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大學師生印象裡,他是每天端著水杯,背著書包,等候圖書館開門的那位師長。
在學界的評價中,他一系列體大思精的著述,奠定了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基礎,一部《中國佛教哲學要義》被譽為中國佛教哲學研究裡程碑式的成果。
方立天,國際知名佛教學家、中國哲學史家、宗教學家。
九月天高,在學校為他隆重舉辦的從教50周年慶典上,他贏得了各界的崇高讚譽。
坐守書齋治學數十載,談起自己的成就他仍舊謙遜:「我從一個普通的年輕學子成長為一名大學教師,取得一點成績,也是與長期以來受惠於社會的多方面幫助、加持,分不開的。天地人和,因緣際會,成就了我的學術人生,構成了我的幸運人生。」
「決定研究佛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1933年3月,方立天出生於浙江省中部的永康市四路口中村。他至今仍記得10歲時隨村裡大人半夜起身,走40多裡山路去朝拜的情景,還有和他讀書的小學校連成一片的佛殿裡擺放的觀音和關公塑像。每當他看到這些場景,就有一種異常神奇的感覺湧上心頭,引發出難以名狀的超越人生的遐想:佛是什麼?為什麼要拜佛?為什麼那麼多人信佛?
「早年的生活環境影響使我萌發了了解佛教、探索佛教的好奇心和濃厚的興趣。這大概也是促使我研究佛教的潛在心理因素吧。」
1956年,黨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鼓勵在職青年報考高等院校,方立天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系,這被他視為人生旅途的一大轉折。
在北大學習期間,他對中外哲學史產生了強烈的興趣,與馮友蘭、湯用彤、張岱年、任繼愈等哲學史界泰鬥的接觸更使他獲益匪淺,「當時我是中國哲學史課程的課代表,與馮先生的接觸較多。自然我對先生對待學術問題的態度,治學方法,乃至精神氣象,也更多了一層了解。」後來由於政治運動,馮友蘭先生的課被停了,但方立天還是自學了先生的全部講義。
從北大畢業後,方立天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工作,這被他視為人生旅途最重要的轉折點,「我在學術生涯的漫長道路上開始了艱難的跋涉。」
在討論研究方向時,方立天選擇了儒、釋、道三教互動融合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作為重點,將長達七百年歷史的佛教哲學和世俗哲學結合起來研究,在中國哲學和中國佛教這兩塊園地進行「雙耕」。
「決定研究佛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方立天在自述中提到,研究佛教需要具備語言、文字、宗教、哲學、歷史等多學科的知識,還要對佛教的宗教生活實踐有一定的體察和了解,而且,當時的輿論氣氛對於佛教研究十分不利,相關資料匱乏,研究成果的發表也往往受到種種制約。
對視為畏途的佛教研究矢志不移,方立天有著自己的思考:佛教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思想體系,涉及諸多方面的根本問題;佛教在和中國固有文化的衝突、融合中,對中國文化的各種形態都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從哲學層面研究佛教、以佛教哲學的研究成果豐富哲學史,兩者相得益彰。
彼時佛教研究幾乎是一片處女地,方立天遍尋北京高校卻發現沒有一處開設佛學課。幾經周折,得知在中國佛學院所在地法源寺裡還有僧人授課,他便每天坐公交車到宣武門,再步行到法源寺旁聽。「走讀」一段時間後,中國佛學院副院長周叔迦允他住在寺院裡,並親自為他擬定閱讀書目,叮囑他定期報告閱讀心得。在八個月晨鐘暮鼓的進修中,方立天初步掌握了佛教歷史和基本理論知識。
回到學校後,方立天結合中國哲學史教學,開始了佛教思想研究。有別於當時教內的以經解經和流於簡單化的批判,他從哲學視角進行的個案分析引起關注。「文革」前,美國《中國哲學研究》發表的中國大陸文章僅有三篇,方立天的文章是其中之一。
然而,好景不長,「四清」運動開始了,接著是「文化大革命」,方立天的研究不得不因此中斷。1969年到1972年間,他和人民大學眾多教師一道被下放到江西省餘江縣「五七」幹校勞動。那時,他仍然爭取機會讀書,在允許的範圍內,閱讀了馬列毛的著作,讀遍了《魯迅全集》。方立天認為這是他終生為之遺憾的一段時期,但後來別人對他「冷峻嚴肅」的氣質評價或許就是在這段蟄伏期得到強化。
「宗教問題特別重要,千萬不能等閒視之」
在1995年全國首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選中,方立天以《佛教哲學》獲一等獎。這本問世於1986年的書作當年即獲中國圖書榮譽獎,是當時國內影響最大的佛教普及讀物之一。
「文革」後,方立天繼續著佛教研究工作,並歷經了「拓展時期」和「專攻時期」。
約自1987年,他開始集中研究中國佛教哲學思想。歷時15年持續的專攻、研究、撰寫,最終於2002年出版了《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下卷)。90多萬字的著作闡述了中國佛教哲學的形成、演變和思想體系,從「人生論」 、「心性論」、「宇宙論」、「實踐論」 幾個方面作了論述,從歷史比較和實證的方法與角度對中國佛教哲學作出了全新的解釋和概括。
「宗教不是社會上的孤立現象,也不是文化領域中的絕緣形態,對於宗教必須與影響它的相關因素聯繫起來進行研究,才能顯現其獨特的本質與價值。」對於佛教研究,方立天秉持「中國本位」和「心性體會」兩條原則。
關於「中國本位」,即堅持基於中國人對待外來佛教的根本立場而形成的治學原則,他認為:「外來佛教只有適應中國環境,與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實際相結合、相適應,接受中國環境的影響和改造,才能在中國產生持久的影響和作用。」
同時,正如湯用彤先生的觀點,即佛教作為宗教文化同時包含宗教與哲學兩個方面,他認為,作為宗教,佛教具有深邃的哲學思想;作為哲學,佛教具有強烈的宗教情緒。因此,對佛教宗教方面的研究,必須具有「同情的默應」;對佛教哲學方面的研究,應該具有「心性的體會」。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方立天把學術視野拓展到了中華文化精神和中國宗教理論。
「我著重探求中華文化的傳統和核心問題,提出對中華文化三大傳統(人本主義、自然主義和解脫主義)的看法,並認為,人生價值觀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是中國國學之魂,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精神。」
「在中國宗教理論領域,我近年來一直在思考,正確研究和總結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中國傳統宗教觀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認為,方立天教授不僅闡發了宗教學知識,而且在中國宗教認識和理解方面提出了許多創新見解,為後學推動中國當代宗教的認知、深入發展中國特色宗教學起到引領作用,成為新時代宗教開拓創新的典範。他在宗教與文化的關係上有著引人深思的真知灼見,對當今的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具有重要啟迪意義。
縱覽方立天50年著述,其間一條主線就是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對此,他說:「為構建當代世界文明做出應有的貢獻,是今日我們宗教學者的重要責任。」
「我和中國人民大學的特殊因緣,是我學術人生的一大幸事」
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庫本閱覽室,專門備有一張桌子,一名工作人員說:「自從我在庫本閱覽室工作,他就一直在這兒!」
當年,因為看到方立天教授每天早早等候開館直至晚間閉館方才離開,工作人員特意為他安排了專屬的座位。伏案寫作,無間寒暑,方立天在2006年以前發表的著作基本都在這裡完成。
「五十年來,生活於斯、工作於斯的中國人民大學為我提供了良好的教學與研究的條件和環境,使我個人的作用得以發揮。」方立天如是感慨。
在工作之初,學校領導就以開放的心態支持他到中國佛學院旁聽、進修;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先後出版了他的五部專著和六卷本《方立天文集》;學校於2000年成立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後又相繼成立宗教學系和宗教高等研究院,他在其間承擔了創建工作並履所長、院長之職……
「我工作了50年的中國人民大學,如今已經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宗教學研究重鎮。是學校為我提供了研究的機會。」方立天回憶道,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有關領導對他的佛教研究價值就有深刻體認,1964年中國科學院在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下創立世界宗教研究所,並在全國選調人才,時任所長任繼愈曾提出選調他過去工作,但學校領導極力挽留了他。
半個世紀以來,方立天躬耕於人大校園,相繼開設了中國哲學史、中國古代哲學問題、佛典選讀、佛教概論、佛教哲學、佛教與中國文化、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等課程;發表著作17部,文章370餘篇,培養國內外博碩士研究生40餘名。 其中,他參與編輯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中華書局出版),為佛教學科的恢復和發展打下了基礎;他主編的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宗教》卷是國際公認的了解中國宗教學科研究現狀的權威刊物;他主編出版的《宗教研究》年刊成為反映國內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園地;他相繼擔任教育部「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統戰部「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若干重大問題研究」 等多項重大課題的首席專家……
躬耕於佛教哲學領域,為方立天陸續贏得「全國先進工作者」、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等諸多榮譽,也陶冶固化了他靜心專一、不畏困難的治學態度和立身有道、追求崇高的為人準繩。
「他沒有大學者的派頭,不尚空談,他總是那樣謙遜,對了解實際情況充滿興趣,有了新的觀點還特別要聽一聽我們這些從事實際工作的人的意見。從方先生的身上,讓我感受到什麼叫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的可貴精神,什麼叫立身有道、溫潤無華的人格魅力。」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對方立天的治學態度與為人之道十分欽佩。
中國人民大學紀寶成老校長評價方立天教授是「板凳須坐十年冷」的典範,是抵制誘惑、拒絕平庸、摒棄浮躁、靜心讀書、潛心治學的楷模,值得廣大中青年教師學習。
在方立天教授從教5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程天權說,年輕人需要恆心和定力,才能成就大學問大事業,青年學生在做人和做事兩個方面都要向方立天教授學習。
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觀的研究者,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體現出來!」方立天表示,中國傳統文化對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價值取向的影響很大,「我的工作、事業取儒家的態度,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生活上、名利上則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響——順其自然,淡然處之。」
雖然2006年後學校為每位教授專設了工作室,方立天依然對泡圖書館念念不忘,「人大教師中,也許我是在圖書館呆的時間最長的,我現在連手機都不會用,就是希望能夠專心致志。」
埋首圖書館寫作《中國佛教哲學要義》的15年,正是中國經濟生活迅猛突進的時代,也是社會風氣日漸浮躁的時期,但方立天以靜心專一嚴格度己。當交出鴻篇巨著之時,他也以不爭而爭之志獲得了第六屆國家圖書獎、首屆中華文化優秀著作一等獎等榮譽。
「追求理想境界,追求崇高精神,這是我著作的宗旨,也是對自己的要求。」 佛學自古號稱難治,方立天說,正是由於有難度和不利條件,研究才會更有意義;哲學是理性對於信仰的研究,方立天說,要把做人和做學問結合起來,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曾有評價說,方立天是「新中國培育的能夠矗立在學術史上的學者」,他用實際行動為這句話作出了最好的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