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
作為當代中國的一線作家，阿來的創作狀態保持著高水準：1994年寫出《塵埃落定》，1998年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2000年獲得第五屆茅獎，當時的阿來才41歲。之後他推出《格薩爾王》《瞻對》《蘑菇圈》等。《蘑菇圈》於2018年獲第七屆魯獎，阿來由此成為四川文學史上首位既獲茅獎，又獲魯獎的作家。
驚喜還在繼續。2019年，阿來推出他首次以汶川大地震為題材，凝聚心血10年的長篇小說《雲中記》，再次彰顯他強大的文學創作實力。這部作品獲得文學評論界高度熱烈的關注。
2019年5月28日，在北京出版集團舉行的作品研討會上，文學批評家李敬澤發言評價說：「從《塵埃落定》《格薩爾王》《機村史詩》，包括《蘑菇圈》、《三隻蟲草》等等，到現在《雲中記》，這一系列的寫作，幾乎就是一個宏大的建築，而到《雲中記》，是宏大的建築一塊封頂的石頭擺好了。」
2019年末，由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主辦，封面研究院人文研究所組織評選和發布的「名人堂·2019 年度十大圖書」候選書單中，阿來的長篇小說《雲中記》受到多位專業評審的高度好評。在封面新聞app上投票也人氣甚高，毫無懸念入選「名人堂·2019 年度十大圖書」。
大地震關涉重大命運，要用文學方式表達好，並不容易。2019年初，《雲中記》在《十月》雜誌上首發，阿來在電話中告訴封面新聞記者，寫這部作品他對自己的要求是，「寫出對生命的敬畏，對人性的尊重，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對於即將到來的被閱讀，他很自信，「這部作品是能站得住腳的。經得住時間的考驗，留得住的。」這份自信也得到了事實的驗證。
2020年初，封面新聞記者就《雲中記》再次與阿來深聊，談到《雲中記》推出後收穫很高的讚美和共鳴，阿來深有感觸，「一本好書，是由多方共同塑造的，需要作家和讀者共同互動。一部作品，如果沒有引發讀者足夠好的反饋，可能性或許很多，但其中兩個重要可能就是：要麼是作者沒寫好，要麼是讀者的審美出了問題。現在時代浮躁，導致一些人急功近利，推出的東西雖然也很暢銷，但實際上帶著讀者往下走。我認為，一個有志氣的作家， 應該是帶著讀者在審美上往上走。好的作品，讓作者與讀者在語言中相逢。」
從1980年代初期寫詩開始，如今阿來已經寫作將近40年了。他努力把每一本書都寫好。《詩經》就像一個個晶瑩的琥珀，一代又一代讀者相逢在美好的詩句中。像阿來這樣的當代優秀作家也在提供一個一個優美的精神琥珀。阿來也坦言，「書也是有自己的命運的，有的書運氣好些，有的書運氣就沒那麼好。很多年了，我的其他書，運氣都不如比起《塵埃落定》。但現在我感覺，在《塵埃落定》那本書中出現的與讀者那種會心互動的關係，在《雲中記》中重現了。感謝每一位讀者。」
「在語詞的海洋中捕捉靈光」
封面新聞：大地震發生後，湧現了很多文學作品。你是十年後拿出《雲中記》，這中間是怎樣的考慮？
阿來：我親歷了大地震，親眼目睹過非常震撼的死亡場面，見證過最絕望最悲痛的時刻，也親見人類在自救和互救時最悲壯的抗爭與最無私的友愛。因此常常產生書寫的衝動，但我多次按捺住了這種衝動。並不是由於我缺少素材，而是我一直在等待、尋找一種節奏、 腔調。小說家最重要的任務並不是搜集素材，而是尋找一種合適的腔調和恰到好處的語言口氣將之表達成藝術作品。詞語是有聲音、色彩的。寫一部小說，最初湧現時的那個語言節奏，會決定小說向哪個方向發展。所以我一直非常慎重。汶川地震中，我們經歷了一次偉大的生命洗禮，對生命、對死亡有了新的認識。我也一直不斷思考人該如何面對死亡的方式。如果震後第一天就寫，只會寫出單純的悲傷和黑暗。寫了《雲中記》之後，心裡老擱著的一個東西就結束了。對我來講是一種自我解脫，確實那段記憶過分血腥、過分殘酷、過分沉重。
封面新聞：《雲中記》的內容跟汶川大地震有關，但我們讀到的更多的是自然的撫慰，人間的顧念，人間的生機。
阿來：科學時代，神性之光顯得暗淡。西方現代或後現代的一些文論推崇解構、反諷、 荒誕、 疏離，似乎只有這樣才顯得先鋒、時髦。但我想說的是，文學還會需要英雄精神。這種英雄精神，從但丁、裡爾克、惠特曼，一直有很好的延續傳統。當我書寫災難，我給自己定的理想是，一定要寫出但丁、裡爾克、惠特曼寫過的那種英雄主義。地震讓很多鄉鎮村莊劫後重生，也有城鎮與村莊，與許多人，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我想寫這種消失。我想在寫這種消失時，不止是沉湎於悽涼的悲悼，而要寫出生命的莊嚴，寫出人類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並不是要寫出悽涼和悲傷，而是要寫出悲壯和堅強，寫出光亮，寫出靈魂的方向。「羌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災難的書寫不能僅止於絕望，更要寫出「行且歌」的不屈與昂揚。
封面新聞：你最開始文學創作是從詩開始的。在你的小說中有很多詩意的段落，排比，疊字、疊詞、疊句，同時語言又非常乾淨和節制。在《雲中記》中我們能讀到像《塵埃落定》中出現過的詩意語言。
阿來：在至暗時刻，讓人性之光，從微弱到強烈，把世界照亮。即便這光芒難以照亮現實世界，至少也要把我自己創造的那個世界照亮。要寫出這種光明，這需要一種配得上的語言。唯有這種語言是雅正的，充盈飽滿的，節制含蓄的，像頌詩一樣吟唱的，才能會把世界照亮 ，把人心照亮。通過《雲中記》，我想我做到了這一點。創作《雲中記》，持續了三個月，我每天沉浸在自己的寫作中。那些詞語發出微光，把路途照亮。
封面新聞：你曾經在2019年12月15日舉行的中日韓名記者會上，12月24日獲《雲中記》2019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首獎的頒獎典禮上，對小說語言進行了越來越深入的闡述。
阿來：對一個寫作者來說，最最重要的還是語言。有人寫作所需的材料與構想，最終要等待的還是特定語言方式的出現。在寫作進程中，語詞間時時有靈光跳躍閃爍，一個寫作者就是一個靈光捕手，手裡有的只是一張隨時可以撒開的網，在語詞的海洋中捕捉靈光。
封面新聞：《雲中記》從頭到尾20多萬字，始終保持一種詠唱的調子和節奏。整本書繃住一個調子，一直詠唱下來，實屬不易。李敬澤先生曾經說，這背後是語言、藝術問題，也是一個作家的狀態、節奏問題。古典詩詞對您的文學語言風格，起到很大作用。
阿來：嘉絨語是我的第一母語。這種語言，是我最初進入這個世界，感知這個世界的路徑。當我開始寫作，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用中文寫作。我把中文叫做我的第二母語。我的幸運在於，這兩種語言都在不同方面給了我偉大的滋養。這種語言調性的建立，古典中文給我提供了很好的幫助。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有許多一個人的生命與周遭事物相遇相契，物我相融的偉大時刻。是「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那樣的時刻。是「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那樣的時刻。偉大的時刻，是身心俱在，感官全開，是語言與情感和意義相融相生，而中國敘事文學「且聽下回分解」式的方法從未取得過這樣偉大的語言勝利。
封面新聞：《雲中記》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阿巴祭祀亡靈的過程，在生死的燭照下重新考量人與自然的關係，確立了健朗的災難書寫倫理，歌吟一支浩瀚肅穆的安魂曲。被稱為「是一部超越災難文學的祭祀詩」。《雲中記》這本書，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現象，投向於人對自身情感與靈魂的自省。
阿來：語言使我能隨著場景的展開，隨著人物的行動，時時捕捉著那些超越實際生活層面，超過基本事實的超驗性的、形而上的東西，並時時加以呈現。在這樣的情境中，語言自向便能產生意義，而不被一般性的經驗所拘泥。不會由於對現實主義過於狹窄的理解，因為執著於現實的重現而被現象所淹沒。此時，文學中汲汲於人與人關係的那些招術就失靈了。只有中國詩歌中那些偉大的啟示性召喚性的經驗，正是我所需要的
封面新聞：取名《雲中記》，是怎樣的想法？
阿來：雲中，是汶川地震中一個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說故事的發生地。雲中記，三個字顯得很美很空靈。我很喜歡這種美感，世界上有很多令人傷心的事情，我們的靈魂需要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