞事，在上海這個地方太容易了，在法租界做壞事，法國警察要抓你，你跑到公共租界就可以，法國警察不能越位，不能過來，再不行跑到華界。所以很多人做壞事，很多人被誘拐，被綁架。」村松梢風就用了一個詞來形容當時上海的形象——魔都。「魔都」這個詞正是村松梢風製造出來的，1924年他寫出了《魔都》一書。
隨後，施小煒介紹了芥川龍之介的中國遊記。在施小煒看來，芥川龍之介這個人冰雪聰明，腦子非常靈。「單論語言能力，芥川龍之介寫過漢詩，五絕寫過好幾首，我們乍一看都挑不出毛病，不止格律合格，意境也在合格線以上。」芥川龍之介到中國訪問的時候，在北京見了胡適，「我特意查了胡適那天的日記，胡適日記裡提到芥川龍之介，而且說他英文水準很高。胡適在美國儘管沒有拿到博士，他在美國是博士候選人，但在美國待了很多年，英文很好。他給芥川龍之介的評價說，芥川龍之介英文很好。」此外，芥川龍之介到了杭州，半夜下了火車找旅館，一路是坐人力車過去的。坐在車上時，他比較緊張而且沒事情幹，他就背德文的動詞變化。
來中國訪問前，芥川龍之介做了種種準備，包括經濟上的。派遣他來中國的是大阪的每日新聞社，芥川龍之介跟他們談判，關於路線、資金，各方麵條件都非常好了，他才作為海外觀察員來到中國。當時日本到中國有三條路可走，一條是北邊，從海參崴進，然後南下，從哈爾濱到北京；第二條路，從朝鮮半島丹東入境再南下；第三條，從日本的長崎或者北九州，甚至還有神戶，乘船到中國的各個港口，包括上海、芝罘、大連等。而芥川龍之介來中國旅行的時候，旅遊在日本已經非常發達，可以買一張到中國的週遊票，包括從東京出發，一直西下，經過大阪到門司，乘船到中國某一個港口，比如到上海，再從上海沿著鐵道滬寧線先到南京，然後從南京可以乘船到武漢，從武漢京漢線到北京，再經由中國東北、朝鮮半島回國。芥川龍之介就這樣跑到了上海，在中國待了120天。
120天的行程中，芥川龍之介大概有21天在生病，住在上海的一家醫院裡。「大家讀他的文字覺得蠻多怨氣的感覺，就是不肯好好說話，說的話拐彎抹角，渾身是刺的感覺，這跟他的身體健康狀態有關係。」
出院後，芥川龍之介開始在上海到處觀光遊覽，一共見了四個著名人物，當中有章太炎、鄭孝胥、李人傑。他對章太炎、鄭孝胥很尊敬，但都有點語帶諷刺，惟獨沒有說壞話的是李人傑。「李人傑比他年輕，芥川龍之介當時已經是享譽天下的大作家，見到李人傑卻對他印象極佳。他說李人傑這個人日語好，好到什麼程度，把複雜的問題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這個能力恐怕我都沒有，日語比我日本人都好。李人傑為什麼日語好？他在東京大學留過學，14歲跟著他哥哥到日本留學，他的哥哥叫李書城。」芥川就是在李書城家裡見到了李人傑，而且他說見到李人傑，是他有生以來閱人無數唯一最先從腳底看起來的。「那個房間，一個靠牆的角落有一個樓梯，這個樓梯可以上下樓，當時他在一樓等，李人傑從二樓下來，先下來是兩隻腳。」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細節。
譚晶華在施小煒、徐靜波介紹了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松村梢風三位作家的中國之行後，譚晶華教授補充了更多那個時代中日兩國作家交流的狀況。他提到，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包括抗戰時期，來中國的日本知名作家至少有二十多位，比較有名氣的，除了叢書裡收錄的五位以外，還有永井荷風。永井荷風的父親是當時日本郵船社上海分社的總經理，他是作為家屬來上海玩的，覺得那時候的上海好得不得了。還有日本新感覺派代表作家橫光利一，寫出了一部長篇小說《上海》，以及堀田善衛、井上光晴、武田泰淳等人，「現在我們的博士生做論文很多是關注這些人」。
譚晶華教授說：「從文學史、近代文學史的角度看，他們那時候的足跡、他們關心的熱點很說明我們的近代史，很說明中國發展的近代史。上一個世紀前五十年，日本作家的活動對我們今天的研究，對我們今天看待近代的日本人還是起到蠻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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