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Neil Young，來源《視與聽》
翻譯 |簫韶以隨
柏林電影節的新任藝術總監卡洛·夏特裡安（Carlo Chatrian）和論壇單元總監克裡斯蒂娜·諾德（Cristina Nord）向我們介紹了是什麼引導和啟發了他們進行電影節策展，以及他們希望為世界上最大的電影節之一帶來什麼。
卡洛·夏特裡安
今年的柏林國際電影節有兩個重要的新面孔的到來：卡洛·夏特裡安—洛迦諾電影節（Locarno）的前任主席，繼任於迪特·考斯裡克（Dieter Kosslick）—他從2002年至2019年一直擔任柏林電影節的藝術總監。
在前衛的論壇單元，克裡斯蒂娜·諾德如今遵循著論壇單元創始人Erika 、 Ulrich Gregor(1971-2001)和 Christoph Terhechte(2001-2018)的腳步。我們在第70屆柏林電影節前夕與他們交談。
▍柏林電影節藝術總監 卡洛·夏特裡安
Q：今年您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引入了「遇見」（Encounters）單元，這是又一個競賽單元。你怎麼看待競爭日益激烈，這是許多電影創作者們原則上仍然感到不滿意的地方?
A：老實說，許多電影創作者們更願意在競爭中被選中而不是被淘汰。我的理解是，如果你參加一個有競賽的電影節，那你將無法避免競爭。競賽仍然是增加電影曝光率的最佳工具，這最終是電影創作者們感興趣的。
Q：您已經組建了一支強大的新策展團隊，其中包括來自洛迦諾電影節的幾位同事。您認為藝術總監在他們的策展中傳達個人的「視角」有多重要？在像柏林電影節這樣的大事中，這樣的事情現實可行嗎？
A：我對強加我的視角並不是特別感興趣，我更感興趣的是擴展我的視野和我對電影的看法。在這方面，電影是必不可少的，而我與策展人們的對話也是如此。這些交流開闢了新的視角，使我能夠更好地塑造我應邀主辦的多面的電影節，並將其傳達給全世界。
Q：您增加了「遇見」作為第二個競賽單元，這似乎會使柏林電影節的結構更接近於其他歐洲主流電影節的結構。我們能否將其與坎城電影節的「注目」單元、威尼斯電影節的「地平線」單元和洛迦諾電影節的「新生代電影人」單元相提並論呢？
A：很難將柏林電影節與威尼斯電影節或坎城電影節相提並論。比如，「全景」單元和論壇單元與「威尼斯日」和「導演雙周」有很大不同。在最後的單元就像是盒子，你需要它們來搬運你的東西，但重要的是盒子內部的東西。
潘禮德（Rithy Panh）的《輻射》在2020年柏林電影節競賽中公映
Q：說到電影節單元和影片類型，潘禮德（Rithy Panh）的《輻射》（Irradiated）是今年唯一一部競爭金熊獎的紀錄片。
A：潘禮德在這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趣的是，他超越了傳統紀錄片的概念。這部電影是不受任何敘事束縛的影像日記。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不是一部紀錄片，因為這些圖像被用作符號和情感的催化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部紀錄片，一切都是真實的，導演「記錄」了他的悲傷和他處理悲傷的方式。
但是，還有其他電影模糊了劇情片和紀錄片之間的界限-即使這種區別對如今的我來說意義不大-例如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的《列夫·朗道》（DAU. Natasha）或者阿貝爾·費拉拉（Abel Ferrara）的《西伯利亞》（Siberia），使用了專業演員、布景和劇本對白等劇情片元素，達到了與潘禮德的作品非常相似的效果。
Q：但是，這兩部電影明顯不同於《海上火焰》，《珍珠鈕扣》和《別碰我》，它們更符合紀錄片傳統，並在它們各自參賽的年代受到柏林電影節評委的青睞。一部以上的紀錄片爭奪金熊獎、金棕櫚獎或金獅獎仍然是罕見的。
A：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們此前沒有規定只要一部紀錄片進入主競賽，現在的陣容是選拔工作的結果。即使在「遇見」單元中，我們也只有兩部紀錄片。在柏林電影節的特別展映單元有更多的傳統紀錄片，我們覺得在這裡他們表現得最好。也許就是在2020年，也許我們需要進行更好地探索。如你所知，我作為總監的背景與紀錄片有很大關係。我們跟進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紀錄片項目，但尚未準備就緒。
我想強調「金熊獎」入圍影片包括一些想挑戰傳統劇情片概念的作品，這與我有關。當然，我們也歡迎更多的紀錄片參與競爭。
阿貝爾·費拉拉（Abel Ferrara）的《西伯利亞》（Siberia）也入圍了2020年柏林電影節主競賽
Q：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你覺得在多大程度上你可以自由地對電影節的整體結構進行創新？
A：我沒有得到任何指導，也沒有受到藝術上的限制。但是從一開始我們就說這是一個過渡年。這是一個周年紀念版，事實上，我們能夠擁有一系列由有強烈個人風格的導演、電影人創作的作者電影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我們在「遇見」單元開設了一個展示影片的空間，否則這些作品可能在電影節其他單元中找不到一席之地。電影節結束後，我們將一起看看是否有進一步改變的餘地和需要。自由的概念不僅適用於結構，還涉及你看電影和思考電影的方式。
▍論壇單元總監 克裡斯蒂娜·諾德
克裡斯蒂娜·諾德（Cristina Nord）
Q：今年的論壇單元將通過完全復刻1917年第一屆論壇的所有展覽策劃來慶祝五十周年的紀念。當然論壇單元也會展映那些有冒險精神的新作品。回顧過去，我們看到國際社會一直關注政治參與。這是對1968年後國際氣候的一種特定反應，還是當前的電影現狀可以提供類似程度的參與度、憤怒和能量？
A：我們在周年紀念展映中放映的許多電影中所展示的政治能量，顯然是20世紀60年代末時代精神的結果。例如，在威廉·克萊因（William Klein）的電影《Eldridge Cleaver》中，前衛技術與鼓動手段的結合便是這一特定歷史時刻的特徵，而且很難在當代電影中找到類似的東西。如果你找到了它，它可能會過時，因為社會特定的政治環境需要並創造特定的美學方法。
Q：但是，希望能從中吸取一些教訓。
A：我的印象是，我們正再次生活在動蕩的時代中，因為我們在過去幾十年中目睹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進步，包括婦女在社會中的作用以及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態度的不可接受性，目前正在遭受攻擊。這是一種強烈的反彈，在全球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因此，隨著周年紀念展映的到來，我們可以假設：看這些電影，我們或許能夠重新發現當時行之有效的策略，並相應地調整它們，以幫助我們應對新的挑戰。
威廉·克萊因（William Klein）的《Eldridge Cleaver》、《黑豹》（1970年）在1971年論壇單元的周年紀念中重映
Q：你已經為你的第一次策展組建了一個強大的策展團隊。你給予他們多大的自主權？在多大程度上你覺得需要向團隊傳授某些標準或某種精神？
A：選片是一個協作過程。它需要不同的視角、背景和人際網絡。如果我和我觀點一致的人一起工作，那我就是個傻瓜。
在委員會中，我們傾向於一起做出決定。如果一部電影不能使所有人滿意，我們會一直討論它直到提出解決方案。在極少數情況下，我可能會偏離這條規則。如果我認為這部電影對我們的展映非常重要，那麼即使沒有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我也有權邀請它。
Q：您曾在許多電影節中擔任策展人或記者。是什麼最大程度的啟發或影響您策劃您的第一個論壇單元？
A：我是一群藝術家、電影人、演員、音樂家、DJ，學者和作家中的一員，我們與布魯塞爾的Beursschouwburg及開羅的歌德學院合作，成立了一個名為Tashweesh的女權主義藝術節，橫跨開羅、貝魯特、突尼西亞和布魯塞爾。
它包括藝術的、話語的、理論的和激進的方法，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有時是矛盾的，甚至是痛苦的經歷。我學到了很多關於白人特權，象徵主義，侵佔和權力失衡的知識，以及如何以透明和富有成效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儘管這並不總是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有時會感到痛苦的原因。
當這個藝術節於2018年10月在布魯塞爾舉行時，看到這麼多的有色人種參加，真是令人難以置信。這不是通常的人群，當你目睹這樣的事情時，你會問自己為什麼通常參加文化活動的觀眾都是白人和中產階級。為什麼我們會有一種文化的概念或電影風格的概念，迎合了某一群體的需要和敏感性？我們如何發展新的品質觀念，讓更多的人感到被吸引？我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我肯定是在關注它們。
來自古巴的Irene Gutiérrez導演的《Entre perro y lobo》將在2020年的論壇單元展映
Q：在論壇單元展映的35部電影中有28部是全球首映。對於電影人來說，有像鹿特丹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全新的「遇見」單元那樣誘人的選擇時，更不用說堅持下去未來在坎城電影節上的前景了，你要想能找到這麼多有價值的全新電影，有什麼挑戰呢？
A：論壇單元的一個優點是它的良好聲譽和悠久的傳統，這無疑是一個吸引許多電影人的因素。人們知道誰是在論壇單元上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的，哪些電影在成為經典之前就在我們的單元放映過，他們會發現加入這個單元是很誘人的。
對我們有利的另一點是，我們為更多具有散文性和實驗性的電影，為自我反省的電影提供了天然的棲息地，而不是忘記那些具有政治意識的電影，這些意識不是通過陳述而是通過審美決定來表達的。
此外，我們非常喜歡為話語和反思創造一個空間。即使你提到了明顯的競爭，但我的感覺是，我們將能夠提供獨特且廣受讚賞的東西，而電影人將繼續被這點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