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英國詩歌選讀》
An Antholog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Poetry
ISBN 978-7-313-17607-3
編譯 王衛新
本書在英國詩歌的長河中截取了19世紀這一段。經過幾個世紀的探索，19世紀英國已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而且，在語言實驗尚未蔚然成風的時刻，19世紀英國詩歌的文學性和可讀性都是令人滿意的。
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本書採用了英漢對照的方式，並對所選詩人作了簡單的介紹。同時，為了減輕讀者的負擔，免除不必要的翻檢之勞，本書用注釋的方式對每首詩歌撰寫了簡略的導讀，並對屬於中級以上的詞彙進行了注音和註解。本書適合高校英語語言文學專業師生以及文學愛好者閱讀使用。
讀英國文學的人或許都知道18世紀文豪詹森博士(Samuel Johnson, 1709–1784)和他的忠實信徒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1740–1795)[《詹森傳》(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1791)的作者]之間的對話——當鮑斯威爾問詹森博士什麼是詩歌時，詹森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先生，回答什麼不是詩或許更容易些。我們都知道什麼是光，但想說清楚光到底是什麼卻沒那麼容易。」 (Sir, it’s much easier to say what is not. We all know what light is; but it is not easy to tell what it is.)用今天的眼光看，詹森博士的回答是頗有遠見的。在18世紀詩歌(verse)和散文(prose)的界限比較明晰的時候，人們對詹森的回答或許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到了21世紀，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詹森博士那看似不負責任、實則飽含深意的回答了。當詩歌不要工整、不要韻律、不求美感、不求雅致進而可以任性書寫、隨意塗鴉的時候，或許人們只能用「一行一行地書寫的是詩歌，一段一段地書寫的是散文」來把詩歌和散文區分開來。
我們絕無貶抑或者嘲諷19世紀之後的英國詩歌之意。20世紀以來的英國詩歌不乏精品，其哲學深度和藝術創新遠非19世紀及之前的英國詩歌所能企及。但是，20世紀以來的詩歌，尤其是那些刻意追求形式創新的詩歌，離普通讀者的距離越來越遠，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這恰恰是我們編寫《19世紀英國詩歌選讀》而不是20世紀或者21世紀詩歌選讀的原因所在。雖然20世紀和21世紀離我們更近，但20世紀以來的詩歌，尤其是一味求新的詩歌卻離我們很遙遠，普通讀者很難從讀詩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18世紀及之前的詩歌雖然雅致工整，有滋有味，但由於它們所使用的英文和今天的英文有很大的差異，對於英文非母語的讀者來說有太多的閱讀障礙。所以，幾經權衡之後，我在英國詩歌的長河中截取了19世紀這一段。經過幾個世紀的探索，19世紀英國詩歌已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而且，在語言實驗尚未蔚然成風的時刻，19世紀英國詩歌的文學性和可讀性都是令人滿意的。
19世紀英國詩歌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浪漫主義時期，第二個階段是維多利亞時代。浪漫主義時期的上限是1798年，標誌是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和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合寫的《抒情歌謠》(The Lyrical Ballads)的出版。浪漫主義的下限是1832年，標誌是詩人兼小說家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逝世以及英國改革法案頒布。英國浪漫主義時期，雖然散文和戲劇的成就不可小覷，小說創作也如火如荼，但平心而論，還是詩歌更勝一籌。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傑出代表是「六巨頭」(Big Six)：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和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鑑於布萊克和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在國內出版的文學史著作中被置於18世紀末「前浪漫主義」(Pre–Romanticism)框架之下，按照約定俗成的原則，本書未將布萊克納入19世紀詩歌的範疇，而將他所空出的位置留給了之前被忽略的英國桂冠詩人騷塞(Robert Southey, 1774–1843)。雖然騷塞詩歌的浪漫主義韻味不濃，但用今天的眼光看，騷塞詩歌的社會意義不容小覷，確實需要重新評價。騷塞和華茲華斯、柯勒律治並稱湖畔派詩人(Lake Poets)。湖畔派詩人一度相交甚密，他們曾居住在英國湖區(Lake District)，早年同情法國革命，而晚年則趨向保守。由於他們晚年的態度趨向保守，所以騷塞、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所代表的浪漫主義有時也被稱為消極浪漫主義，而拜倫、雪萊等政治較為激進的年輕詩人所代表的浪漫主義被稱為積極浪漫主義。積極浪漫主義和消極浪漫主義的說法雖然今天已經不太常用，但這種說法還是有一定道理。
雖然給浪漫主義詩人貼標籤是一種有簡單化嫌疑的做法，但這種做法也有它的好處，那就是可以讓讀者對除騷塞之外的五個浪漫主義詩歌巨頭的成就一目了然：
華茲華斯 —— 自然
柯勒律治 —— 想像
拜倫 —— 個人主義
雪萊 —— 抒情性
濟慈 —— 美感
這些標籤能夠高度概括五位浪漫主義詩人的主要詩歌取向。華茲華斯詩歌鐘情於自然，雖然他也寫人物詩和哲理詩，但最能代表他思想的是自然詩，他的人物詩和哲理詩也是以自然為依託的。柯勒律治詩歌最誘人之處是詩人豐富的想像。離開了想像，柯勒律治也就不再是柯勒律治。雖然有人會說柯勒律治的想像與他吸食鴉片有關，但鴉片絕非他詩歌想像的唯一來源。拜倫詩歌最誘人的是其中所洋溢的個人主義精神，拜倫式英雄(Byronic hero)的核心就是個人主義。雪萊詩歌的亮點是抒情性，他的詩歌飽含激情，催人奮進。雪萊受過良好的貴族教育，他的詩歌語言、格律都十分考究，所以，讀雪萊的英文詩歌並非易事。濟慈詩歌的亮點是美，他的那句「美就是真，真就是美」已經成為千古佳句。我們用美來概括濟慈詩歌，其一是因為他的詩歌很有美感，其二是因為濟慈的最可貴之處是他即使一生為貧窮和疾病所困，但他詩歌中所呈現的卻是真善美。他把痛苦留給了自己，把幸福和快樂留給了讀者。
英國浪漫主義時期是一個眾生喧譁的時代，除了上面已經論述過的五位詩人，桂冠詩人騷塞的成就也不能忽視。雖然英美學界更加推崇他寫的那些富有東方特色或者異域風情的詩歌，但我卻對他之前鮮為人知的控訴奴隸制度的詩歌更感興趣。由於英國本土奴隸制度一直未能合法化，所以奴隸制度承載著英國和美國意識形態的一個巨大差異。正是因為如此，騷塞的控訴奴隸制度的詩歌就顯得彌足珍貴。除了騷塞，兩位來自蘇格蘭地區的男性詩人也不應被人忘卻。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司各特爵士(Walter Scott, 1771–1832)。在轉向小說之前，司各特在詩歌方面也曾經獨領風騷，據說是司各特不願意接受桂冠詩人的頭銜，騷塞才能如此幸運。另一位是霍格(James Hogg, 1770–1835)，他以「埃特裡克牧羊人」(Ettrick Shepherd)而聞名，是一位自學成才的詩人兼小說家。霍格在當今的英美學界可謂是炙手可熱，我最初也選錄了他的幾首詩歌，之所以在定稿中放棄，是因為霍格所使用的蘇格蘭方言實在是難以卒讀。除了男詩人，浪漫主義時期女詩人也是著述頗豐。我優中選優，收錄了多蘿西·華茲華斯(Dorothy Wordsworth, 1771–1832)、拉提西亞·伊莉莎白·蘭頓(Leticia Elizabeth Landon, 1802–1838)、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 1758–1800)和簡·泰勒(Jane Taylor, 1702–1824)的作品。多蘿西是威廉·華茲華斯的妹妹，蘭頓和羅賓遜是近年來英美學界極力推崇的浪漫主義女詩人。就名聲而言，簡·泰勒確實是有些微不足道，但她的那首《星》卻是婦孺皆知的童謠，恐怕很少有人連「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都沒有聽過吧？
19世紀英國詩歌的第二個階段是維多利亞時代，也就是1837年至1901年。如果我們非要找出一位最能代表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那這個人非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莫屬。雖然丁尼生的詩歌屢遭後世詩人的詬病，但他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桂冠詩人，寫過歌頌女王的詩歌。他所寫的《悼念哈拉姆》(In Memoriam, 1850)堪稱英國輓歌中的極品。根據詹姆斯·阿里·亞當斯《維多利亞文學史》一書的記述，丁尼生還不滿15歲的時候，就在石頭上寫下「拜倫死了」的字樣，表達他對大詩人拜倫的崇拜。拜倫走了，但英國詩歌的雄風尚在，而承拜倫之衣缽者就是丁尼生。和丁尼生一樣能夠代表維多利亞文學傳統的另一位大詩人應該是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他既是批評家又是詩人，他的那首《多佛海灘》(Dover Beach)流傳甚廣，英美學者對其推崇備至。一位名叫安東尼·海西特(Antony Hecht)的人寫了一首名為《多佛雜種》(Dover Bitch)的詩來戲仿此詩，這從反面證明了阿諾德詩歌的巨大影響力。和丁尼生、阿諾德不同，維多利亞時代的另一位大詩人白朗寧(Robert Browning，1812–1889)就顯得有些前衛，他的詩歌大量運用戲劇獨白(dramatic monologue)，讀起來很有現代主義詩歌的味道。和白朗寧一脈相承的大詩人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他既是小說家又是詩人，他的小說總體上來講屬於現實主義，當然也帶有一定的自然主義傾向。他的詩歌頗具創新意識，為英國現代主義詩歌做了很好的鋪墊。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文學的重頭戲是小說，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們不能因此低估這一時期的詩歌成就。維多利亞時代的詩歌豐富多彩，用正統和非正統兩條線難以釐清。維多利亞時代早期有創作政治性極強的詩歌的詩人，如憲章派詩人(Chartist poets)以及以《穀物法歌謠》(Corn Law Rhymes, 1831)而聞名的艾本奈澤·埃利奧特(Ebenezer Elliott, 1781–1849)。憲章派詩人著力書寫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之下工人階級的苦難，而埃利奧特的詩歌則把矛頭指向代表英國貿易保護主義的《穀物法》(Corn Laws)。《穀物法》保護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卻使得國外價格低廉的糧食無法入境，普通民眾苦不堪言。憲章派詩人在中國學者編寫的文學史和文學選讀中佔有很大的比例，但在英美國家編寫的文學史和選集中所佔比例卻不高。但近年來，英美國家學者也開始關注文學中的工人階級表徵，劍橋大學出版社所推出的「19世紀文學與文化系列」中也開始將憲章派文學研究成果納入其中。考慮到讀者閱讀取向等諸多因素，我沒有大量選入憲章派詩人的作品，只收錄了託馬斯·胡德(Thomas Hood, 1799–1845)的《襯衫之歌》(The Song of the Shirt)，希望這首詩能重新喚起中國學者對憲章派文學作品的關注。除了憲章派詩人和埃利奧特，維多利亞時代還有一位政治性極強的詩人，他就是曾經篤信社會主義並為之謳歌的詩人威廉·莫裡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但是，莫裡斯的詩歌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非政治性的抒情詩。為了展現莫裡斯詩歌的另一面，本書收錄了他膾炙人口的愛情詩篇。同樣，為了展現維多利亞時代詩歌的多樣性，本書還收錄了李爾(Edward Lear，1812–1888)的打油詩，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的兒童詩，克裡斯蒂娜·羅塞蒂(Christina Rossetti,1830–1894)的充滿奇幻色彩的《精靈市場》(Goblin Market)，斯溫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的愛情詩，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eman，1859–1936)的古色古香的抒情詩，以及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的一些雖然宗教意味濃烈但依然具有可讀性的詩歌。為了展現維多利亞時代女性詩人的成就，我收錄了三位最具代表性的女詩人的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英國前拉斐爾派代表人物但丁·加百利·羅塞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的妹妹、維多利亞時代最傑出的女詩人之一克裡斯蒂娜·羅塞蒂，本書還收錄了白朗寧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1861)和艾米麗·勃朗特(Emily Brontë,1818–1848)的詩歌。
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我採用了英漢對照的方式，並對所選詩人作了簡單的介紹。同時，為了減輕讀者的負擔，免除不必要的翻檢之勞，我用注釋的方式為每首詩歌撰寫了簡略的導讀，並對我認為屬於中級以上的詞彙進行了注音和註解。對於英文爐火純青的高手們而言，詞彙注音和註解或許是畫蛇添足，但對於一般讀者而言，這應該是一種便利，它可以有效地幫助讀者戒除猜發音、猜詞義的不良習慣，藉助導讀和漢語譯文讀懂英語詩歌原文，進而欣賞英語詩歌的音韻美。詩歌譯文是我在閱讀前人譯作的基礎上自譯而成的，我譯詩的唯一目的是幫助讀者欣賞詩歌，別無他求。我多年前就痴迷於詩歌，是一位小有名氣的校園詩人。但由於對詩歌的敬畏，我最終決定以研究英國小說為業，然而我心中一直保留著對詩歌的夢想，保持著寫漢語格律詩的習慣，不求發表，只求自娛自樂。我一直認為，寫詩和譯詩之間有一種默契，不會寫詩的人，所譯出的詩歌多少會缺少一點詩歌應有的韻味。此處以丁尼生的名作《拍，拍，拍》第一節為例，做一些簡要的陳述：
Break, break, break,
On thy cold grey stones, O Sea!
And I would that my tongue could utter,
The thoughts that arise in me.
海浪無情地拍，拍，拍，
拍到冰冷灰暗的礁石來。
縱然這世上有千言萬語，
又怎能表達我憂傷的情懷。
首先，我認為，英文很美的詩歌，漢語譯文也要美，在能用押韻的情況下最好用韻，而且最好是用中國詩歌的韻律，所以譯文採用了aaba的押韻模式。此外，由於這首詩是輓歌，切不可將「啊大海」譯出。第三行和第四行使用了虛擬語氣，一定要把虛擬語氣的韻味傳遞出來，所以，再三思忖之後，我才想出「縱然這世上有千言萬語/又怎能表達我憂傷的情懷」的譯文。詩歌翻譯最重要的是再現原文的意境，一個詞一個詞地去糾纏只會適得其反，這是我翻譯詩歌的切身體會。
王衛新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商務外語學院教授，英國蘇格蘭文學研究會國際委員會委員，英國愛丁堡大學高級人文研究院訪問學者，主要從事蘇格蘭文學研究、文學與經濟跨學科研究。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主持完成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2項，省精品課程建設項目1項。曾榮獲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併入選省高校中青年學科帶頭人培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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