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武威郡在絲綢之路上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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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以前，武威地域為遊牧民族所轄。西漢初期，匈奴逐走月支而佔有河西，並對漢王朝形成嚴重威脅。漢代經高、惠、呂后、文、景數十年的經營積累之後，到武帝時採取反擊匈奴的策略。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兩齣河西，匈奴渾邪王降漢，武威地域歸屬漢朝管轄。隨後，漢設河西四郡，開通西域，武威成為了漢代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漢代武威郡在絲綢之路開創時期具有什麼樣的特點？它的具體道路走向如何？傳世文獻記載甚少。二十世紀以來河西地區出土的簡牘文獻卻從不同側面反映出絲綢之路上武威郡的獨特之處，具有重要認識價值。

一、絲綢之路匯通的咽喉

1972年在居延甲渠候官遺址出土的一枚漢簡，記載了從長安出發經安定郡進入河西的的驛置裡程，為學術界廣泛關注。這枚漢簡學界一向稱之為「居延裡程簡」，簡牘或有殘斷，或與其他簡編聯成冊，因此四欄內容並不連貫。這枚漢簡涉及到武威郡的交通，反映的是從安定郡到武威郡的走向。

出自敦煌懸泉置的一枚漢簡，學術界稱之為「懸泉裡程簡」。該簡涉及到武威郡的路線，反映的是從武威郡到張掖郡的路線。

將上面兩條路線連接起來，就可以得到漢代武威郡絲綢之路行進的具體路線。從驛置設置的路線考察，絲綢之路從武威到長安的一段，從武威姑臧出發，東到小張掖後，具體走向分為南北兩條路線，其中北方的一線，由今古浪、景泰經白銀、平涼而到達西安。其中南方一線，經古浪、天祝安遠而到達西安。

以上兩條路線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在懸泉漢簡中有一枚裡程簡，說明了河西到達長安的兩條不同路線。

還有一枚出自敦煌懸泉置遺址漢簡，簡文內容也是對河西到長安道裡遠近的記載。《敦煌懸泉漢簡釋粹》註解說：「此簡以懸泉置為中心，記錄了與之相關的八個地點的裡程。」簡文正面記載了張掖、冥安、武威、安定高平四個地點，僅說明具體裡程，並沒有說明方向。簡文背面記載了金城允吾、天水平襄、刺史、長安四個地點，但是對金城允吾、天水平襄、刺史都說明了東南的方位。對比簡文正、背面的記載，就會發現簡文正背兩面雖然都記載了河西通往長安的裡程，但具體路線卻不一樣。簡文正面記載的是從敦煌經張掖、武威、安定高平而去長安的路程，與我們討論的武威北向道路一致。簡文背面記載的是經金城允吾、天水平襄去長安的路程，是南面的一條通道，二者區別明顯。其次，簡文對兩條路線的記載方式也不一樣，對於安定道的記載，只說明具體裡程，沒有標註方向，說明這條道路為時人熟知，也就是所謂的官道。而南面的道路，簡文於金城允吾、天水平襄都記載了具體方向「東南」，特別說明強調，暗示了這條道路與為人熟知的官道不同，似乎是新開闢的道路。

因此，從以上三枚漢簡記載可以看出，漢代絲綢之路東段，從長安出發後，至少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從長安出發，經安定郡到達武威郡，而後經張掖、酒泉、敦煌郡到達西域，另一條從長安出發，經天水郡、金城郡到達武威郡，而後經張掖、酒泉、敦煌郡到達西域。從目前的記載來年看，兩條路線的會合點，就是在武威郡，嚴格來說是武威東面的小張掖。這就是武威在絲綢之路上的匯聚作用。

通過肩水金關漢簡中的四枚郵書簡也可以看出，武威在絲綢之路上具有重要地位。這四枚漢簡，是漢宣帝五鳳、甘露年間的傳書，說明持傳人員出入的路程，從中可見從居延到關中，要經過張掖、武威、金城、天水、三輔，是南面的一條路線。

在以上從河西到長安絲綢之路的路網上，武威郡處於匯通咽喉地位，因為武威地處河西走廓東端，從長安到達河西的路線，至少有兩條，一條是從長安出發經安定郡到達河西，路途比較便捷，一條是從長安出發經金城郡、天水郡到達河西，需要經過兩個郡治。這兩條路線都匯合於武威郡，準確說是武威郡的小張掖縣，可見武威在絲綢之路上的咽喉地位。

二、河西屯戍保障的武庫

在漢代邊塞管理中，武庫因其儲藏兵器的功能，在軍事後勤保障中具有重要地位。從漢代庫的設置來看，既有京城所屬的武庫，為天下精兵所聚，又有郡國、都尉、縣邑等地方所設的武庫，保證相應地區兵物的供給。就河西地區而言，既有張掖、酒泉、武威等郡庫，又有居延、肩水等都尉庫，以及觻得、效谷等縣庫，反映出河西地區武庫設置的多樣性。在河西漢簡記載的各類庫中，有一個庫比較獨特，它雖是武威郡的一個縣庫，但是該庫管理的兵物卻出現在居延、肩水、敦煌等地區，這就是漢簡中多次出現的姑臧庫。作為河西東部的一個縣庫姑臧庫，為什麼它所掌管的兵物遠至居延、肩水、敦煌地區？其中反映出怎樣的兵物管理特點？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首先是居延漢簡記載了姑臧庫。其中一枚漢簡內容是說「武威郡姑臧別庫」供給戍田卒兵器的情況，下有殘缺。首先需要關注的是本簡記載了「武威郡姑臧別庫」，武威郡設有郡庫，為武威庫，姑臧為武威屬縣，設有姑臧庫。簡文記載為「姑臧別庫」，反映出姑臧庫的特殊性。其次，本簡記載了姑臧庫借給戍田卒兵器的情況。漢代戍卒有自己所帶的「私兵」，也有官方配發的「官兵」。此簡所記當屬「官兵」的配發情況。需要關注的是此簡記錄為「假」予戍田卒兵器，說明兵器為官方所有，戍卒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那麼戍卒在罷歸時所借兵器自然應該交還官府。再次，由於本簡出自居延甲渠候官，因此本簡中的戍田卒很可能屯戍於居延邊塞，這就反映出姑臧庫與居延塞防的特殊關係，至少說明姑臧庫有為居延地區戍田卒供應兵器的情況。武威郡姑臧與張掖郡居延相隔殊遠，顯示出姑臧庫在河西地區特殊的戰略地位。

還有一枚居延漢簡記載的時間是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五月二十三日，該日武威庫令安世移書居延，說明依照丞相府書要求，邊郡吏員要和發送戍卒到邊塞的內郡長吏相互協助，作好戍卒赴邊工作，使戍卒安全到達屯戍地點。特別是要謹慎掖持弓弩，不要讓戍卒在路途中擅自亂用兵弩射殺禽獸和相互爭鬥。現在東郡派遣利昌侯國相與白馬司空佐梁將戍卒赴邊，而居延方面卻不派遣長吏逢迎，因此要移書說明情況。

這件文書的發文者是「武威庫令安世」，庫令，為主管兵物庫的吏員。《漢書 河間獻王傳》：「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顏師古注引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武威庫令安世」說明武威郡也設有庫，安世是此時的武威庫令。需要關注的是武威庫令安世還「別繕治卒兵姑臧」，「繕治」意為修治，「卒兵」指戍卒使用的兵器。如是，安世還兼理姑臧為戍卒繕治兵器的事務。因為姑臧設有姑臧庫，武威庫令安世又兼理姑臧庫的職事，充分說明姑臧庫的重要地位。需要進一步關注的是該簡敘述的內地派遣戍卒到居延以及居延邊塞迎受戍卒的具體要求。該文書涉及到戍卒發送和迎受兩個方面。作為戍卒的發送方，「將卒長吏」東郡利昌侯國相和白馬縣司空佐帶領戍卒赴邊居延，而作為戍卒的接受方，依照丞相府書，居延地區要派遣長吏「迎卒受兵」。迎卒是迎受戍卒，受兵是接受兵器。從簡文理解，受兵應是指到姑臧庫迎受兵器，從而證明這些東郡戍卒的兵器是從姑臧所得。而且文書要求戍卒受兵以後要對兵器「謹掖檠持」，「毋令卒得擅道用弩射禽獸鬥已」，就是要求戍卒仔細愛護兵器，不要擅自在道路上用弓弩射獵禽獸和相互鬥毆。充分說明居延地區有的戍卒弩一類的兵器來源於姑臧庫，反映出姑臧庫對河西地區兵物的供應關係。

另外一枚出自居延甲渠候官的漢簡內容是甲渠候官第十七候部黃龍元年（前49）六月戍卒從姑臧借兵的名籍標題。第十七部下轄第十七至第二十二共六個烽燧，漢塞每個烽燧約有三至四名戍卒，則十七部約有二十名戍卒。在對這些戍卒的兵物登記中，有專門的「假兵姑臧名籍」，說明至少有一些戍卒的兵器是從姑臧而來。前述簡1說到武威郡設有姑臧庫，而且有「假戍田卒兵」的情況，此簡恰是居延屯戍機構從姑臧借兵的名籍，進一步證明了姑臧對居延地區兵物的供應關係。其次，本簡的性質是兵物名籍，這是漢簡中常見的文書形式，但本簡專門記載「假兵姑臧名籍」，卻有特殊意義。作為一種文書形式，說明這種現象在居延屯戍生活中是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並不僅僅是第十七候部所獨有的現象。聯繫簡11居延長吏到姑臧「迎卒受兵」的記載，說明當時姑臧庫為居延地區提供兵物是廣泛存在的。

還有一枚出自甲渠候官的漢簡，也記載戍卒兵物的完殘情況。包括槀矢銅鍭、蘭、蘭冠、糸弦、糸緯等兵器。其中記載「蘭、蘭冠各一完，毋勒」，並特別註明「本受姑臧」，說明蘭與蘭冠這兩件器物是受自姑臧庫。由於本簡出自甲渠候官，也反映出姑臧庫對居延屯戍地區的兵物供應關係。而受自姑臧庫的兵物要特別說明，反映出邊塞地區對姑臧庫兵物管理的細緻嚴密，也反映出姑臧庫與居延屯戍的密切關係。

其次，肩水地區出土漢簡也有對姑臧庫的記載。其中一枚簡文內容是說漢宣帝地節二年（前68）六月二十七日，肩水候房給候長光移文書，因為丞相史王卿要檢查戍卒兵器配備情況，肩水候官以姑臧庫所移戍卒配備兵器名籍檢核，發現多有混亂不實，因此要求肩水候長光核對名簿，上報候官，讓丞相史王卿檢查核實。

這件文書反映出肩水地區戍卒兵器管理中的一個重要信息，即肩水候官在檢查戍卒兵器配備狀況時，要依據姑臧庫提供的兵器配備名單進行檢核。探究其中原因，不難看出這些戍卒的兵器原本是有姑臧庫所提供，姑臧庫要對戍卒兵器配備情況進行登記，因此肩水候官才有姑臧所移戍卒兵器名籍。而在兵器管理上，丞相史王卿要以「姑臧所移被兵本籍」進行戍卒兵器配備檢查，也反映出姑臧所提供的兵器配備名籍是最原始最重要的依據。無論是肩水候官的檢查，還是丞相史的檢核，都要以此為據。至於姑臧「被兵本籍」的內容，依據此簡，有「各實弩力石步數」，說明名籍詳細記載了弓弩的石力標準及具體射程，為規範性的兵器登記簿，為西北漢簡所多見。

還有一枚出自地灣的漢簡，簡文上下殘缺，大意是說因為塞防被焚燒，而使吏卒兵器失亡，因此要移書姑臧庫，說明兵器得失情況。從簡文可以看出這一移書是根據都尉府書的要求發出的，反映出姑臧庫對肩水地區兵物的管理關係。此外本簡也說明肩水候官部分吏卒的兵器來自姑臧庫，而且兵器有所得失要移書姑臧庫說明相關情況。

以上兩枚出自肩水候官的漢簡充分說明肩水候部也有戍卒兵器來源於姑臧庫的情況。無論是肩水候官還是上級部門如丞相史對戍卒兵物檢查，都要以姑臧庫提供的「被兵本籍」為依據。如果兵器有所失亡，還要移書姑臧庫說明相關情況，充分反映出姑臧庫與肩水候官戍卒兵物的密切關係。

另外一枚出自肩水金關的漢簡，是「轉」致「幼卿」的一封書信，其中涉及到一些邊塞事務，其中說到「幼卿屬從姑臧送兵來」，也反映出姑臧為肩水地域提供兵器的情況。

再次，敦煌漢簡也有姑臧庫的記載。其中一枚漢簡內容為戍卒兵物統計，說明戍卒河東郡汾陰宜都裡杜充所持有的兵器狀況。簡文說「所假姑臧赤盾一桂兩端小傷各一所」，則杜充所持兵器為赤盾，該盾有所缺傷，因此要作具體記錄。需要關注的是此簡特別說明了盾的來源是「所假姑臧」，即來自於武威姑臧。聯繫簡1中的「假兵姑臧名籍」，則敦煌郡戍卒杜充的盾也來源於姑臧庫。由於杜充的籍貫是河東郡，那麼可能的情況是杜充要從河東郡來到敦煌戍守，經過姑臧時得到了姑臧庫所配發的兵器赤盾，並作了兵物統計。現在敦煌邊塞檢查兵物，發現杜充的盾有所損傷，便作了詳細記錄。因此該簡證明了姑臧庫兵物有提供給敦煌邊塞的情況。

敦煌所出另一枚漢簡也記載了杜充所配備的兵物，可能與上簡有關。同樣記載的是杜充的兵物，因為出土地點相同，所以兩枚簡中杜充同為一人的可能性較大。本枚漢簡也記載了杜充的盾，特別說明是「元康三年南陽工官造」，如果該盾即是簡7所記的「赤盾」，不防可以作此種推論：杜充是河東郡人，他所受的弩來自姑臧庫，該弩又是南陽工官所造，則姑臧庫有的兵器很可能來源於內地。

除了簡牘記載之外，依據祝中熹、李永平先生《青銅器》所說：「敦煌出土的一件弩機上有『姑臧庫』的銘文。」該件弩機的時代為漢代，弩機上有「姑臧庫」的題字，充分說明該件兵器本歸姑臧庫所管理。雲夢睡虎地秦簡《工律》記載：「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漆書之。其叚（假）百姓甲兵，必書其久，受之以久。入叚（假）而毋（無）久及非其官之久也，皆沒入公。以齎律責之。」秦代兵器管理就有在官藏甲兵上刻題字跡的制度，漢承秦制，大體如是。此件弩機題字正是姑臧庫「以其官名刻久」所題。而弩機之所以出現在敦煌，結合敦煌漢簡中戍卒持有姑臧庫兵物的情況，可以推測此件弩機也是戍卒攜至敦煌，因而遺留在敦煌地區的。

從西北漢簡對姑臧庫的記載中，不難發現姑臧庫在河西地區的重要地位，這與姑臧獨特的地理位置不無關係。《後漢書 竇融傳》李賢註：「姑臧，縣名，屬武威郡，今涼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城，昔匈奴故蓋臧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可見姑臧早在匈奴生活時期既已築城，地理位置自然重要。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說涼州衛「山川險厄，土田沃饒。自漢開河西，姑臧嘗為都會」，漢王朝開闢河西以後，姑臧作為中原進入河西地區的首個都會之地，自然是戰略要地。因此姑臧庫的設置，就不僅僅是一般縣庫的功用，而是牽涉到整個河西地區的兵物供給事務。

因此，居延、肩水、敦煌出土漢簡有關戍卒兵物來源於「姑臧庫」的記載，為我們揭示了一個重要現象，值得我們認真思考。首先，居延、肩水、敦煌等地戍卒的兵物，並不全是戍卒所在郡縣庫提供，有些是來自河西地區東部的姑臧庫。其次，中原地區的戍卒到河西，河西邊塞要「迎卒受兵」，即迎接戍卒，同時接受兵器，而這些兵器，正是來自戍卒從中原進入河西的首個都會之地所設武庫姑臧庫。再次，戍卒得到這些兵器後，戍卒的管理機構要作好兵物的登記工作，特別是兵物有損傷遺失，要具體詳細記載。屯戍機構及其上級部門如丞相史在檢查戍卒兵物管理狀況的時候，也要以姑臧庫提供的「戍卒被兵本籍」簡冊為依據，兵器如有遺失，也要移書姑臧庫，充分說明姑臧庫與漢代河西戍守的密切關係。

三、中原文化傳播的重鎮

武威是吸納與傳播中原文化的重要陣地。武威因地處河西走廓東端，漢代移民實邊，中原人士農耕、屯戍、商旅於河西地區，武威自然是必經之地，中原文化由此而得以在武威傳播與發展。即從出土文物及文獻資料來看，武威出土的文物文獻具有鮮明的中原及儒家文化特色。僅以漢代簡牘來看，武威就有《儀禮》簡、王杖簡、醫藥簡、漢代律令簡等重要文獻，在河西地區出土文物中顯示出鮮明特色。而武威銅奔馬、六博俑、白馬作毛筆、彩繪木軺車等文物也是漢代絲綢之路文明傳播的重要見證。

武威《儀禮》簡，1959年出土於武威市新華鄉磨嘴子6號漢墓，共610枚，其中完整者385枚，殘簡225枚，大多為木簡，只有少量竹簡。簡牘內容為漢代《儀禮》，墨書隸體，可分為甲、乙、丙三種版本。甲本七篇。為《士相見之禮》第三、《服傳》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禮》第十三、《泰射》第十四。乙本一篇，為《服傳》第八，丙本一篇為《喪服》。武威《儀禮》簡在文獻學上有重要價值，因為它使我們第一次看到了漢代《儀禮》的原始面貌。《儀禮》甲、乙、丙共9篇，總字數27400餘字，比熹平石經相應內容所存文字多許多。《儀禮》簡本的篇次與今本有所不同，是漢代經學研究的重要資料。我們從文獻傳播的角度來看，武威《儀禮》木簡的發現，對於認識漢代中原文化向西傳播的進程也具有重要意義。《儀禮》簡在武威墓葬中出現，說明墓主人是有意將其作為隨葬物。依據《武威漢簡》考察，武威《儀禮》簡：「木簡甲、乙本是屬於西漢晚期的抄本，約當成帝前後。其所依據之原本，約在昭、宣之世。丙本竹簡早於木簡。乙本或者稍早於甲本。」可見在西漢後期漢王朝推行的儒家文化不僅到達了武威，而且在武威得到了宣揚。墓主人將《儀禮》隨葬，可見儒家文化已在武威扎地生根，這是武威吸納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

王杖十簡，1959年出土於武威縣新華鄉纏山村磨嘴子18號漢墓，王杖詔令冊，1981年武威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從新華鄉纏山村村民袁德禮處徵集，應和《王杖十簡》為同一批出土物。《王杖十簡》共10枚，內容主要是漢代養老敬老尊禮高年的規定，第1-2簡為成帝建始詔書，第3-8簡為引述蘭臺令對具體案例的處理，第9簡為東漢永平十五年（72）一位名叫幼伯者受王杖的記載，第十簡為檢署。王杖詔書令共26枚，內容包括蘭臺令第卅二（第1-3簡），成帝建始元年詔書（第4-6簡），高年賜鳩杖的法律內容和一件具體案例（第7-11簡），元延三年詔書（第12-20簡），蘭臺令第卅三和一件被判棄市的案例（第21-26簡）以及詔書令冊的檢署。檢署的篇題為 「右王杖詔書令在蘭臺第卅三」。王杖十簡與王杖詔書令的發現，說明漢代尊老政策在武威郡得到了有效施行。這種施行不僅是相關律令政策的落實，還通過老人使用的王杖以及隨葬的律令文書體現出來，也充分反映出武威對漢王朝政策的執行和對中原文化的接受。

武威醫簡，1972年11月出土於武威柏樹公社下五畦大隊旱灘坡東漢墓中，共有木簡78枚，木牘4枚，總92枚。其中一枚簡有「右治百病方」五字，當為簡冊原題。武威醫簡涉及臨床醫學、藥物學、針灸學等諸多方面的內容。首先在臨床醫學上。旱灘坡醫簡對多種病狀進行了描述，並記載了三十多個相應方劑。涉及內科如「治久咳上氣喉中如百蟲鳴狀卅歲以上方」、「治傷寒逐風治狗齧人方」，婦科如「治婦人膏藥方」，五官科如「治目痛方」，男科如「白水侯所奏治男子有七疾方」。其次在藥物學上，簡牘列舉了一百多種藥物，計有植物藥62種，動物藥12種，礦物藥16種，其他藥物9種，簡文還對這些藥物的炮製劑型以及用藥方法，都有詳盡的記載。再次，在針灸學方面，簡牘記載了三裡、肺輸、泉水等幾個穴位，並有留針方法，針灸禁忌等方面的內容。武威醫簡不僅是祖國醫學文化的代表，而且也是中原醫藥文化在武威郡的傳播與運用。墓主人選擇這些醫藥簡牘來隨葬，可見對中原醫藥文化的學習積累和實踐運用，是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區傳播的代表。

此外，1989年在旱灘坡東漢墓中發現的律令簡也有代表性。旱灘坡律令簡共有17枚，包括《令乙》、《公令》、《御史律令》、《蘭臺律令》、《衛尉挈令》、《尉令》、《田律》等條文，都是當時實用的法律條文。內容涉及養老、服役、度田等多個方面。法律作為社會公平正義的準繩，在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旱灘坡律令自然是武威吸納中原文化的典型標誌。

以上主要是對武威出土簡牘文書的分析，從出土文物來看，武威郡漢代文物也有鮮明的文化特色。如白馬作毛筆、六博俑、彩繪木軺車，以及馳名中外的銅奔馬，漢代中原地區的文物文化已經深深浸入武威郡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漢代武威與中原地區已經在文化上融為了一個整體。

將武威出土漢代文物文獻置於整個河西地域來審視，就會發現漢代武威郡文化傳播的鮮明特色。現在發現的漢代張掖郡、酒泉郡、敦煌郡的文物文獻，主要是長城烽燧沿線留存下來的戍卒屯戍生活遺物，其中漢簡數量多達數萬枚，文書性質主要是屯戍文書。而武威出土的漢代文物則出自漢代墓葬，內容上主要是儒家典籍、朝廷律令、醫藥文獻，數量雖不多，但價值卻很高。因此，武威出土文物具有鮮明的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色，這與武威所處的地理位置及社會環境有密切關係。

總結上面的討論，漢代武威郡在絲綢之路上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絲綢之路匯通的咽喉。漢代絲綢之路從長安出發，一條道路是從長安出發沿涇水而上到達安定郡，而後西北而行進入武威郡的揟次、媼圍而到達小張掖，從而到達武威郡治姑臧，再向西經顯美而至張掖郡。另一條道路是從長安出發經天水郡、金城郡而到達武威郡的蒼松、鸞鳥而到達小張掖，從而到達武威郡治姑臧，再向西到達張掖，這兩條路線的匯合點是武威郡的小張掖，從而顯示出武威在漢代絲綢之路上的咽喉地位。

二、河西屯戍保障的武庫。河西漢簡記載了武威姑臧庫兵物供給居延、肩水、敦煌地區的情況。漢代武威郡作為中原進入河西的首個郡治，在後勤保障方面具有特殊的意義。相對於張掖郡、酒泉郡、敦煌郡直接面對匈奴與羌人的入侵襲擾，武威郡的軍事壓力要小一些，因此可以建立武庫來保障河西地區的武器供應。此外，中原地區製造的兵器要運送至河西，武威郡也是首個都會之地，在此保存武器，無論是中原戍卒屯戍河西要配發兵器，還是河西屯士將要罷歸中原而交回兵器，武威都是重要的兵物供應據點。

三、中原文化傳播的重鎮。在漢代絲綢之路中西文明的交流進程中，武威是中原文化向西經河西走廓進入西域的首個都會之地。中原儒家文化途經於此，在武威紮根傳播，漢王朝的制度律令在此執行運作，傳統的醫藥文化在此實踐運用。武威出土文物體現出鮮明的中原文化特色，這是華夏文明向西傳播進程中留存的清晰印跡。

（編者註：本文選自《涼州文化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有刪節。）

作者簡介：馬智全，甘肅武威人，蘭州城市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甘肅省歷史學會理事。近年來主要從事秦漢簡牘文獻的研究，在《光明日報》《中國邊疆史地研究》《考古與文物》《中國農史》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等課題研究。著有《居延新簡集釋（肆）》，參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甘肅卷》《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等著作。

編 輯 ：李元輝

統 籌 ：張長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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