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亞彬，摘自《生命該如何寄託》，由長江出版社授權發布
攝影/張羅平
2003年，我還是北京舞蹈學院的學生，當時一邊被「非典」緊閉，一邊準備著「桃賽」。
編導系的建民老師找到我，他知道我水袖好，想讓我幫他編一段水袖舞，錄製，至於他拿這段錄像去做什麼，我沒問，他也沒說。
後來，「非典」過去，我們開心地出入自由。
我便受邀去了歌舞團給藝謀導演、作曲梅林茂先生和演員章子怡表演中國古典舞作品，一支是《扇舞丹青》，另外兩段是根據梅先生作曲的音樂小樣來即興起舞。
張導的意思是想讓梅先生看看中國古典舞的狀貌，獲得更多靈感。
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做水袖的即興演出，音樂現場放，現場跳，跳的全是感覺和音樂帶來的反應。
最終，在電影開拍的前夕，我結束了「桃賽」，拿到了連續三年舞蹈表演金獎，這樣的殊榮把我帶到《十面埋伏》劇組，擔任這部電影中舞蹈設計和舞蹈表演。
因為畫面需要我們專門製作了不同長度的水袖，單袖袖長大約4.5米，從肩縫一直到袖尖。
這樣比例的水袖，這齣收袖間的力學遠遠超出了我的手臂範圍，是我使用過最長的水袖。
攝影/範欣
相信各位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個牡丹坊裡的舞蹈橋段了。
我試圖，在那樣一個環形的空間裡設計出最佳的水袖舞動方案，既滿足導演對於畫面的想像，又滿足角色以及角色情感的釋放。
當時我也沒覺得有什麼，只是以舞蹈家的身份表演一段舞蹈而已，覺得很稀疏平常。
對我來說，舞蹈家的工作就是無條件地把舞跳好，無關其他。
攝影/董亮
時間回到2003年，我18歲，同樣是因為舞蹈我結識了趙本山老師，從而參演了《鄉村愛情》。
那年我參加央視春晚，趙本山、範偉和高秀敏三位老師演小品《心病》。
在後臺，我和趙老師慢慢地熟了。
2005年，他們籌備《鄉村愛情》，大家覺得一個賣豆腐的姑娘就是這個形象，文靜內斂。拍攝了兩部以後，「王小蒙」被全國人民都熟知了。
可後來因為要出國演出舞蹈就拒絕了繼續參演《鄉村愛情》。
出演《鄉村愛情》也好，《推拿》也好，在《十面埋伏》中跳舞也好，我並想過這些帶給我的名利，只是想從影視劇表演中學習一些表演技巧，用於自己的舞劇創作。
如果舞蹈和演戲時間衝突，我本能選擇會是舞蹈。這些年來，經常有人為我遺憾：為什麼不走演員這條路，為什麼不參加一些舞蹈選秀節目增加自己曝光量？
因為我的夢想一直是——成為一名舞蹈家。
我不會做別的。舞蹈就像融入我血液中，變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而多年艱苦的舞蹈訓練，讓我對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即興的事物沒有信心，我相信緩慢、平和、慢工出細活的東西，踏實、冷靜。
從我9歲走進北京舞蹈學院那天起，這個強烈的執念就伴隨我，就是：不管能不能成名，每一個舞蹈動作我都要做到極致，我要成為一名舞蹈家。
攝影/董亮
為了實現這個執念，我從許下願望的那天起，每天都要全身的投入與忘我地舞蹈，專一和執著是必須遵守的戒條。
為了舞臺上那一瞬間，每天重複地雕琢著一次細膩的動作聯接與身體相互間細微的挪動。
比如我們練一個轉就是技術技巧，一起就是三圈，這技巧不是一朝一夕練出來的，這三圈背後可能甩過上千次頭，跌倒過上千次，它是通過一定量的積累達到質變的。
花在排練場裡的時光就是一種修行，我希望安安靜靜地去練功，排練並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像我的影子一樣，在生活裡沉靜、安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攝影/馬馳騁
舞蹈就是我的情人，纏綿悱惻，情誼連綿。我怎麼會背叛我的情人呢？
很難說這個執念就是我最初的「夢想」，但我要對得住「舞蹈家」這三個字，就必須做到這一點。
在舞臺上的時候，我會常常忘記我是誰，因為我只記得那個執念，到今天也是這樣。
我非常享受自己在臺上獨舞的時段，雖然時間很短，但是可以體驗一種純粹現代舞環境中下的表演。
我想要的人生——我想要成為一名舞蹈家，不為功名利祿，也不為任何獎項，就只是舞蹈家，讓我跳舞就好。
攝影/張羅平
「舞蹈家」這個詞對我而言分量太重。
現代社會一切都變得非常「迅速」 「火爆」，甚至「喧鬧」。
此時，我總是能記起來我一個醫生朋友的話「放慢節奏，拉長時空」。
看著身邊：火速奔跑、兩耳生風的人們，目不暇接、撲面而來、魚龍混雜的信息，高速長高的大廈……
一切好像已經成為一個快進的頻次，甚至連交友都變得快捷、短促、淺層。
攝影/張羅平
即便如此，我可能還是那個我，修生養性，做自己喜歡和願意做的。
我甚至覺得在這個時代還有「舞蹈家」這樣的稱謂存在，實在是一件難得的、不可思議的慶事，可多少人能夠明白這三個字帶來的真正意義呢？
舞蹈這件事是一輩子的事業，一個可以貫穿整個人生的支柱。
舞蹈帶給我的，不是功名利祿，不是獲獎無數，而是真正享受努力起舞和練習的過程，沉浸下來，如同抒寫般寧靜。
這樣的過程讓我變得清醒、平和、歡愉，內心充滿喜悅。
一位舞蹈守望者的思想手記
《生命該如何寄託》
舞蹈家@王亞彬著
東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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