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相關負責人就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典型案例答記者問

文物和文化遺產具有物質和精神雙重屬性，是一個國家的血脈和靈魂，也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我國作為世界文物大國，文物保護工作任重道遠。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典型案例，最高檢第八檢察廳廳長胡衛列就相關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用足用好現有法律依據

記者：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未明確將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列為公益訴訟法定領域，實踐中，檢察機關是如何依據現有法律規定辦理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案件的？

胡衛列：雖然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沒有作為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公益訴訟專門領域，但各地檢察機關積極用好現有政策和法律依據加大保護力度，對部分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涉及法定領域的，探索開展公益訴訟加大保護力度。比如，依據環境保護法關於環境包括人文遺蹟、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規定，納入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領域；依據文物保護法和物權法關於國有文物所有權的規定，納入國有財產保護領域；依託英烈保護法，將屬於國有文物的英雄烈士紀念設施納入英烈權益保護領域。

此外，各級檢察機關主動服務、保障國家重大戰略和地方中心工作，積極探索相關領域案件辦理。比如福建省泉州市檢察機關以助力「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申遺為契機，部署開展「古城文物保護」檢察公益訴訟專項監督活動和「活態古城 生態泉州」公益檢察活動。

記者：檢察機關將文物和文化遺產領域作為公益訴訟新領域的重點予以部署推進的主要考慮是什麼？

胡衛列：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五年之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又強調「拓展公益訴訟案件範圍」，這是對檢察公益訴訟改革探索成效的充分肯定，更是對這項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更大期待和更高要求。

將文物和文化遺產領域作為公益訴訟新領域的重點予以部署推進主要有以下考慮：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物工作。在近幾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專門就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公益訴訟提出的建議和提案達幾十件。截至2020年11月，全國23個省級人大常委會作出加強檢察公益訴訟工作的專項決定，其中有17個明確將文物、文化遺產保護納入公益訴訟新領域案件範圍。住建部、國家文物局也高度關注文物保護領域的檢察公益訴訟實踐並專門開展調研，希望借力檢察公益訴訟職能共同加強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總的看來，從中央頂層設計到地方性立法，到各相關職能部門，對於充分發揮檢察公益訴訟職能、有效激活和提升文物治理能力水平、推動形成保護合力都有高度共識。

據此，最高檢作為十九屆四中全會「拓展公益訴訟案件範圍」改革任務的牽頭單位，經徵求最高人民法院、相關部委意見，已將文物保護法修改時單設公益訴訟條款，部署開展長城保護、大運河文化保護、革命文物保護等檢察公益訴訟專項活動等列入實施規劃和落實計劃，在2020年1月的全國檢察長會議上作了明確部署，並寫入了向兩會所做的工作報告。今年以來，最高檢還與國家文物局多次交流會商相關工作並開展聯合調研，與住建部開展了歷史文化保護聯合培訓。

以法治思維解決保護難題

記者：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在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有哪些優勢？

胡衛列：檢察公益訴訟作為中國特色公益保護司法制度，其制度初衷是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方面，檢察機關可以發揮行政公益訴訟職能，通過訴前磋商、圓桌會議、公開聽證等方式，督促相關行政機關釐清職能，全面履職，解決「九龍治水」難題。另一方面，檢察機關可以發揮民事公益訴訟職能作用，對破壞、損毀文物的當事人或者單位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或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要求其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

記者：檢察機關在文物和文化遺產公益訴訟辦案中取得了哪些成效？

胡衛列：總體來看，公益訴訟辦案使一批文物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得到切實加強，增強了社會公眾的文物保護意識。此外，還有效激活了政府對文物保護的主體責任。如陝西省府谷縣檢察院督促保護明長城鎮羌堡行政公益訴訟案中，檢察機關督促相關鎮政府停止在鎮羌堡內進行管網工程施工，加強了涉案段長城及其附屬設施的保護和管理。

各地檢察機關普遍加強與文物保護部門協作聯動，推動完善了文物和文化遺產長效保護和利用機制，解決私有產權文物保護難題，提高文物保護綜合治理水平，更注重兼顧文物保護與地方經濟發展相協調。如福建省晉江市檢察院與文物保護部門、屬地鎮政府形成常態化的文化遺產保護協作機制，深度挖掘文化遺產周邊立體、多元、豐富的人文、生態、產業、公益價值，綜合構建文化遺產主題生態旅遊，助力打造文脈、民俗傳承的活態保護標本，切實做到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

增強文物和歷史文化遺產

保護的合力

記者：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公益訴訟面臨哪些難點？比如法律適用等方面是否存在一些不足？

胡衛列：檢察機關在探索開展文物和歷史文化遺產公益訴訟保護過程中，確實存在法律供給上的嚴重不足。一是總體法律依據不完善，以致在監督範圍、立案標準、調查取證、訴訟等環節缺乏有效的實體和程序法律依據，易產生分歧，影響辦案效果。二是在民事公益訴訟中，文物及文化遺產的損害認定、修復等缺乏科學評估方法或者可參照的標準，增加了檢察機關調查取證、確定訴訟請求、執行監督的難度。三是不少文物保護涉及歷史遺留民生問題，如何在經濟建設、文物保護、民生保障等方面有效有效協同多部門執法整改，助力地方黨委政府解決文物保護中的疑難雜症，需要更多檢察智慧、監督智慧。

剛剛召開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強化歷史文化保護、塑造城市風貌；加強文物古籍保護、研究、利用，強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加強各民族優秀傳統手工藝保護和傳承，建設長城、大運河、長徵、黃河等國家文化公園；保護傳統村落和鄉村風貌等。

下一步，最高檢將與相關立法、執法機關加強溝通協作，不斷增強文物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合力。加強理論研究，推動在相關法律、法規修改時，增設公益訴訟條款，授權檢察機關對妨害文物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依法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訴訟。加強行政執法與檢察公益訴訟協作配合，建立長效機制。聯合國家文物局、文化旅遊部、住建部等相關部委出臺文物保護方面的協作意見，在線索移送，信息共享、調查取證、專業支持、聯合督辦、調研、培訓和發布典型案例等方面加強協作。（閆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