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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國家文物局印發了《國家文物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在文物保護工程中設立「考古中國」重大研究工程，該項目列入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的重點任務中。目前，「考古中國」已經形成「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長江下遊區域文明模式研究」「長江中遊文明進程研究」「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等4個重點項目，以及新疆、西藏阿里、南亞廊道等邊疆地區考古工作方案。
圍繞這個課題，近年來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在華容七星墩、澧縣孫家崗、雞叫城、石門寶塔等遺址開展了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2018年重點發掘了華容七星墩、澧縣孫家崗兩個遺址，通過這兩個遺址的發掘，結合前幾年華容車軲山、常德西洞庭唐林遺址、瀘溪下灣等遺址的工作，對環洞庭湖區域距今2000年-1800年的遺存（暫定名為「後石家河文化·孫家崗類型」）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這類遺存的發現，填補了湖南省新石器和商周文化之間的文化空白，為長江中遊文明進程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湖南華容七星墩遺址
湖南規模最大的新石器時代城址，
雙重城壕結構在湖南地區尚屬首次發現
七星墩遺址位於湖南省華容縣東山鎮東旭村，西南距華容縣城約30公裡。遺址坐落在大荊湖西南隅的一處河流階地上，長江在其北部10公裡處自西向東又轉向南流，海拔28~36米。該遺址發現於1978年，2011年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同年嶽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試掘，發現有大型建築基址、祭祀遺存和疑似城牆的堆積。2018年，為推動「長江中遊文明進程」課題研究，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七星墩遺址進行主動性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調查面積約20平方公裡，勘探面積12萬平方米，發掘面積400平方米。
▲七星墩遺址航拍圖
2018年4月上旬，對七星墩遺址所在的大荊湖周邊展開系統調查，結合2011年調查資料，可初步確認大荊湖周邊在石家河文化時期存在一個聚落群，在這個聚落群中，七星墩遺址面積最大，可能是中心聚落，周邊有31個附屬聚落，面積均較小，多不足1萬平方米。
▲大荊湖周邊遺址分布圖
2018年4月至6月對七星墩遺址開展重點調查和勘探。首先，通過地表踏查和清理自然斷面的方式，確定遺址之上的12個土墩均是人工堆土，堆土特徵一致（五花土，含砂），應是古代城牆的殘留。其次，通過鑽探對城牆和壕溝的布局與形制有了初步認識。七星墩遺址由內外兩圈城壕組成，內圈城牆大致呈圓角長方形，東西長約300米，南北寬約200米，城牆寬度10~40米，東牆和南牆中部各有一缺口，堆積特徵表現為灰色淤土，推測是水門。城牆外有壕溝，環繞城牆的內側邊界較清楚，外側邊界由於積水影響，僅探明南部一段，從探明的部分看，內壕寬約25-60米，最深處距地表超過5米。外圈城牆僅保留南牆和東牆南段，南牆中部和東牆南部各有一缺口，南牆長約380米，寬20-40米，東牆殘長約60米，寬10-30米。外壕僅探出南部東段，長約340米，寬約30-40米，最深處約5米。最後，根據解密後的科羅娜衛星圖片（1969年），外圈城牆的東牆北段和北牆東段清晰可見，因此推斷該遺址由內外兩圈城壕構成。內圈城牆面積約6萬平方米，外圈城壕復原後面積約25萬平方米。
▲城牆與城壕布局示意圖
2018年7月中旬開始考古發掘工作。今年的工作重點是弄清城牆的布局、形制、年代和建築方式等基本問題。根據前期鑽探結果，我們選擇遺址內城南城牆的一段進行解剖發掘，布方區南側緊貼壕溝邊緣，北側延伸至城內約10米，這樣可以完整揭露城牆剖面，並弄清城牆與城內文化堆積的關係。9月，為配合中山大學本科生實習，又繼續向城內布設8個探方。
▲城牆局部
此次發掘的城牆頂部寬5.5米、底部寬35米、高6.4米。根據土質、土色、包含物和堆積形態，可以分為4層。築牆材質為花土，由黃色、棕色、褐色粘土、黃色粗砂和青膏泥等組成，通過對遺址周邊的生土調查可知，這些不同質地顏色的土均可在附近找到來源，如黃色粗砂分布於遺址西部河流附近；黃色粘土和棕色粘土見於遺址東南部的自然剖面；遺址周邊湖相沉積豐富，極易獲取青膏泥；遺址南部的生土為褐色粘土。城牆堆積表現為不同質地顏色的土比較均勻地混雜在一起，這很可能是人為加工的結果，加工過程可能包括取土、晾乾、自然分解、敲碎、混合攪拌等。此類形態的城牆土尚未見於其他報導。
▲解剖城牆剖面
為了解城牆的建築方式，我們進行了牆體堆築和夯築實驗，夯具有木棍、木板、方形石塊和圓形石碾子。通過對比實驗牆體和古代城牆剖面發現，古代城牆第4層與夯築實驗牆體堆積特徵基本一致，第1層與堆築實驗牆體堆積特徵基本一致，第2、3層的堆積形態較特殊，尚不能與實驗牆體對應，其建築方式有待繼續探討。
▲實驗夯築牆體與夯具
發掘出土文化遺物主要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夾砂紅陶為主，次為泥質灰陶和紅陶，少量泥質黑陶，紋飾主要有繩紋、方格紋、藍紋、附加堆紋、刻劃紋、鏤孔等，器型有釜、罐、缸、鼎、圈足盤、豆、筒形器、壺形器、器蓋、紡輪等。厚胎平底筒形器比較少見，可能與冶煉或煮鹽等手工業生產有關，也可能是祭祀遺存。石器均為磨製，有石斧、石錛、石鑿、石鏃和礪石等，石鏃數量較多，三稜鏃可能來源於中原地區王灣三期文化。
▲平底筒形器
▲三稜石鏃
此次發掘出土的遺存可以分為早晚兩段。早段以H39為代表，典型器物有折沿深腹罐、寬扁足罐形鼎、卷沿圈足盤、卷沿豆、頸部略長的鬹等。晚段以H14為代表，典型器物有廣肩罐、敞口鏤孔圈足盤、敞口豆、短頸鬹、盉等。H14木炭測年數據為2000BC左右（校正後）。早晚兩段銜接緊密，應屬於同一考古學文化。目前學界對這類遺存的認識仍有爭議，有的學者認為屬於石家河文化較晚階段的遺存，有的學者認為可以單獨命名為另一考古學文化，稱為後石家河文化或者肖家屋脊文化。此次發掘出土材料較為豐富，為研究該類遺存的文化性質、分期與類型等提供了重要資料。
▲H39出土部分器物組合
▲H14器物組合
城牆材質為花土，結構複雜，來源多樣，分層清晰，有明顯的加工跡象，特徵鮮明，尚未見於其他報導，為研究古代城牆的建築工藝、設計思想等提供了難得的資料。通過實驗考古對比分析發現，城牆建築方式既有夯築也有堆築，還有一種目前尚無法理解的堆積形態（第2、3層），為研究古代城牆的建築技術提供了新資料。
七星墩遺址由內外兩圈城壕構成，是湖南規模最大的新石器時代城址，雙重城壕結構在湖南地區尚屬首次發現，在長江中遊地區也不多見，對研究史前城址的發展演變具有重要意義。根據城牆與文化堆積的疊壓打破關係和碳十四測年數據，初步判斷城牆始建年代約在3000BC年左右，使用時間延續至2000BC年左右。長江中遊地區的史前城址大多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廢棄，七星墩城址廢棄時間更晚，對研究長江中遊史前考古學文化興衰、文明進程等有重要意義。該遺址所在的洞庭湖西北岸，北依長江、南扼洞庭、西接澧陽平原、向東順長江而下可達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文化因素較複雜，是研究考古學文化交流、衝突、融合的重要區域。在七星墩遺址及其周邊持續開展考古工作，必將有力推動「長江中遊文明進程」課題研究的進展。
（王良智）
虞夏時期洞庭湖區
一處大型聚落的公共墓地
——湖南澧縣孫家崗遺址墓地的發掘
孫家崗遺址位於洞庭湖平原西北部，現行政區劃屬湖南省常德市澧縣城頭山鎮大楊村。遺址位於一處比周圍高出約1至2米的崗地上，總面積約22.9萬餘平方米。1991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該遺址東南部發掘清理33座長方形土坑墓，出土一批陶器和透雕龍、鳳玉佩等26件玉器。201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系統鑽探，確認墓地位於遺址所在崗地東部，環壕之外，遂後於2016年至2018年，連續對該遺址墓地進行發掘，截至2018年12月底，共揭露清理後石家河文化時期墓葬166座。其中1座為甕棺葬，餘皆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以下對孫家崗遺址墓地的情況做一概括性介紹。
一、 墓地位置與墓葬分布
孫家崗遺址所在崗地現地表高程可分為兩階，東部約四分之一區域現地表比西部相對高度低0.6米左右。根據2015年系統鑽探結果，崗地西部地勢相對較高的四分之三區域為遺址區，外有環壕圍繞。墓地則位於崗地東部，遺址區東部環壕之外。2017年從墓葬區向西布設探溝，對遺址區東部環壕進行解剖，再次驗證確認了墓地在整個遺址中的位置（圖1）。
▲圖1 孫家崗遺址地貌與發掘位置
墓葬的分布有較強的規律性。包括1991年發掘清理的33座土坑墓在內，截至2018年12月底，孫家崗遺址墓地已揭示清理後石家河文化時期墓葬199座，除部分因後來人類活動擾亂損毀而看不出墓壙原來形狀與位置，及1座甕棺葬外，皆為西南-東北向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根據玉飾品出土位置判斷，其頭向為西南，普遍在240-246度間，具有較強的一致性。
▲圖2 2017年發掘北墓區局部
土坑墓按西北-東南向排布成列，墓列間有交叉現象，並在局部多見打破關係。數個墓列一起構成一個墓群，不同墓群中墓葬數量不等。依目前揭示出的情況看，整個墓地可分為南北兩個墓區，北墓區已完全揭露，可分為東西兩個墓群。南墓區目前尚在發掘中，結合91年發掘情況，也可分為南北兩個墓群。即目前已揭示出的墓葬，至少分屬4個墓群。所以整個墓地的結構可由大至小分為墓地、墓區、墓群、墓列和單體墓葬五級（圖2-3）。
▲圖3 2018年發掘南墓區局部
二、 土坑墓
所有土坑墓皆直接開口於耕土層或近現代擾亂堆積之下，打破生土。墓壙長度大多在2.1米至2.5米間(見有4座長度僅1.3-1.6米，推測是兒童墓)，墓壙寬度則普遍在0.6-0.8米左右。殘深大多僅有十幾公分，普遍不超過30釐米。在保存情況相對較好的土坑墓中，墓壙中部填土的土色普遍與墓壙四圍存在差異，推測是葬具腐朽，墓壙中部填土向下垮塌所致。部分墓葬填土中，還可以辨認出葬具朽蝕後的痕跡，可以判斷當時已普遍使用了某種葬具。但所有墓葬人骨都已朽腐不見痕跡（圖4-6）。
▲圖4 M149(打破M150)及其隨葬器物分布狀態
▲圖5 M170及其隨葬器物分布狀態
▲圖6 M165平剖面所見葬具痕跡
隨葬品見陶器和玉器兩類。
陶器已出土400餘件。以廣肩斜腹平底的帶領罐為主，佔陶器數量的七成以上。其它器類還見有盆、圈足盤、平底缽、高柄杯、斜腹杯、壺、豆、鬹、和器蓋等，另外鼎和紡輪各見2件。普遍為泥質陶，陶色有紅、橙紅、紅褐、灰、黑等。杯盤類器多為細膩精緻的磨光黑陶，罐、盆類器多飾繩紋或藍紋，並見少量方格紋，其它器類則基本素麵。每一個土坑墓中，隨葬罐類器數量不一，多者可達10件，但其他器類一般僅1-2件（圖7-11）。
▲圖7 陶帶領廣肩罐(M69：3)
▲圖8 陶圈足盤(M49：5)
▲圖9 陶壺(M67：2)
▲圖10 陶豆(M135：4)
▲圖11 陶鬹(M122：1)
玉器已出土104件。但絕大多數為玉器殘粒，器形不辨，完整或較完整可辨器形者21件。除2件玉蟬和1顆玉珠呈黃色，有一定透明度，質地獨特外，其他玉器據測定多為透閃石，因長期埋葬而白化，灰白色不透明，常見黃沁。整體形狀多呈片狀，少量柱狀，初步觀察有片切割、線割、圓雕、減地、陰刻、縷孔等琢玉工藝。器形與紋飾見有虎、蛙、蟬、鷹、龜等動物形象，見1例獠牙神面紋牌飾，另外還有笄、墜、鑿、環和冠狀器等（圖12-18）。
▲圖12 笄(M64：1)
▲圖13 鷹首笄(M136：7)
▲圖14 玉蟬(M85：1 )
▲圖15 玉環(M120：10)
▲圖16 側視玉虎首(M87：6)
▲圖17 冠狀器(M141：7)
▲圖18 獠牙神面牌飾(M49：1)
三、 甕棺墓
甕棺墓僅見1座，編號M71。位於北墓區東西兩墓群中間，周圍超過5米範圍內再無其他墓葬，唯一座甕棺墓孤立分布。該甕棺直接開口於耕土層下，打破深褐色生土。甕棺上部被後期人類活動擾亂損毀，僅餘底部。平底，夾沙紅褐陶，位於一殘徑48釐米的圓形坑中，坑殘深18釐米。在甕棺之下，圓坑底部生土之上，還見有近8釐米厚的純淨淺黃色堆積，緻密、堅硬，似經夯打，應為下葬之前人為有意墊築。甕內底部見1鷹翅部殘件。甕棺外，圓形墓坑內為較疏鬆的灰白色堆積，其中包含有一些陶甕腹部殘片，其間見有1玉蛙、2虎首和1玉器殘粒，計4件玉器，與甕腹部殘片混雜於一起（圖19-21）。
▲圖19 M71平剖面線圖
(1、4玉器殘件，2、3玉虎首，5玉蛙)
▲圖20 玉虎首(M71：2)
▲圖21 玉蛙(M71：5)
四、主要收穫與認識
孫家崗遺址墓地多年度連續性考古發掘，新發掘清理後石家河文化時期墓葬166座，揭示出該墓地的結構布局情況，同時獲得一大批陶器與玉器。
首先，關於墓地布局。孫家崗遺址墓地的結構由大至小可分為墓地、墓區、墓群、墓列和單體墓葬五級，其背後折射出的，或就是當時聚落內部的社群組織狀況。而唯一的甕棺墓位於北墓區東西兩個墓群之間，獨立於土坑墓所構成的墓群與墓列存在。其獨特的位置與葬式，並隨葬多件完整玉器，都說明該墓墓主有著特殊的身份。不管墓列、墓群代表著什麼樣的社群組織，這個甕棺葬說明當時的社群內有身份獨立於一般社群組織、而又享有一定特殊社會地位的角色存在。
其次，墓地出土陶器中，佔陶器數量七成以上的帶領廣肩罐和淺盤高柄豆等器類的器形特徵與漢東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遺存以及鄂西茶店子、石板巷子等遺址同類器物類同。而出土玉器器形、器類、紋樣與琢玉工藝皆可與漢東石家河遺址群出土後石家河文化玉器相比較。所以可以判斷這批墓葬的時代已進入後石家河文化時期。這是在洞庭湖地區首次成規模的發掘到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墓葬，填補了區域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空白，為我們研究洞庭湖區後石家河文化時期考古學文化面貌，探討長江中遊地區文明進程與湖湘地區的華夏化過程提供了一批基礎材料。
（趙亞鋒）
2018年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請了包括李伯謙、趙輝、欒豐實等先生在內的來自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安徽大學，以及山東、河南、湖北、浙江、江蘇等地方考古研究院所的20餘位專家學者，召開「考古中國·長江中遊文明進程研究」湖南考古專家現場會，與會專家學者考察了澧縣孫家崗、華容七星墩遺址的發掘和整理現場，充分肯定了前期工作的成果，並對下一步工作提出指導性意見和建議。
以下是部分與會專家學者的發言：
李伯謙（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長江中遊文明進程考古現場研討會，對湖南、湖北來說都很重要，從目前「考古中國」項目的運行來看，進展很快，但還是有一些問題。課題意識要加強，視野要更加寬廣。尤其是要做好協調和溝通工作。湖南做哪幾個點，湖北做哪幾個點，要明確，不受其他幹擾。做好這個項目，還要做好年代的分析，測年工作要加強。後石家河文化發現很早了，當年石板巷子遺址的發掘就發現了這類遺存。但各地的後石家河文化的遺存是有差別的，肖家屋脊和石板巷子有差別，孫家崗和肖家屋脊也有區別。也就是說後石家河文化是複雜的，要仔細分析有差別的文化面貌。孫家崗遺址有王灣三期文化的東西，也有很多石家河文化的東西。學界對這裡很關注，這與「考古中國」的另一個課題「中原地區文明進程研究」是有關係的。做這個地方、這個時期的考古，要考慮如何與中原掛鈎，文化如何交流，如何融合形成華夏文明。希望這個項目在前進過程中不斷有新的進展，以促進「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的順利開展。
趙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在江漢—洞庭地區，遺址發掘有難度，土很難認，湖南的考古工作做得比較細緻，遺蹟現象劃分準確。兩個遺址都有後石家河文化的遺存，明顯是繼承了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孫家崗遺址石家河文化的東西保留得多一點。孫家崗遺址出土的細柄豆比較多，七星墩遺址好像沒有看到，由此，孫家崗遺存的下限可能要晚一點。孫家崗遺址有成片的公共墓地，是後石家河文化的土坑墓，土坑墓是石家河文化的傳統。文化上的繼承顯然有關聯，這裡繼承了更多的石家河文化的傳統，不像江漢地區變化得那樣劇烈。孫家崗的玉器像是突然冒出來的，但是目前的情況還不明朗，是它突然起來影響了石家河還是石家河影響了它，也還不是很清楚。總之，上述情況在暗示，文明化進程實際上是非常複雜的。
欒豐實（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七星墩遺址的考古工作還處於起步階段，下一步選擇不同地點的城牆繼續解剖，也要解剖壕溝，弄清城牆的年代和功能。同時要開展區域調查，了解聚落群的情況。孫家崗遺址應儘可能把墓地全部揭露出來，只有全部揭露才能保護好，也才能做好進一步的研究。關於澧陽平原新石器文化的認識問題。希望在已有的較好條件的基礎上，好好清理一下這裡的文化分期，只有這樣才能對其文化因素的構成做細緻的分析，它受到外來影響的具體情況如何，是需要做很多細緻的工作的，要把長江中遊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
孟華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最近幾年，湖南、湖北都找到了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材料，豐富和完善了對於後石家河文化的認知。以前認為王灣三期文化可能只影響到江北，現在看來完全到了江南洞庭一帶。個人認為孫家崗遺址雖然有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但只是影響，主體是後石家河文化。七星墩遺址類似的「墩子」，湖北石首走馬嶺遺址也有發現，有一些高臺，可能是城牆上的設施，也可能是觀察哨。七星墩的城牆殘缺不少，應該進一步做工作，看是否能夠連起來。另外，還要看看墩子上部的面上是否有設施，這對於判斷墩子的性質有幫助。目前大體可以確定七星墩遺址的下限，要了解遺址的上限及城的年代，還得進一步做工作，城牆的解剖還需繼續做。孫家崗遺址的墓地應進行全面發掘，目前來看，該墓地已經破壞得比較嚴重，如再不及時發掘，就有可能全面毀掉。遺址裡面也要做發掘，目前看來後石家河文化還是比較重要的，是可以分期的。
郭偉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作為長江中遊的重要地區，醞釀和發生了本區域的稻作農業起源和社會複雜化進程，誕生了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史前古城，洞庭湖地區特別是澧陽平原無疑是長江中遊文明進程研究的重點地區。兩湖攜手開展「考古中國·長江中遊文明進程研究」課題，需要解決長江中遊地區史前社會複雜化進程和夏商周時期華夏化進程兩大學術目標，時間從4000BC-771BC。在此工作中，聚落研究是關鍵，聚落研究首先要做好聚落內部的考古發掘，弄清聚落內部各遺存的時空變化，然後是做好區域聚落考古的工作，弄清區域內各聚落的時空變化。
具體研究可從四個方面入手：一、時間單位的精細化劃分與對應；二、遺存性質與功能的辨析；三、人類行為和社會關係判斷；四、動因與模式研究。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文件精神，要構建中華文明標示體系，包括深化中華文明研究，推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開展考古中國重大研究，實證中華文明延綿不斷、多元一體、兼收並蓄的發展脈絡。「考古中國」的課題目標，是在區域文明進程研究的基礎上，重點解決多元一體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共同體起源和發展的階段性變化問題。應包括區域文明模式比較、區域文明交流與互動、區域在中華文明共同體形成和構建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早期中華文明特徵和模式研究等重大課題。要完成這樣的課題目標，必須從精細化的時空研究中著力開展文化因素分析、文明交流及參與方式分析、考古學文化及其族屬分析、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特別是內亞文明比較分析。在這樣的基礎上，凝練出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文明特質和核心價值，作為「考古中國」的最終成果。
（根據會議現場記錄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編輯：陳 梅
審核：李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