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的五出五歸後畫風由工筆轉寫意，書法由何紹基體轉學魏碑，篆刻由丁、黃一路改學趙之謙。通過對藝術及人格盡善盡美的追求，使之成了一位真正的文人畫家，其藝術倫理思想的「善與美」是文人畫者追求真理境界、道德境界和審美境界的完美結合。擺脫功利、淡薄名利，在自然的狀態下享受心靈的真實與自由，這是求「真」；熱愛大自然、熱愛生命，追求生命的超凡脫俗，使作品具有高雅的意境，這是求「善」；敞開審美的心扉，與超逸、飄逸的自然山水交融，這是求「美」。
正如陳師真所說：「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齊白石的畫始終重視道德價值的訴求、人格境界的提升，他認為只有人品好，才能提高畫品。學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人品不高，落墨無法。繪畫是心靈的藝術，有這樣的心胸，才能有繪畫成就，齊白石不僅注重手下筆墨與技巧，更主要在於內在心靈「真、善、美」的修煉，注重畫品人格、品德修養、氣質與氣魄等。
這樣，他的畫有一種光明之慨，通過這次對祖國大地及各地風土人情的考察，以及與文人墨客的交流，極大地開拓了他的藝術視野和胸襟， 中期齊白石創作之路豁然開朗，對於敏感與憂患意識很強的齊白石來說，他意識到必須在詩、書、畫、印各方面都不斷進取與提升，才能獲得認可。由於天生的執著加上外部環境的壓力，齊白石在創造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發揮。這個時期清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國家內憂外患，社會動蕩不安，這種外因與內因的相互作用，為齊白石開闊眼界與豐富知識提供了機遇，也為齊白石後來在藝術上的「衰年變法」提供了前提條件。
通過對外界的了解，齊白石認識到自身修養還有待提高，回家後就把「借山吟館」的「吟」字刪去，以示自己對過去那種自滿的心理及表現進行反思，決心從頭學習。不久他給自己的居所取名為「寄萍堂」，將堂內書室取名「八硯樓」(以他遠遊中所得的八塊硯臺命名)，說明他心境上已經悄然發生變化。人生境遇上的變遷以及幾年來奔波與勞苦，深深地體會到人生有許多不確定因素，與他嚮往的田園生活有一定距離，顯示出人生的漂泊與無奈。他把新居命名為「寄萍堂」，意味著齊白石從人生的謀生階段向人生價值追求上的思考與轉變，這種變化說明了齊白石在思想上的慢慢提升與自我超越的形成。
為他晚年的藝術變法做了思想上的鋪墊。從「借山吟館」到「寄萍堂」的轉變體現了他更加成熟和平穩的心態，特別是受到七子之一的羅星的影響，接觸到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愛國思想，他毅然拒絕了樊樊山的舉薦和弟子的捐官，他覺得當時的官場虛偽、腐敗，不想與之為伍，自己應該大愛於國、大愛於民，仁愛逐漸成了他藝術道德的追求。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並取得勝利，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等，給齊白石的生活與思想帶來了深刻的變化。
加上摯友，進步人士黎松閹、陳師曾等的影響，對他民主思想的形成起到了積極作用。齊白石在五出五歸過程中目睹了民生的艱難、官場的腐敗、社會的黑暗，這更加深了他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和對反動勢力的痛恨與蔑視，為今後的作品增加反封建、反苛政的進步內容，形成愛國親民的畫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自從「五出五歸」後，他沿途飽覽風景，深得江山之助，並受到了進步思想的影響。於是他將遊歷得來的山水畫稿，重畫了一遍，編成《借山圖卷》。齊白石北遊時認識的陳師曾，在大寫意花卉上頗有心得，他筆致矯健，氣魄雄偉。
陳師曾向來主張畫要有靈性、有思想、有活力，不能像照片那樣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經陳師曾的點撥，齊白石的畫也改用大寫意的筆法，走上了「純任天真、發揮個性、寓情於景、情景交融」的路子，將自己感情寄於畫中。他所畫的《送學圖》中題跋雲:「處處有孩兒，朝朝正耍時，此翁真不是，獨送汝從師。識字未為非，娘邊去復歸。莫叫兩行淚，滴破汝紅衣。」這些詩文書畫讀來都感人至深，都是他發自肺腑的情感流露與表達。
他這樣積澱下來的情思擴散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對情感的表達成了他藝術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來源於他心中的坦蕩無私和對人生的深刻感悟。童年親近過的生活都成為他創作的源泉，同時也是他藝術創作的動力。他總是站在和家人命運相似的老百姓的立場上，以魚蝦、果蔬、農家物什等作為他的創作素材。他的創作體現自然景觀的真切形象和意境，達到畫外的靈動和氣魄、合乎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體現了藝術的自然倫理觀，所以陳師曾說他的畫格高。齊白石從此就大刀闊斧、直來直往，毫不掩飾自己的情感抒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