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歷史之維

2020-12-19 中國社會科學網

  二、三種方法論的歷史之維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最大差異在於研究對象。由人類實踐活動所產生的社會現象與社會事實都是時空關聯的特定存在,由此形成的社會知識也受到歷史情境的時空限制。社會科學對人類社會整體與部分及其間的聯繫進行全面考察,不僅要考慮空間維度,關注普遍世界與部分區域的具體表現及其間的關聯性;還要重視時間維度,考察普遍歷史與特殊階段的形成過程及其變遷路徑。西方社會科學在19世紀奠定的三種方法論傳統都認識到社會科學的時間維度,但卻存在巨大差異。究其根本,在於認識論層面遵從不同的歷史觀念,表現為以不同的方法論原則指導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的結合方式,即方法論的歷史之維。方法論的歷史之維呈現三種形態特徵,即孔德傳統的「歷史的社會科學化」、韋伯傳統的「社會科學的歷史化」與馬克思傳統的「歷史科學」。

  第一種形態是孔德傳統的「歷史的社會科學化」。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體系之所以為西方主流的社會科學傳統奠定了方法論基礎,在於其調和了近代英法兩大哲學傳統,使之統一為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普遍適用於自然與社會研究,尤其把歷史研究納入統一的經驗科學範疇。經驗主義傳統認為,科學知識的形成遵循歸納邏輯,以經驗觀察為起點,從特例的多樣性中不斷歸納出統一法則,目的是推動人類進步與知識增長。這種研究邏輯同樣適用於自然科學與社會歷史研究。據此,培根把自然哲學視為自然與社會的同一知識母體,成為人類經驗知識的來源與進步的希望。此後,蘇格蘭的啟蒙思想家,如吉朋、弗格森、亞當·斯密、休謨、馬爾薩斯等人的歷史著作都遵循經驗主義的歸納研究傳統。然而,法國笛卡爾開創的理性主義傳統反對從感性到理性的知識探索邏輯,要求以數學的推導與演繹為基礎,尋找絕對精確的理性知識。相應地,歷史研究必須有益於當下時代,並以懷疑與批判的原則提供確鑿真實可靠的史料。伏爾泰遵此原則首創「歷史哲學」概念,並結合英國的經驗研究傳統,為歷史研究提供「理性之光」。此後,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在專題史和普遍史中落實物理學與數學原則,旨在尋找人類歷史進步階梯的普遍規律。孔德把英法兩種歷史研究理路整合到實證方法論傳統。其一是延續法國的理性史觀,尋找人類歷史進步的規律。他建立「三階段法則」,包括作為人類理解起點的神學虛構階段、過渡時期的形上學抽象階段、確切理解與固定的科學實證階段,在此基礎上按簡單性與普遍性程度把科學的知識體系劃分為五個層次,尋找人類社會的生存法則。其二是延續英國的經驗史觀,把歷史研究視為社會科學探究原因的基本方法。實證哲學的任務是尋找支配自然與社會現象的不變法則,採用據於歷史研究的觀察、實驗與比較方法。這是因為,歷史研究在一定理論假設的指引下,展示人類活動的相互關聯與發展進程,並分析其原因,為社會科學的因果論與目的論提供最本質的證據。通過研究過去來檢驗當下並預見未來,而「對人類不同狀態的歷史比較,不僅是新興政治哲學的手段,也是這門科學的真正基礎」。在孔德與涂爾幹之間,託克維爾最為典型。《論美國的民主》為社會有機體尋找普遍趨勢的總體法則,而《舊制度與大革命》則把當下爭論帶入歷史分析,為歷史過程提供因果解釋。簡言之,實證社會科學把歷史作為檢驗理性法則的「試驗場」,歷史研究為之提供證據材料。

  第二種形態是韋伯傳統的「社會科學的歷史化」。韋伯開創闡釋學的社會科學傳統,是為了調停德國歷史主義傳統中長期存在的歷史與哲學、個體與整體之爭。維柯的《新科學》(1725)抵制笛卡爾的唯理哲學,開創了歷史主義的哲學傳統,嚴格區分普遍數學的「自然世界」與普遍歷史的「社會世界」。維柯認為,前者是共同的、抽象的「物的科學」,而人類歷史卻是特殊的、個體的、具體的「人的科學」。歷史學家唯有通過理解與闡釋獨特文化現象的符號及其意義,才能審視「人類理想的永恆歷史」。後來,赫爾德、歌德、洪堡、蘭克、黑格爾等德國歷史哲學家們進一步完善歷史主義傳統,要求從具體的歷史來看待宏觀歷史變遷的階段性與規律性,在認識論層面把歷史與哲學結合起來。但在方法論層面,蘭克嘗試對探討具體性、獨特性的歷史學與追求普遍性、抽象性的哲學進行切割,但又要求歷史學家在「頓悟」的普遍歷史指引下嚴謹考證歷史文獻。此後,德國知識界出現歷史與哲學之爭。「新康德學派」的狄爾泰等人主張歷史闡釋學的方法論,通過主觀表意方法來理解和闡釋歷史個體在具體文化情境中的行動意義。他們認為,任何歷史的意義都體現在具體獨特的事物及其關係中,需要主觀的體驗、移情、頓悟、理解與闡釋,才能認識歷史整體的意義。但是,在科學主義大行其道的19世紀末,「新康德學派」與「蘭克史學派」一樣,在歷史經驗層面始終無法證明具體個體是如何通向普遍整體,歷史主義傳統開始陷入危機。

  為了化解信仰危機,同為「新康德學派」的馬克斯·韋伯不贊同蘭克與狄爾泰等人的頓悟、直覺等主觀方式,代之以經驗觀察的實證科學形式,借用輔助性的概念工具來理解與闡釋複雜情境中的歷史個體。由此,社會科學作為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得以填充經驗性的歷史學與規範性的歷史哲學之間的鴻溝。韋伯認為,一方面,社會科學作為一種邏輯的、客觀的分析手段,可用於發現社會行動的客觀事實及其因果聯繫,從而更準確地理解與闡釋特定行動在文化體系中的獨特意義和價值;另一方面,歷史研究不是尋找客觀規律,而是理解與闡釋歷史現象的個體性、獨特性、非重複性以及歷史個體的行動規則。作為注重經濟史研究的學者,韋伯要求理論的自主性對歷史學讓步,社會科學的理論化、類型化與概念化只是闡釋歷史現象的權宜手段,在此過程中應始終保持價值中立。同時,在社會科學內部,社會學應該對經濟學讓步,因為社會並非實體,只是個體的「意義之網」,而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活動本身具有社會屬性。因此,社會學在文化、政治與經濟之間喪失獨立存在的理由,只是歷史研究的一種分析工具。

  第三種形態是馬克思的「歷史科學」。馬克思揚棄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強調歷史不是從「抽象的人」、「絕對精神」或者「倫理觀念」中發現動力與規律,而是要回到現實社會中的人及其物質勞動實踐的生產關係。「社會」作為「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是理解現實歷史發生過程的基礎,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這裡的「歷史」是人能「認識到的」、「有意識地揚棄自身的形成過程」,「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顯然,「人」是自然性、社會性和歷史性的意識存在,通過人的具體物質勞動過程,歷史時間與社會空間成為一個完整的總體,而「歷史科學」是「人在實踐上的自我實現的產物」。不僅如此,馬克思以人的物質勞動為紐帶,把以生產關係為主導的各種社會關係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統一起來。自然因人的勞動而獲得社會屬性,人、自然、社會及其歷史過程都統一到「歷史科學」範疇。

  從事物質生產勞動的人創造歷史,而「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自然界、社會、歷史因人的物質生產勞動而成為有機統一的「歷史科學」,即「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因此,馬克思的「歷史科學」是從物質生產出發,理解人的生產勞動及其異化過程,把握以勞動分工與商品交換形成的生產關係、階級關係、人與自然關係及其矛盾運動過程,由此理解市民社會的微觀構成邏輯(商品交易為出發點)、構成要素(資本、利潤、工人、資本家),具體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方式(生產關係)與歷史過程(階級鬥爭),從社會史的微觀分析上升到宏觀結構的過程闡釋,推導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歷史規律。

  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唯物辯證法」相一致,以物質生產勞動為基礎,不僅使人與自然、社會與歷史、經驗與規範之間的關係得以統一,而且在邏輯上貫通了總體性和矛盾性原則。總體性原則體現為兩個層次。在規範層次上,馬克思批判性地繼承黑格爾,認為歷史在擺脫異化和否定階段之後,「個人關係和個人能力」的「全面發展」能夠通向未來更高的完滿階段;在經驗層次上,馬克思不贊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自利決定論和黑格爾的觀念決定論,認為個人是吃喝住穿的需求總體性,社會是個人社會關係的總體性,而「有生命的個人」是「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歷史觀」 「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因此,總體的社會科學與總體的歷史研究應緊密結合。同樣,「歷史科學」在兩方面運用矛盾性原則,讓經驗的總體歷史貫通規範的總體未來。其一,經驗上的生產關係形成階級關係,並最終產生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這是推動歷史變遷的根本動力;其二,在規範上進一步挑戰黑格爾的思辨認識論,認為知識不是抽象的、沒有實踐的被動形態,而是從經驗中來,又在總體上積極參與物質生產的實踐活動,從而創造人類歷史的總體進程,由此異於孔德的經驗歸納與推導以及韋伯的概念命名與形式化。因此,馬克思「歷史科學」的目的不是孔德的「認識、預測和控制世界」,也不是韋伯的「理解與闡釋歷史」,而是「改造世界」並「創造自己的歷史」。相應地,馬克思的「歷史科學」也超越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化科學、歷史學等現代學科的實證主義劃分。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三種歷史之維差異很大,但共同之處在於反思現代性問題的歷史形成並探索化解之道。空間與時間是人們生活、人際關係、行動與意義網絡交織在一起的兩個互補維度,共同支撐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組成的人類完整世界。唯有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緊密結合,才能客觀而全面地理解社會問題和把握社會事實,並提供科學有效的解決方案。一方面,通過歷史反思與批判,三種方法論傳統充分肯定啟蒙運動的理性精神,思考「三大革命」 (科學革命、工業革命與法國革命)改變(歐洲)生活世界的現代性問題。另一方面,通過歷史重建,他們把經驗世界的過去、現在、未來融匯為一個整體來思考,嘗試尋找當下與未來的確定性,在消除形上學影響的經驗世界裡找到問題的根源與變革的力量。不同的是,現代性問題域向他們總體「湧現」的側面及其化解之道。孔德關注並試圖調和後革命時代的法國社會危機,馬克思批判並超越歐洲總體的資本主義危機,而韋伯側重於理解德國的精神危機。正是所處時代及其所關注的危機不同,給他們帶來認知世界的分途,從而開創各具特色的方法論傳統及其歷史之維。

  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的結合是據於長時段的歷史時間和大範圍的地理空間,在理解時下複雜的社會現象與解釋其歷史形成之間建立關聯。因此, 「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是用「科學」方法觀察人類生活空間整體的「關於社會的科學」(science of society),歷史研究是關注人類社會生活作為時間過程的歷史整體,二者結合才能成為統一實體而完整的社會知識體系。對他們而言,歷史學家不應限於一手史料的收集與考辨以及事件細節的敘述,社會科學家也不能束縛於當下問題與現象以及抽象的理論與概念。相反,他們都需要著眼於解釋當下經驗世界的重大問題及其深層的歷史形成,並為全局性理解、解釋甚至改造人類社會提供方略。所以,馬克思、孔德、韋伯都沒有直接拿前人既定的「偉大」理論來解釋過往歷史與當下社會,而是立足於歷史具體過程和對當下現實的理解與解釋而創新理論。因此,他們開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及其歷史之維是源於觀察與判斷當時歐洲社會普遍存在的現代性問題,是當時歐洲社會與歷史語境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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