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唐代詩人李紳的《憫農》應該是家喻戶曉的佳作，這首詩最是在長輩教育孩子要愛惜糧食時出現。
既然是唐詩，又流傳深遠，有人會問「為什麼《唐詩三百首》裡面沒有《憫農》？」有網友認為：泱泱中華千萬首，李白杜甫的很多詩也死在海選下，唐詩三百首選的都是通俗易懂，有些也謳歌美好生活，粒粒皆辛苦可能不適合當時的環境罷了。
不過，筆者認為，單從通俗易懂和教育意義方面，《憫農》其實具備了入選《唐詩三百首》的實力，而且從《憫農》的知名度和傳頌度看，其更不在唐三百之下。它的落選肯定有其他原因，那麼一起挖掘其中因果找尋答案，也是件趣事。
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下《唐詩三百首》。
《唐詩三百首》是一部流傳很廣的唐詩選集，概因唐朝的二百八十九年間，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名家輩出，唐詩數量多達五萬餘首。該書選入75位唐代詩人及2位無名氏的詩作共310首，其中五言古詩33首，樂府46首，七言古詩28首，七言律詩50首，五言絕句29首，七言絕句51首，諸詩配有注釋和評點，代表作家有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韋應物等。現在基本是
不過《唐詩三百首》並非唐朝時編著的。此書是清代孫洙所編輯。由於此書選篇全面而精當，匯萃了唐詩中的各種文體佳作，為雅俗所共賞，因而風行海內，家喻戶曉，二百多年來流傳不衰，至今仍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話題回到李紳和他的《憫農》，其實，《憫農》有上中下三首。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壟上扶犁兒，手種腹長飢。
窗下織梭女，手織身無衣。
我願燕趙姝，化為嫫女姿。
一笑不值錢，自然家國肥。
李紳的三首憫農詩，千百年來人們只見到前兩首。第3首《憫農詩》被傳到皇宮，直到近代，人們才在敦煌石窟中的唐人詩卷中發現。根據唐代範攄《雲溪友議》和《舊唐書·呂渭傳》等書的記載，大致推定這組詩為李紳於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年）所作，也就是李紳27歲那年。此時的李紳剛剛中了進士，皇帝見他學識淵博，才學出眾，招官翰林學士。
我們從李紳、範攄、孫洙三人中找下關係。
李紳（772年－846年），字公垂。祖籍亳州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六歲時喪父，隨母親遷居潤州無錫。寶曆元年（825年）至太和四年（830年），李紳歷任江州刺史、滁州刺史、壽州刺史；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為相，起用李紳任浙東觀察使。
《雲溪友議》: 唐代筆記小說集。撰者唐代範攄，生卒年未詳，唐時吳（今江蘇吳縣）人。據傳此書成於唐僖宗年間（唐僖宗，唐朝第十八位皇帝，873年—888年在位，共15年），客居越地﹐自號五雲溪(即若耶溪，今紹興境內)人。所以名其書為《雲溪友議》。《雲溪友議》此書記載了唐開元以後的異聞和野史，尤以詩話為多。所錄詩及本事，有為他書所不載者，即為唐人諸書所未及，但所載也有失實處。
孫洙，字臨西，一字芩西，號蘅塘，晚號退士，生於江蘇無錫，祖籍安徽休寧，乾隆九年（1744）中舉，乾隆十一年出任江蘇上元（今江寧）縣學教諭，乾隆十六年中進士，以後歷任順天府大城縣知縣、直隸盧龍縣知縣、山東鄒平縣知縣、江寧府學教授等職。
由此可發現，李紳、範攄、孫洙的交際地在江蘇、安徽和浙江，最重要的一點是江蘇同鄉。古人的鄉情可是很重的，這種為前人推廣出名的事情，孫洙應該考慮到李紳和他的《憫農》才對，為什麼最後卻沒有選《憫農》呢？
那麼我們再看看史書和範攄的《雲溪友議》又是怎麼記錄李紳呢？
據史書記載，李紳在為官後「漸次豪奢」，一餐的耗費多達幾百貫，甚至上千貫，並且他特別喜歡吃雞舌，每餐一盤，耗費活雞三百多隻，院後宰殺的雞堆積如山。全然沒有「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簡樸與珍惜的意識。與李紳同一時代的韓愈、賈島、劉禹錫、李賀等人，無不對其嗤之以鼻。費思量，頗讓人費思量——一個對農民生產的不易、生活的艱辛，感同身受，充滿人文關懷的人，怎麼又一盤耗雞三百隻？這不是「吃農」、「啃農」麼？前後判若兩人呀！
只是生活奢侈，倒無可指摘，但他發跡後愛耍權威、無情無義就是人品低劣了。 《雲溪友議》中記載，李紳發跡之前，經常到一個叫李元將的人家中作客，每次見到李元將都稱呼「叔叔」。李紳發跡之後，李元將因為要巴結他，主動降低輩分，稱自己為「弟」、為「侄」，李紳都不高興，直到李元將稱自己為「孫子」，李紳才勉強接受。還有一個姓崔的巡官，與李紳有同科進士之誼，有一次特地來拜訪他，剛在旅館住下，家僕與一個市民發生爭鬥。得知是宣州館驛崔巡官的僕人，李紳竟將那僕人和市民都處以極刑，並下令把崔巡官抓來，說：「過去我曾認識你，既然來到這裡，為何不來相見？」崔巡官連忙叩頭謝罪，可李紳還是把他綁起來，打了20杖。崔巡官被送到秣陵時，嚇得面如死灰，甚至不敢大哭一聲。當時人們議論紛紛：「李紳的族叔反過來做了他的孫子，李紳的友人成了被他流放的囚犯。」由於李紳為官酷暴，當地百姓常常擔驚受怕，很多人甚至渡過長江、淮河外出逃難，下屬向他報告：「本地百姓逃走了不少。」李紳道：「你見過用手捧麥子嗎？飽滿的顆粒總是在下面，那些秕糠隨風而去，這事不必報來。」
《雲溪友議》是在李紳過世後40年左右所注，作者範攄又是生於吳地、生活在浙江之人，恰好李紳此前在江蘇和浙江做過刺史和觀察使，可謂位高權重。範攄聽說過或見證過李紳的生平和事跡，所以其書中記載內容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那麼孫洙為人又是如何呢？
史料記載，孫洙在任知縣期間，深入民間訪問疾苦，視百姓如家人父子；斷案時，還沒有笞責，他已先落淚，令人感悟。為了預防災變，他還捐私銀興修水利，以保農業豐收。每當卸任之時，百姓攀轅哭泣，為他送行。直至告老還鄉，仍兩袖清風，囊橐蕭然。
除了做縣令，孫洙更多時候是個教育工作者。中舉後他做的是縣學教諭（現在的縣級教育局長），仕途後期後做的是府學教授（地市級教育局長），可以說為官時期都是在基層和教書育人方面工作。他鑑於當時通行的《千家詩》「工拙莫辨」，遂決定編輯一部唐詩選集取而代之。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其以「蘅塘退士」署名的《唐詩三百首》終告完成。
通過這樣的剝絲抽繭，讀者心中應該漸漸有了答案。
孫洙做為一名半生從事教育工作的官員，鑑於當時通行的《千家詩》「工拙莫辨」，他才決定編輯一部唐詩選集取而代之。他為官也許並不出名，史料也寥寥幾筆帶過，但是編輯的《唐詩三百首》流傳至今，且無詬病，可見他在選文作注時，不僅看重文體、題材，更看重了詩人的品質。李紳初入仕途的悲天憫人和他為官後的「漸次豪奢」形成了鮮明對比，可謂反差極大，詩仍是好詩，人卻變了。
所以因為李紳，不論是兩首版或三首版的《憫農》已然入選不了《唐詩三百首》這部啟蒙教育書籍的代表作了，或是說，他的作者生平經不起推敲，實在是可惜可嘆。
這也讓筆者想起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這句話。李紳初入仕途看到了百姓疾苦，看到了國家艱辛，卻沒有樹立對人民的赤子之心，沒有報效國家的拳拳之心，逐步迷失和沉淪，最終還落得個身敗名裂，傳世之作經不得推敲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