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自己的《兄弟》，餘華認為，「光是上半部，就比《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要好」；他甚至認為，寫完《兄弟》，中國近40年的歷史和現實就都被自己把握住了。那麼，《兄弟》是「和這個時代相稱的作品」嗎？
餘華在巴黎朗誦自己的作品
餘華出書了。在上一部長篇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出版10年後，餘華交出的是《兄弟》。這兩部小說之間，隔著漫長的10年。
在這10年裡，因為不在狀態，餘華先後廢棄了3部長篇小說的初稿。
最後，餘華發現問題出在小說的敘述上。因此，他乾脆放棄了原來寫的小說，另起爐灶，開始寫第四部小說，也就是《兄弟》。
和《活著》一樣，《兄弟》也是妙手偶得之。有一次，餘華從電視上看到一條簡短的新聞，有一個人站在高樓上，企圖自殺。有人打電話報警，警察趕來準備挽救，樓下圍了不少看熱鬧的人。這個畫面一直在餘華的腦海裡翻騰，最後，餘華打算從這個畫面出發，寫一部關於兄弟倆成長故事的長篇小說。
《兄弟》講述了江南小鎮兩兄弟李光頭和宋鋼從童年到老年的經歷，從「文革」前的1960年一直寫到2005年11月止。有趣的是，小說的時間跨度剛好是餘華出生、成長到今天的過程。
在35歲以前，餘華一直在書寫過去的歲月和記憶，很少直面當下的現實生活。在10年前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餘華說自己是一個活在過去的人。不寫1990年代之後的生活，是因為他還沒有看清楚這個社會的巨大變化。而在《兄弟》裡，他開始進入當代生活，用大量的細節呈現了1960年到2005年11月中國社會的變化和中國人生活的變化。
敢把握現實了
記者：在你以前的小說裡，很少有鮮明的時代背景，也很少寫到當代生活，而《兄弟》這一次卻從「文革」時期開始寫到現在，有著極強的時代特徵。
餘華：我以前往往有意淡化時代背景，那是因為我覺得時代對我作品裡的人物命運影響不大。《兄弟》是我第一次在小說裡面對「文革」，我是在「文革」年代出生長大的，雖然沒有成年，但是這段歷史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裡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跡，一直不能忘懷。
像「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過去、現在、將來都會有人寫。如果我來寫，怎樣能保證與眾不同呢？過去我一直沒有找到進入這段歷史的最佳角度。
為什麼我們這些作家都愛寫以前的時代呢，因為時代越遠越容易找到傳奇性，可以在小說裡天馬行空地對歷史進行虛構和想像。而當今時代，現實世界的變化已經令人目不暇接了；而且還出現了網絡虛擬的世界。所以，寫現實生活的作家有很多，可是在他們的作品裡看不到真實的生活，你總是覺得虛假、不可信。
當《兄弟》寫到下部的時候，我突然覺得自己可以把握當下的現實生活了，我可以對中國的現實發言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質的飛躍。我發現今天的中國讓每個人的命運充滿了不確定性，現實和傳奇神奇地合二為一，只要你寫下了真實的現在，也就寫下了持久的傳奇。
記者：你怎麼看這兩個時代的變化呢？
餘華：像我這個年紀的人，經歷了「文革」和「改革開放」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巨大的變化，這些記憶成為了我們人生的重要部分，我們的命運、經歷都與時代的變化相關。
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過程。「文革」是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是過去時的，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改革開放是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慾和眾生萬象的時代，是現在時的，更甚於今天的歐洲。
在這個歷史過程裡，國家、社會和人都發生了巨變，這樣的變化，在西方要經過400年發生，在中國只用了短短40年。人類文明史上的兩個極端，都被我們所經歷了。
當我把兩個時代通過一代人的命運變化寫出來時，它們的價值和意義就全部都顯現出來了。對於李光頭、宋鋼這樣一代人來說，童年和現在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時代。
所以我覺得，對小說家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時代，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寫出和這個時代相稱的作品來。
記者：你能確定你寫的就是「文革」裡真實發生的事情嗎？比如小說裡最感動人的宋凡平和李蘭的愛情，對有過「文革」經歷的讀者來說，他們的形象就不夠真實。
餘華：當然有這樣的事情。去年我在澳大利亞遇到一個中國人，她爸爸是一個大學教授，她媽媽是一個典型的家庭婦女。在「文革」中，為了保護自己的丈夫和家庭，這位母親就採取了一種很特別的方式：誰要是批鬥她丈夫，她甚至敢到他們家門口去貼大字報，說這些人其實是地主反動派。結果那些工宣隊、紅衛兵，誰都怕她，也就放過了她的丈夫。「文革」結束以後，她爸爸常說，「文革」太可怕了，要是沒有你媽媽，我早就死了幾回了。
「文革」時期，因為人的出身、成分等很多問題，有很多家庭破碎、解體，也有很多家庭反而更團結，相依為命。在災難和不幸來臨的時候，那些堅持活下來的人基本上都有一個溫暖的家庭。那個時期，很多家庭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空前地好，彼此之間更加忠誠，感情更加融洽，他們知道不能出現一點閃失，否則這個家庭就會毀滅。
宋凡平和李蘭分別來自兩個破碎的家庭，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組成一個家庭，他們會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
這兩個人是我寫得非常滿意的人物。疫病、磨難在偉大的人性面前，根本就不算什麼。「文革」把人的醜陋和邪惡釋放了出來，但是就在同時，人的善與美也被激發了出來。往往在最黑暗的深處，你會看見人性的美最耀眼地閃亮著。
記者：《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用的是減法，在《兄弟》裡用的是加法，你在關鍵時刻把細節放大，比如宋凡平為了接生病的李蘭回家，被十幾個人圍毆，被打、被捅、被踹死，連自己的兒子都辨認不出來；李蘭沒有錢只能為宋凡平買最短最便宜的棺材，打斷小腿才能放進去……你花了6萬字來寫這個過程，非常地煽情，不像以前那麼節制了，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寫法？
餘華：這與我寫了幾年的隨筆有關係。給《讀書》寫專欄的時候，我重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他們的作品都是直來直去，遇到什麼寫什麼，正面展開，非常有力量。當敘述的每個細節都寫得很充分時，閱讀的快感會更強烈更刺激。以前在小說裡寫「文革」，我只是當背景，這次是作為中心、正面來寫，比如批鬥、武鬥、遊行等場面。
這六七萬字在小說裡起的是一個很重要的鋪墊作用，《兄弟》和《許三觀賣血記》的不同是因為我是用大量的細節去推動故事往前走，而不像《許三觀賣血記》那樣常常靠人物的對話完成故事推進，這個情節，如果按照「許三觀」的寫法，也就是5000字寫完。但我現在用很密集的寫法，把人物的情感、人的內心、人跟外部環境的關係表達得非常充分。
宋凡平死了，李蘭不在外人面前哭，也不許兩個孩子在外人面前哭，自己拉著板車到了城外無人的地方，對李光頭和宋綱說，哭吧。他們才無所顧忌地哭出聲。這是一種壓抑的情感，我一直讓它壓著，在這個時候，才讓它爆發出來。寫到這個時候，我眼淚譁譁直流。
在《兄弟》裡這樣讓我滿意的描寫，還有很多。所以我覺得《兄弟》讓我重新發現自己的才能，光是上半部，就比《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要好。
對很多作家都呈現過的這段歷史，作家怎麼表現、表達自己的思考和態度，找到獨到的方式，把握時代的脈絡，反映這個時代裡人的處境和精神狀態，這是需要智慧的。
《兄弟》不是寫給外國人看的
記者：有人認為，《兄弟》是寫給外國人看的一本小說。比如小說一開始就寫到性，李光頭在廁所偷窺林紅的屁股，八歲的孩子性早熟；另外一個是你寫「文革」了，而且寫得非常殘酷，這樣的小說在西方一直比較受歡迎。你怎麼看待這樣的意見？
餘華：我不認同這樣的看法。這部小說是正面去寫兩個時代，所以小說的開頭就特別重要。比如上部主要是寫「文革」那個時期，我其實也可以寫遊行、喊口號或者武鬥和批判會的場面，但這樣寫沒有意思。所以開頭我就寫一個少年偷窺，再重新回到他的出生和他父親的死，都是因為性，讀者一讀就知道進入了一個禁慾和反人性的時代。下部小說一開始，前兩章就是性泛濫的描寫，讓人一看就知道進入了我們今天這樣一個縱慾的性泛濫的時代。
從美國和歐洲的情況來看，大概從三五年前，美國、歐洲的出版社已經不再出「文革」的書了。在5年前，中國流落到海外的作家中，有兩撥人是能找到出版社的，其中一撥就是寫「文革」的。為什麼現在美國和歐洲的出版商都不再出那些書了呢？因為太泛濫了，讀者已經不喜歡了。
以我對西方讀者的了解，《兄弟》很多的情節都是歐洲或美國的讀者所不能接受的。你看美國暢銷書的排行榜，基本都是那種溫吞水式的作品。美國人寫的恐怖小說，用刀砍人最多砍三刀，第四刀下去讀者就受不了了。美國其實是非常保守的一個國家，任何寫得激烈一點的東西，他們都受不了。
根據我以前的書在國外的出版經驗，我覺得這本書不會像我以前的書那麼受歡迎。我在1980年代寫的作品，用的是那種帶有歐化的語言，特別容易翻譯。到了《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翻譯起來非常困難。《兄弟》出版以後，我給國外的翻譯寄書，他們回信說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翻譯起來太難了。如果不了解中國當時的特定環境的話，有很多段落是無法翻譯的。
記者：宋凡平這個形象太完美了，雖然他自己滿身傷痕，仍然帶給孩子們溫暖的愛。
餘華：確實有人說我把宋凡平寫得太美好，在那個時期，怎麼會有這樣的人呢？其實我在童年的時候，見過這樣的人。我在讀小學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個同學和他的父親高高興興在一起，手拉著手，笑嘻嘻地說話。可是第二天早晨，我這個同學到學校的時候，一直在哭。原來他父親在那天晚上投井自殺了。雖然他的精神和意志已經崩潰了，他已經準備好去死，但是在孩子面前，他沒有絲毫的流露，還給孩子買了奶糖吃。這樣的記憶讓我很久都不能忘懷。
宋凡平這樣的人代表了中國傳統家庭中的典型父親的形象，在幾十年前，他們沒有辦法在外面實現個人價值，工作就是養家餬口，說不上喜歡不喜歡，經營好一個家庭，要比工作重要得多。
記者：在書裡，你寫的那些悲劇場面令人驚心，比如孫偉因為留長髮被紅衛兵剪掉，在反抗中他頸部動脈血管被剪斷死亡；母親瘋掉；父親因為被毒打把兩寸長的鐵釘敲進自己的頭頂而自殺。它有原型嗎？確實發生過嗎？
餘華：比這更加殘酷的事情我都見過。在「文革」中，我親眼見到過一個人被打成重傷，又在我們鎮的五層樓被拋下來，活活摔死了。孫偉父親用鐵釘自殺，是我在一本「文革」回憶錄裡讀到的細節。
那個時代，這樣的事情是很常見的。「文革」中發生的許多殘忍的故事比我寫的要殘忍得多。當時在上海、武漢，那都是動用了槍枝彈藥和大炮的。
有人說李光頭偷窺被遊街，為什麼要遊那麼長的時間？在「文革」中我親眼所見，一個農民到我們鎮上偷窺，被人遊街，比李光頭遊街的時間要長得多了，天黑了還綁在電線桿上。
昨天我還和一個朋友說，過50年以後，你把今天的真實事件告訴人們，他們肯定認為這是極其荒誕的。
記者：現在出版的《兄弟》只是上部，下部寫的是什麼故事？
餘華：下半部故事背景發生在改革開放的十幾年裡。在上部裡，李光頭和宋鋼他們的命運被時代所安排，他們沒有能力去反抗這個時代。但是到了1980年代，他們可以與時代搏鬥，自己安排自己的命運了。
「文革」中，李光頭的母親臨死前最放心不下就是李光頭，這個人到了新時代反而能如魚得水，宋鋼那樣的老實人卻未必。上部中出現的其他人物，在下部中也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
《兄弟》這部小說為什麼對我意義重大？因為我能夠對現實發言了，正面去寫這個變化中的時代。我現在正在改下部，我覺得下部比上部寫得還要好。可以說，我可以準確地反映時代的面貌和變化了，一點問題都沒有了，我的寫作能力有了一個質的飛躍。
記者：你為什麼這麼自信？怎麼確定自己寫得不是好而是更壞呢？
餘華：這種自信來自多年的寫作經驗和感覺。
通過《兄弟》，我重新找回了寫小說的能力，而且在技巧上、方法上有了質的提高，越寫越有靈感。就在寫《兄弟》的過程裡，我又冒出了幾個小說的想法，所以，我覺得自己在創作上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我把《兄弟》改完以後，在下一部長篇小說裡，我將寫到這一百年中國人的生活，以江南小鎮一個家庭四代人的人生經歷切入，正面描寫、逼近我們這個時代。
好故事越來越重要了
記者：這些年來，影像（電影、電視劇）對小說的影響越來越大了，人們讀書越來越沒有耐心了，這會對你的創作產生影響嗎？
餘華：不僅是對我有影響，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人都有影響。崔永元曾經跟我說，他在大學的時候，讀文學雜誌上的作品，一上來兩頁都是風景描寫，他都讀得津津有味；而現在一部小說，開頭兩段不吸引他的話，就會馬上放下。他代表的是現在我們大家普遍擁有的閱讀觀念。
記者：從《兄弟》可以看出，你越來越重視人物和故事的塑造了，你越來越在意讀者的閱讀快感了，為什麼有這樣的改變？
餘華：能寫出好故事，是我現在的追求。20世紀的文學就認為19世紀的文學不真實，所謂的不真實就是它太故事化，太情節化。然後20世紀小說就開始分崩離析，各走各的路。小說的形式多樣化了，有平鋪直敘的，有日記體的直白，還有形式主義、結構主義走極端的。現在無論是中國作家還是外國作家，大家對小說的認識，態度基本還是一致的，還是要回到故事上。其實我本身也不是很能夠完整地寫一個大故事的人。目前我還沒有那樣做過，但以後可能會去做，只是把它的細部寫得很充分，寫得至少要吸引我自己吧，要是連我自己也不吸引的話，就肯定寫不下去。
當一個作家沒有力量的時候，他會尋求形式與技巧；當一個作家有力量了，他是顧不上這些的。使用各種語言方式，把一個小說寫得花哨是件太容易的事。讓小說緊緊抓住人，打動人，同時不至於流入淺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寫了20多年小說了，我太知道了。
記者：作為一個先鋒派作家，你突然回歸傳統，你那些最早的讀者反而會不習慣。
餘華：這很正常，或許過幾年後情況又會改變。
當年我在寫《活著》的時候，在文學界內部受到多少批評，外面的讀者可能不知道，但文學界內部的人都是知道的，他們並不認為我寫《活著》有多不好，但他們就認為我不應該寫《活著》。他們的觀念是，作家寫什麼不是由作家來決定的，而是由讀者來決定的。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很難做到，我肯定是按照我的方式來寫我的作品。
記者：對自己越來越苛刻是因為你要「寫一部偉大小說」的緣故嗎？
餘華：寫出一部偉大的作品來，我相信每個作家都有這樣的夢想。當你心裡滿懷著去寫一部偉大作品的念頭，你就不會隨隨便便去寫小說，你會很認真對待你寫的每一部小說。至於它出版以後是不是偉大的作品，別人怎麼評價它，對作家來說，這已經不重要了。
「我是一個暢銷書作家嗎？」
記者：10年前，你的書首印是1萬冊，現在《兄弟》是開機20萬，還要再印15萬。成為一個暢銷書作家，好還是不好呢？
餘華：我的書其實不暢銷啊。在純文學領域，我的書賣得當然算是不錯的，但是在整個文學圖書市場其實不算什麼。我從媒體上看到，像郭敬明的書一上來就100萬啊。還有現在那些懸疑小說，也是一上來就三四十萬的。
我在美國的時候，哈金告訴我，菲利普。羅斯的《反美陰謀》在美國一年裡就賣了200多萬冊；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活著為了講故事》一個月就賣了30萬冊。在美國，你寫一部懸疑小說的暢銷可能性和寫一部嚴肅文學的暢銷可能性是一樣的。
不像現在我們中國……我了解到的情況是，現在是編書的比寫書的多；原創的書越來越少了。
記者：《兄弟》只出版了上半部，你花一個月的時間配合出版社宣傳，到處搞演講、籤名售書，已經有人在說你和娛樂明星一樣，越來越喜歡搞商業炒作了。
餘華：這是必須的，我10年沒出長篇了。在前面的五六年裡，我幾乎是謝絕採訪，理由是我沒有新作品出來；但是我也表示，我有了新作品一定會接受媒體採訪。既然接受了採訪，你只能所有的採訪都接受，否則就有批評說你太功利。這與我現在不願去大學演講是一個道理。要麼一家也不去，要麼就全部照顧到。
配合出版社搞演講、籤名售書，其實這是很正常的行為。這幾年，我在國外學到了作為一個作家的敬業，君特。格拉斯出《我的世紀》時已經80多歲了，還在德國各地開朗誦會，其實他身體已經非常虛弱了。
這給我一個比較大的觸動。是什麼呢？中國作家應該改過了，他不能去了國外以後，讓他去哪兒，他就去哪兒；回到中國以後就哪兒都不去、擺架子。所以我就充分地配合上海文藝出版社，只要我時間安排得開，我肯定是儘量地配合他們。
（編輯：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