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元的布克獎短名單：在困難時期保護愛和人性

倫敦時間9月15日，2020年布克獎評委會主席、前出版商瑪格麗特 · 巴斯比（Margaret Busby）通過線上發布會宣布了最終的決選短名單：美國作家黛安娜·庫克（Diane Cook）的《新荒原》（The New Wilderness）、辛巴威作家齊西·丹加侖芭（Tsitsi Dangarembga）的《這哀悼的身體》（This Mournable Body）、美國作家阿芙尼·多希（Avni Doshi）的《燃燒的糖》（Burnt Sugar）、衣索比亞裔美國作家馬薩·蒙吉斯特（Maaza Mengiste）的《影子國王》（The Shadow King）、蘇格蘭裔美國作家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las Stuart）的《舒吉·貝恩》（Shuggie Bain）、美國作家布蘭登·泰勒（Brandon Taylor）的《真實的生活》（Real Life）入選。

在六位入選作家中，有四位是族裔身份作家，他們分別是辛巴威作家齊西·丹加侖芭、第二代印度裔作家阿芙尼·多希、衣索比亞裔作家馬薩·蒙吉斯特、非裔作家布蘭登·泰勒。《衛報》稱，今年布克獎的短名單是有史以來最多樣化的。

從上至下：《新荒原》（The New Wilderness）、《這哀悼的身體》（This Mournable Body）、《燃燒的糖》（B

「沒有人僅僅因自己的身份而獲得布克獎，」在宣布入圍名單時，布克獎基金會的文學總監加比·伍德（Gaby Wood）表示，評委們認為這些作家說出了當下的種種困境和無奈，而且表現得十分豐富和真實。

在六位作家中，有五位是美國人。對此，評委會主席瑪格麗特 · 巴斯比表示，評委們不會對作者的國籍、身份進行特殊考量，最終的判斷是基於書籍，而非國籍。2014年，布克獎修改了規定，允許任何在英國出版的英文作品參賽。在修改規則後，有兩位美國作家保羅·比蒂（Paul Beatty）、喬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一位澳大利亞作家理察·弗蘭納根（Richard Flanagan），一位牙買加作家馬龍·詹姆斯（Marlon James），一位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獲獎。

「每一年，布克獎的評選都是一次新發現。誰會脫穎而出？如何擴大評審的網絡？這些書之間比較起來如何？重讀的時候會怎麼樣？這些問題是評委們經常問自己的問題，也是他們相互之間討論的問題。」加比·伍德對《衛報》表示。

本年度布克獎的終選情況，將於11月17日在倫敦圓屋劇場（London’s Roundhouse）與英國廣播公司藝術合作的節目中宣布。最終得主將獲得5萬英鎊的獎金。入圍作者每人將獲得2500英鎊和自己書的特裝本。

最多元的布克獎短名單：在困難時期保護愛和人性

「六位入選者出乎意料地走到了一起，聲音和角色引發了評委們的共鳴，即使是在這樣一個與眾不同的時刻。我們很高興能夠向全球受眾傳播這些富有創造的人類編年史。」瑪格麗特 · 巴斯比表示，這些作品對當下生活或精神內核做出了真實的揭示，無論是對氣候變化、被遺忘的社區、老年群體、種族主義，還是必要的變化。

《衛報》用「在困難時期保護愛和人性」，對六位入選者的作品作出了概括。布克獎官方在聲明中表示，六位作家與象牙塔裡的小說家完全不同，他們對生活的本質有著一手的資料，對生活中的不愉快也並不陌生。丹加侖芭和蒙吉斯特都體現了作家的人道主義精神，「前者最近因參與抗議政府被捕，後者在四歲時逃離了衣索比亞革命，現在還深入參與人權和移民的政治倡議。」

從上至下，從左至右：美國作家阿芙尼·多希（Avni Doshi）、辛巴威作家齊西·丹加侖芭（Tsitsi Dangarembga

蒙吉斯特《影子國王》的故事，發生在第二次義大利衣索比亞戰爭（the Second Italo-Ethiopian War）時期。故事的主角是衣索比亞女子希魯特（Hirut）。她的父親參與過第一次義大利衣索比亞戰爭。從小開始，希魯特就成了孤兒，寄養在埃斯特（Aster）家中，淪落為一名女傭。在一段家庭的鬥爭之後，希魯特和埃斯特披上鬥篷，走進了戰場，希魯特從一個卑微的僕人蛻變成一個驕傲的戰士。

在《影子國王》的後記中，蒙吉斯特交代了故事的起源。她的曾祖母拿走了她父親的槍，自己參加了戰爭。因此，蒙吉斯特賦予了女主角希魯特以強烈的英雄主義。在故事中，希魯特的生命有著多個維度：女性的欲望和嫉妒、信仰，以及足以和男性抗衡的女性力量。蒙吉斯特也加入了真實的歷史故事和紀實攝影，展現了宏闊的戰爭場面。影子國王的出現，預示著希魯特成為了一名真正的戰士和衣索比亞人。在苦澀和瘋狂的氛圍中，性別因素也成了次要因素。

道格拉斯·斯圖爾特的《舒吉·貝恩》，將我們回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蘇格蘭格拉斯哥。在柴契爾主義的影響下，格拉斯哥礦業空置、汙染加劇、貧困率上升，整個城市正瀕臨消失。舒吉的母親艾格尼絲·貝恩（Agnes Bain）開始酗酒和吸毒，父親的暴力傾向越來越嚴重，隨之而來的是整個家庭開始分崩離析。主人公舒吉在一個骯髒的超市櫃檯工作，獨自一人勉強度日，夢想著進入美髮學院。

在絕望、痛苦、頑強的境況中，人們展現了不可抑制的本能，對話變得越來越尖銳，幽默變得黑色而生動。配合著斯圖爾特的明喻，諸如「變硬的髮膠像雞骨頭一樣裂開了」，「嗜酒的遊客像冷風一樣湧入」，殘酷、心碎和空虛赤裸裸地呈現了出來。舒吉，就在故事的中心；他所看到的事物，較之於一般人而言，是那麼的與眾不同，而這正是故事的希望所在。

黛安娜·庫克的《新荒原》，講述的是一對母女的故事。故事的背景設定在不遠的未來。母親比厄（Bea）和女兒艾格尼絲（Agnes）以及一群城市難民居留在這片荒原之上。在小說開始，比厄和她的族群在這片荒原已經度過了三年原始的遊牧生活，他們不得不在這片荒原上生存下去，否則就會被遣返回城市。《新荒原》的核心是關於母性，關於我們為我們的孩子所創造的世界。「我們能走多遠」，庫克反覆問道，「如果必須這樣做，我們在哪裡可以找到愛和避難所？」

「與其說我做了決定，不如說我是在逃避，」庫克對《在線文學》（Electric Literature）表示，在寫作這部作品的過程中，她建立了一種不使用技術的自然邏輯。作為一位前電視節目製片人，她在書中虛構了一個景觀式的世界，並設定了一個冒險遊戲。就整體而言，她所呈現的是一個悲傷的、沒有出路的故事。與此同時，拋棄了科技的社會看起來既原始，又沒有希望。

阿芙尼·多希的處女作《燃燒的糖》聚焦於母女關係。主角安塔拉（Antara）因不滿於母親的忽視，以及對母親的不理解，讓她逃離了自己的成長環境，加入一個修行所，那裡有一位倡導自由戀愛和自由性愛的大師。在安塔拉的自戀、刻薄、開放和母親的保守、痛苦、衰老之間，兩者的矛盾造成了這個悲劇。多希告訴《衛報》，隨著我成為一個母親，我意識到很多關於母親的事情都與傳統、恐懼、家庭、壓力有關。

《燃燒的糖》是在2012年蒂博爾·瓊斯南亞獎（Tibor Jones South Asia prize）的獲獎作品基礎上改編的。在獲獎後的七年多時間，她做了大量的修改，「這是一個緩慢而美麗的過程，我追尋的是像鑽石一樣清晰的東西」。這個故事的靈感，來自於她母親的家族與浦那奧修修道院（the Oshoashram）之間的聯繫。現實中的多希和母親關係很好，但她表示，「即使你和母親的關係相對良好，母性情結在心靈深處也是根深蒂固的，任何與母親的衝突都可能導致自我的分裂。」

辛巴威精神官能症：布克獎入圍第四天，作者因抗議政府而被捕

在短名單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齊西·丹加侖芭的《這哀悼的身體》。《這哀悼的身體》是「精神官能症系列」（Nervous Conditions Series）的第三部，前兩部是出版於1988年的《精神官能症》（Nervous Conditions）和出版於2006年的《沒有之書》（The Book of Not）。「精神官能症」，取自法國哲學家薩特為法國馬提尼克作家、黑人知識分子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Les Damnés de la Terre）所寫的序言，「土著身份是由殖民者在被殖民者同意下，引進和維持下來的精神官能症」。

「精神官能症系列」，講述的是辛巴威歷史背景下的女性故事。坦布（Tambu）出生在羅德西亞，這是一個未被承認的國家，也是辛巴威的前身。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坦布的周遭是內戰、貧窮、暴力、種族問題、性別歧視，但她內心勇敢、堅信未來，「我不會卑躬屈膝。我不會死的。」坦布最開始是一個典型的天才兒童，她把世界看作一個舞臺，把自己看作是一個超人，丹加侖芭此前對非虛構半年刊《方磚》雜誌（Brick）表示，「但是，她不可能成功，因為從來沒有超人或者超女。有時候，一個人所認為的自由會把她綁得更緊。」

《這哀悼的身體》的背景是20世紀90年代的辛巴威，那時候辛巴威已經成為了獨立的主權國家。但獨立不久，辛巴威就有了嚴重的種族主義、發展不平衡、不平等、歷史積帳、腐敗等問題，尤其是在首都哈拉雷。坦布的問題，既是辛巴威的社會問題，也是個體生命的存在問題。坦布通過教育，暫時擺脫了農村生活和貧窮的境況，但這並沒有維持多久。坦布沒有職業、家庭、安全感、性經驗，更沒有社會歸屬；更糟糕的是，她還有自毀傾向。從廣告公司辭職後，她棲身與一家招待所，飽受偏見和嘲諷，連女僕們都捉弄她。她試圖保持微笑，正如丹加侖芭在書中所說，「我想如果我微笑，我可能會活著離開這裡！」

坦布的生活發生改變，是由於白人高中同學特蕾西·史蒂文森的闖入。在特蕾西的協助下，坦布將自己的故鄉改造成了生態旅遊景區，為遊客們提供原始土著的景觀和民族志圖像。但是，面對婦女們的裸舞，坦布又一次崩潰了。在小說中，哈拉雷充滿活力，又充滿暴力：白人和黑人的鬥爭、中產階級的破敗、初創企業多如牛毛、生態旅遊業生機勃勃……

在這樣的環境下，坦布必然是曖昧的：她是辛巴威的希望和守衛者，但她又在語言上「背叛」了辛巴威。在教學生涯中，她將其他女性看作是自己的敵人。她攻擊了一個不守規矩的女孩，致其失聰，為此，她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在《倫敦書評》中，英語詩人布萊克·莫裡森（Blake Morrison）也指出了這一點：通過教育，坦布得到了啟蒙，同時又背離了故土。在小說中有一個情節：坦布看到肯亞國寶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的《一粒麥種》（A Grain of Wheat），徑直指稱它是一本關於農業的書。這鮮明地表現了坦布對本土文化的誤解和漠視。

丹加侖芭和坦布有著相似的經歷。丹加侖芭出生於羅德西亞，英語是她的第一語言。她曾在劍橋大學學習醫學，但因為種族主義而選擇了離開。後來，她做過教師，又在辛巴威大學學習心理學，加入過劇社，同時也做廣告撰稿人。1988出版的《精神官能症》，是辛巴威第一本英語小說，受到了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等人的稱讚。後來，她又去柏林學習電影，畢業後製作了一批電影和紀錄片。

齊西·丹加侖芭被捕實況 圖片：衛報

在其作品進入布克獎長名單的第四天，丹加侖芭因抗議政府，被捕入獄。被捕時，她手中正舉著要求改革和釋放記者Chin』ono的標語。被捕一天後，丹加侖芭獲得保釋，但被指控意圖煽動公共暴力活動，將定於9月出庭受審。她並非反對派政治人士和活動人士，而只是一名作家和電影製片人，一位對辛巴威負責任的公民，她對《衛報》表示，「我的故事是關於辛巴威的。……每一刻都是一個可能解決問題的時刻。它只需要有人在那一刻說：『好吧，我們要用不同的方式做事』——而且是認真的。」

布蘭登·泰勒：政治正確的陰暗面

在短名單入圍作品中，布蘭登·泰勒的《真實的生活》是聚焦於校園的小說。此前，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泰勒說，他的目標是把黑人和 LGBTQ 寫進校園小說體裁中。不僅如此，泰勒還涉及了時下的學術政治。

主人公華萊士是中西大學的生物化學系博士生，還是一個南方人、同性戀、胖子。在環境的壓力下，華萊士變成了一個憂鬱的人。在小說剛開始不久，華萊士的父親就去世了，隨之而來的是他飼養的線蟲死亡。「這不是懲罰你，」華萊士被告知，「這是為了讓你好起來。」但糟糕的事情沒有就此停止。接下來發生的事，讓華萊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窒息和懷疑之中。比如，博士班裡的一個白人女性聲稱，他厭惡女性。

《真實的生活》揭示了這樣一種狀況：在一個宣揚進步的學校裡，華萊士是不被接納的，不僅是因為這裡到處是白人學生和教師，還因為這一切對他而言是多麼虛幻和不真實。為此，華萊士一直在努力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不適合這裡，我能適合哪裡? 」換言之，「真實的生活」到底是什麼？

白人的形象，對於華萊士是一個負重。在日常生活中，華萊士總是不自覺地忽視白人的存在。他渴望獲得一份真正的工作和生活，但這對於他來說是遙不可及的。華萊士將當代的生活形容為幻想、噩夢。不知不覺間，華萊士愛上了一位白人男性米勒。米勒是一個外表相當直率，甚至直男的男子。始料未及的跨種族愛情，對華萊士而言是一個負擔，讓他感到不安，乃至被認為是詛咒一般。在另一面，愛情又變成一種確認：「痛苦讓它變得真實」。

在故事的末尾，華萊士尋找到了他的真實的生活，毋寧說是一種真誠的內心生活。「這可能是他們在一起的生活，分享每一個時刻。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會聚在一起，分享時間，分擔在世界上紮根的責任的原因。」

布蘭登·泰勒 《真實的生活》 圖片：蘭登·泰勒個人網站

「人們談論黑人藝術的方式，」泰勒對《衛報》說，「白人看不見。」對於泰勒而言，現在的政治正確不過是一種表面文章。真實的情況是，黑人的境況從沒有過真正的好轉。黑人從來不在中心。「我曾經是一個人，被帶到一個白色的群體中，讓它變得更加多樣化。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這個世界如此之『白』。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引入沒有像白人那樣有同樣的安全保障的人。」泰勒對《衛報》表示。

泰勒寫《真實的生活》，是為了在更簡單和渺小的層面書寫黑人生活，這將他和經典的黑人作家區分開來。《真實的生活》將這個世界所經受的危機給實證化了。他的語言也很主流。他的嘗試很成功，這歸功於他在愛荷華大學受到的訓練，也歸功於他只花了五星期就完成了這部小說。

在《訪談》雜誌（Interview Magazine）的訪談中，泰勒說，從很小的時候，他就覺得自己被周圍的人孤立了，並在網上尋找著安慰。他一直在與焦慮和抑鬱作鬥爭。他對時下很火的、同樣是寫校園生活的《正常人》（Normal People）並不感興趣。他認為《正常人》表現的浪漫和優越，讓它看起來像是一個節目。真實的情況是，人們需要的是同情心和真實的故事。

作為文化現場的一個參與者，《在線文學》的高級編輯、《文學中心》（Literary Hub）的特約撰稿人，泰勒對時下的文學生產也有批判。他聲稱，資本的力量鼓勵作家去充當媒體的機器，而非創造藝術。藝術就像是牆上的一個掛鈎，或者自動販賣機裡的一件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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