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中國人應當在何處安身立命？現代學術將如何避開盲目的西方話語以建構自身的語言？國學復興的大潮下我們又該怎樣重解儒學的意義？這一切都為當下學人提供著共同的使命，即闡釋「中國」的焦慮。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曾亦近來新著《儒家倫理與中國社會》在嚴謹儒學研究的基礎上，又富有創造性地回答了這一問題。全書旁徵博引，可見傳統經學功力之深，又廣涉比較宗教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諸多研究成果。入古既深，又心系當下，引領著讀者走入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
《儒家倫理與中國社會》一書即將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並被收錄於「閱微講堂」書系。2018年上海書展之際，上海三聯書店邀請曾亦、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郭曉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陳壁生共聚邊上書茶書館，就「儒家倫理的真精神：親親，還是尊尊」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討論。
據曾亦介紹，本書緣起於自己在復旦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時的講義。課程先後面向社會學系與哲學系學生開放，並且根據不同專業特點進行了相應的拓展。隨後曾亦老師來到同濟大學後又幾易其稿，以更加學術化的方式將書稿整理成書。正如同「閱微講堂」書系所推介的標準「觸動我心靈的那些課程」，這本著作既可以適應於一般哲學社會科學方向的學術要求，同樣也面向一切對儒學國學感興趣的讀者。
「親親」與「尊尊」乃破解儒家倫理的精髓「尊尊」與「親親」的問題是全書的第一章，也是分量最重的一章。曾亦老師指出，「親親」在最初的意義上是基於血緣或姻緣的親屬關係，如家庭內部的父子、兄弟、夫妻關係。但是古人進一步將其擴大化，不僅局限於家庭倫理，而且也擴大到社會層面。古代社會在實質意義上正是以「親屬關係」為中心的熟人社會，體現著家庭倫理的放大。從先秦的「孝」到宋提出的「民胞物與」、「萬物一體」皆可追溯到「親親」二字。因此，親親不僅是家庭層面的倫理準則，更是遍及宇宙的普遍法則。故孟子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同時，曾亦老師暗示讀者，與尊尊親親相關，「文」和「質」的範疇也是構成中華文化精神的一條線索，只不過比前者更加抽象、概括。如《論語·雍也》中所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質」指涉更加樸素的、自然的、本質的向度，而「文」則是總是經過了文明教化後、人為的東西。粗略來講，「親親」歸屬「質」的範疇，而「尊尊」屬「文」。按照漢代公羊家的說法，周人尚文即以尊尊原則為主導，而殷人尚質，則崇尚親親的原則。
講座現場郭曉東教授進一步討論，恐怕「尊尊」和「親親」不止於儒家倫理，而蔓延在整個中國文化的精神中。這兩個概念的誕生比儒家更早。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便將中國歷史最核心的變化遠溯於殷周之際，滅商後確立的宗法制度，即奠定了「尊尊」和「親親」。儒家的思想正是在周文化的脈絡下成長起來。郭曉東細緻地闡釋了這兩個概念，「親親」是自然情感——但自然不意味著無差別，兄弟、父子、夫婦的親親關係皆不同一視同仁，所謂「愛有差等」。「親親」實是一個由近及遠的過程，並最經典地體現於家庭內部的親屬關係上。
「在這種關係中誰與我們更親，誰更遠，在我們的經驗中可以通過『親親』區隔出親屬之間的遠近親疏。」郭曉東說道。祖父、父親、兒孫，這些親屬關係甚至可列出一個逐漸遞減的表格，進而建立一套足以衡量計算的關係。親親是自然情感，但建立社會倫理、完成等級區隔，我們仍然需要「尊尊」。
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中指出，殷商時期由於沒有明確的繼替規定，導致了無窮無盡的兄弟分割和流血戰爭。西周建國後為保證王朝穩定，周王制訂嫡長子繼承制以鞏固秩序，以嫡係為尊，享受合法繼承權，其餘皆為庶子。為了確立嫡子和庶子的差別遂而有了「尊尊」概念。曾亦老師在書中概括到「周人設計出宗法制，目的是通過尊尊原則把血緣不斷疏遠的個體或家庭能永遠凝聚在一起。換言之，周人是在血親或姻親中建立了一種等級尊卑關係，甚至不惜讓親親之情屈從於尊尊原則，目的是為了維持血緣團體的整體性存在。」正是由於親親的自然性，我們才必須依靠人為規定，特別是禮的人為規定，以守護社會的根基。
真正的中國文化蘊含在中國人的禮儀生活中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壁生教授再一次為本次讀書會破題。他讚嘆這個主題的專業性，在日常生活中恐怕以「忠孝」概念更為常見，但「尊尊親親」才能鞭辟入裡。「親親」應落實於人倫道德，如父子關係的道德是「父慈子孝」。同時，親親的基礎也可以往外擴張，並且伴隨著等級性。「尊尊」在傳統理解中第一印象即君臣關係，我們常將君與父相比，尊而不親，而母則是親而不尊。「親親尊尊」並未在當代中國徹底消失，比如講到兒女對父母的孝順就是親親，而上下級關係在人的意義上我們承認他們是平等的，但在社會秩序中又有「尊尊」的關係。因此，儒家所說的「父子夫婦君臣兄弟」的「五倫」以及《白虎通》裡的「三綱六紀」都必須放在「尊尊」的意義上理解。
這些看似陳舊的問題放在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可能會遭到批判。陳獨秀在《吾人最後之覺悟》講述的正是對中國傳統的推翻。但在一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發現現代中國人的生活出了問題，才意識到必須要重提儒家倫理。
陳壁生老師以江南沿海、江西等地的「祠堂」為例。在他與祠堂長老交談的過程中，這些長老鄉賢都自以為與儒學毫無關聯，但從研究者的角度能清楚的明白此二者息息相關。「一切禮儀化的活動都是儒家傳統延綿流長的產物。」縱使今天所見的祠堂已經破敗，若放在清朝每一個祠堂中的禮儀都意蘊深遠。祠堂的「祠」就是朱熹最終確立下來，到了明朝以後夏言上書「許民間皆聯宗立廟」，認為老百姓在村裡就可以祭祀始祖。祠堂作為村的精神核心，就是共同祖先的供奉地。明清兩代就是以宗族為核心塑造的共同體。儒家倫理全麵塑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方方面面。儒家倫理以另一種進入了現代生活，比如家族企業。因此，儒家倫理不只是一個古代問題，也是一個現代問題。
必須建立中國學術自身的話語曾亦回憶起上世紀九十年代自己的求學時期。彼時以形上學為哲學研究之最。近十多年來，中國哲學儒家的地位越來越高，甚至西學研究者也需要懂一點中國哲學。今天的學者開始關注哲學更加應用性的領域，如政治哲學、倫理學。以「儒家倫理」作為書名，實是強調儒家倫理學有別於西方的特殊性問題。曾經我們總是借西方倫理學來處理問題，但「父子、夫婦、兄弟」若干範疇絕非西方倫理學的應有之義，而慣於抽象為人類個體。因此，「何謂中國」的問題就包含著儒家與西方倫理學的分野。
有質疑者認為經過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儒家倫理在現代社會恐怕已沒有了基礎，傳統只能建立在家庭和宗族之上。在「親親」具有差別性的基礎上，曾亦老師曾困擾一個問題「父子情感和母子感情究竟哪種更為高級？」高低絕非今日等級高下，而是學理上的追問——「究竟哪個更有社會性？」在大量的人類學研究中我們看到，對哺乳動物來說，母子關係總是非常自然，而只有極少數的雄性會在生育後守著母子。父子感情總是後於母子關係。這就反映了人類早期的父母子女關係，父子關係由於其社會性更加鞏固著「尊」的地位。
一種親親的關係是可以通過喪服來量化的，即父母子女為對方的喪服輕重和喪期長短。在《紅樓夢》裡以賈寶玉為中心可見一套遠近親疏的體系，林黛玉是姑表親而薛寶釵是姨表親，儘管體現在喪服上兩者差不多（三個月），但林黛玉仍然為此吃醋，正是因為薛寶釵相對賈寶玉更加親近一些。這一切都具備制度化的規定。
郭曉東老師進而詳細介紹了「親親尊尊」間內在張力的歷史變遷。在中國的前半期或許更以「尊尊」為重，特別是西周到春秋。周人有鑑於宗法制的原則，強調家族中丈夫的至尊地位，且不能任由情感主宰。體現在喪服制度中即我們常說的父母去世守孝三年，但如果母親先逝，父親健在，只能服喪一年。
孔子以後「尊尊」的地位被削弱，「親親」的精神得到實足揚發，這構成了我們如何理解孔子的一條入路。在《論語》中孔子不單以父親的至尊來界定服喪的理由，而是講起追溯到心中的情感，正是因為父母抱了你三年，因此才想要回報這種愛。「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正是在此意義上，孔子說「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也」（《論語·學而》）。
《儒家倫理與中國社會》明以後，在喪服的制度上，父母就有了相同的地位。當時發生了一件重大事件：明武宗沒有子嗣，去世後按照宗法原則應當從小宗族過繼過來，也就是嘉靖。按照古法嘉靖要認明武宗作父，但嘉靖執意尊自己的本生父。到底尊誰成為一個極大問題，明朝整個滅亡甚至都可以追溯到這次分裂。對於一個國家和社會，良性發展絕不能純粹放任情感，「尊尊」正是社會秩序的保障。儒家倫理始終都是中國發展的推動力，比如每年春運時有成億的人奔波在南北路上。從科學的角度怕是毫無意義，背後正是對家人的「親親尊尊」傳統的推動。
在讀書會將近尾聲之際，曾亦老師拋出了一個問題供讀者深入思考。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
孔子以一個「直」字點明了儒家理想。當禮法與樸素的「親親」之情產生衝突，我們又當如何抉擇？自然情感所能守護的邊界又在何處？「親親相隱」的問題以一種極富張力的方式引導著讀者深入思考儒家倫理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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