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70年中，經過幾代學者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我國德國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與此同時，為適應新時代我國學術事業進一步繁榮發展的需要，我們對於中國德國史研究的新進展也抱有更多期待。
新中國成立與我國德國史研究的起步
據筆者了解，我國學界早在20世紀初已經出現有關德意志史的譯本，到二三十年代，則在繼續推出哈勒的《德國史綱》等譯著的同時，開始出版一些以編譯和介紹為特徵的成果，其中有中華書局出版的《德國志略》（鄭壽麟著）、《德國史》（盧文迪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德國現代史》（張世祿著）等，它們使我國民眾對德國歷史和文化有了初步了解。但是從總體上看，民國時期的德國史研究基礎薄弱，成果寥寥。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德國史研究開始有所發展。其中，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可謂起步時期。這一時期我國德國史研究成果，一方面集中於以革命和工人運動等為主題的傳統政治史領域，選題包括德國十一月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的策略、19世紀德國工人運動、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鬥爭、德國農民戰爭及恩格斯相關論述、德國帝國主義特徵、德國法西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等，而且相當一部分成果是基於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著作的註解性釋讀，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1848年德國革命的看法、恩格斯關於德國農民戰爭的分析論述、列寧有關德國帝國主義特點的論述等。另一方面，有些研究著力探討美英等西方國家與德國法西斯之間的關係，如美國壟斷資本與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準備、兩次大戰之間英美對德國的扶植和縱容、美國是慕尼黑會議的組織者等。一些研究成果還從歷史角度審視西德壟斷資本與法西斯的關係，指出復活了的西德壟斷資本是法西斯的溫床，揭露屬於西方陣營的聯邦德國的「帝國主義侵略性和危險性」，鼓勵西德人民反對重新軍國主義化等。另有一部分研究則指出蘇聯對德國的積極影響以及德國共產黨的歷史貢獻，充分肯定十月革命對德國工人運動的影響以及德國共產黨反對法西斯專政的鬥爭等，強化「社會主義陣營」的歷史意識。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我國學界已經開始關注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歷史學界的研究動態。諸如民主德國把加強工人運動史研究作為「歷史科學的任務」、民主德國與蘇聯歷史學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西德史學界盛行的結構主義史學等學術動態都受到我國學界的關注和報導。這些介紹和報導表明，新中國的德國史研究從一開始就展示出它的國際性視野。
改革開放與我國德國史研究的繁榮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的40餘年是我國德國史研究繁榮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德國史研究成果數量大為增加，研究領域也出現了從傳統政治史向經濟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拓展，專題史、專門史研究量質齊升，德國通史編撰水平不斷提高，德國史研究的現實關懷凸顯。
第一，傳統政治史研究呈現出轉型性的拓展和深化特點。這種轉型性拓展和深化表現為，以革命、工人運動和戰爭等為關注焦點的傳統政治史研究，開始隨著思想的解放出現拓展和深化，如普魯士道路、德國貴族政治特權、俾斯麥與德國統一、德國統一與德國現代化、德國利益集團與政黨力量消長、德意志帝國高級文官狀況、德意志獨特道路、德國近現代政治與經濟發展不同步、德意志中間等級（小資產階級）與納粹主義、納粹德國反猶政策和大屠殺、當代德國政治教育、戰後德國政治體制轉型和政治民主化、生態主義與德國綠色政治等，皆納入研究視域。這些研究不僅選題範圍廣，而且都有一定的深度和思想性。這一時期也出現了諸如《德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德意志道路》《邁向強權國家》《戰後德國的分裂與統一》等一系列具有研究深度的專著，力圖對近代以來德國政治發展道路及其特點進行系統深入的論述和分析。
第二，研究範圍突破政治、軍事、外交等傳統大政治史窠臼，向經濟史、社會史、思想文化史等領域拓展。在經濟史領域，研究成果分布實現了從中世紀到當代的全時段覆蓋，研究範圍涉及工業、農業、商業貿易和交通等諸多領域。中世紀遠程貿易與德國城市興起、漢薩同盟的歷史影響、16世紀德國在東方的貿易活動、關稅同盟與德國的統一、德國近代鐵路建設、德國工業革命與工業化發展、19世紀後半期德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納粹德國的經濟及經濟政策、納粹德國的農業政策、納粹德國的外貿政策與對華貿易、魏瑪共和國和聯邦德國的企業勞資關係、近現代德中貿易關係等都成為探究對象。一些經濟史方面的專著，如《德國工業化經濟-社會史》《20世紀德國企業代表會體制演變研究》等，也相繼出版。
社會史研究也碩果纍纍。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以下領域。一是工業化與社會發展變化，如德國工業化時期的城市化及其特點、工業化時期德國西部城市的崛起及其影響、工業化時期的德國移民問題、工業化與德國婚姻和家庭形態的變化等。二是近現代的德國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生活，如近代的慈善與社會救濟制度改革、德國失業保險體制的興與衰、德國社會立法與社會保障制度、德國福利國家的困境、德國醫療保障制度的變遷、魏瑪共和國的社會政策等。三是作為納粹德國政治史研究自然延伸的納粹德國社會史研究。相關成果涉及納粹運動與德國青年、納粹德國流亡科學家的洲際轉移、德國新教教會與第三帝國迫猶、納粹德國的婦女政策與婦女等。此外，《德國社會發展研究》《德意志帝國時期城市研究》《戰後魯爾問題研究》《從知識精英到納粹分子》等一系列社會史專著也陸續與讀者見面。
思想文化史研究成果則呈現井噴狀態，而且集中於幾個主題。其一，圍繞宗教改革進行的研究。宗教改革與德國近代早期國家構建、宗教改革與領地國家的發展、查理五世與德國宗教改革、基督教社區宗教改革、德國的教派文化特徵等成果紛紛呈現。其二，有關德國思想文化和教育發展特徵的探討。如德國早期現代報刊發展、德國浪漫主義與啟蒙運動、20世紀德國文化特質、聯邦德國的文化多元主義、德國教育現代化進程特點、聯邦德國的二戰歷史教育等，都成為探討目標。其三，著力於德中文化關係研究。研究涉及德意志帝國晚期和魏瑪共和國時期的中國文化熱、德國的漢學研究、中德學會與德國對外文化外交、20世紀二三十年代留德生與中國文化對德傳播等。其四，德國民族主義發展問題成為研究熱點。如路德宗教改革與德國民族主義、德國文化民族主義探源、啟蒙運動與德國的文化民族主義、赫爾德與文化民族主義思想傳統、德國近代文化民族主義、德國的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德國民族意識的形成、19世紀德國歷史主義民族觀、19世紀末德國民族主義的蛻變、19世紀前期的德國教育改革與德意志民族復興、民族情感與法西斯道路選擇等，皆成為研究對象。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還推出了《普魯士精神和文化》《德國貴族文化史》《德國文化史》《聯邦德國的文化政策與文化多樣性研究》等一系列有關德國文化史的專著。
第三，專題史、專門史研究取得豐碩成果。在德國外交史研究領域，不僅實現了從第二帝國到聯邦德國的長時段覆蓋，而且研究視角寬廣，研究水平提升。俾斯麥統治下的德國對外政策，德意志帝國的殖民擴張政策，威廉二世統治下的德國對遠東、近東和拉美的政策，德意志帝國的國際戰略空間經營，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外交與德國大國地位的恢復，納粹德國對遠東和中東歐外交，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形成及其影響，戰時納粹德國對外宣傳，德法和解與歐洲一體化，聯邦德國的新東方政策，聯邦德國的美國政策，科爾的德國政策與統一外交，德國重新統一後對外政策，德國「文明國家」外交政策，德國的分裂、統一與國際關係等，皆進入探討之列。不少研究成果開始使用一手外交檔案。
這一時期德中關係史研究尤其活躍，研究取向也隨著中德友好關係的發展出現了轉折性變化。相關研究涉及19世紀40年代中國人的德國觀、膠州灣危機與維新運動的興起、晚清和民國時期中國赴德留學生問題、德國克虜伯與晚清軍事近代化以及中國的抗戰準備、費希特民族主義思想和洪堡教育思想對中國的影響、德國軍事顧問團與中德關係、孫中山的聯德活動等，甚至還出版了專論性的《中德關係史論文集》和《中德關係史研究論集》。
有關德國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的研究成果也迅速增加。主要研究成果涉及德國民族意識成長與史學變革、20世紀末聯邦德國史學流派爭議、聯邦德國重要歷史學家、德國的公眾史學、聯邦德國歷史社會科學流派的崛起、中德歷史主義學派比較、民主德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德國的批判史學與社會史研究等，使我們對德國史學史和史學理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第四，折射我國德國史研究綜合能力和總體認知的德國通史編撰水平不斷提升。由於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在新中國成立長達40多年的時間裡，我國一直缺乏本國學者編撰的德國通史。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德國通史類著作開始面世。
1991年，由全國著名德國史研究學者集體編寫的《德國通史簡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國學者編撰的第一部德國通史，儘管該著作結構布局不盡平衡，基本上囿於政治史，且內容編排過於厚今薄古，但該著作的出版顯然具有裡程碑意義。它表明我國學界已經開始嘗試對德國歷史進行整體性把握和認知。1995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德國史綱》。該書雖然只是「一本簡明通史」，且結構布局依然厚今薄古，但它突破了德國通史敘述的1945年傳統下限，開始將德國重新統一作為敘述的終點。
邁入21世紀後，我國德國通史編撰再上新臺階。2002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推出單卷本《德國通史》。該著作最大的亮點在於，以民族和民族國家形成及發展為主線，清晰敘述了從史前到兩德統一的德國歷史。雖然該書仍未突破政治史為主的範式，但就其思想性和寫作功力而言，顯然代表了當時中國德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200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德國：從統一到分裂再到統一》。該著作的特色在於，本著以史為鑑的目的，將德意志國家興衰及其原因作為關注點，敘述了從德意志國家形成到20世紀末的德國歷史。其缺憾在於，古代中世紀部分比較單薄，涉及領域也不夠全面。201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德國史》敘述了從遠古到默克爾政府執政為止的德國歷史。雖然全書大政治史色彩仍很突出，但調整了以往過於偏重近現代史的結構布局，是一大進步。此外，這一時期還出版了《德國簡史》等通史類著述。2019年初，值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我國德國史學界主要學者集體編撰的大型六卷本《德國通史》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該通史在吸收最新資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突破民族國家史的窠臼，以歐洲和世界文明進程為背景，考察遠古以來直到21世紀初德國獨特的歷史發展，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是目前為止中國學界推出的最為全面系統的德國通史著作，表明我國學界對德國歷史發展的總體認知和把握達到了新高度。
第五，響應社會需求，彰顯現實關切，是這一時期德國史研究的一道獨特風景。這一時期，從比較視角考察德日兩國對待歷史的不同態度是研究熱點。諸如德國政界和史學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批判性歷史反思、戰後德國史學界對納粹大屠殺的反思、德日兩國對二戰歷史認識的差異、戰後初期西佔區德國人的歷史反思、日本與德國對二戰的不同態度、日德兩國不同戰爭史觀的文化成因、戰後日德認罪態度差異形成的外因、德國和日本戰後認罪態度及賠償問題比較等，皆成為學者們熱烈探討的對象。人們試圖通過比較研究，從歷史角度敦促日本深刻反省對亞洲各國人民犯下的戰爭罪行，正確面對歷史。
我國德國史研究的展望
「歷史是畫上句號的過去，史學是永無止境的遠航。」過去70年，我國德國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和進步有目共睹。但是，相較於國際史學界，我國德國史研究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我們對於國際學術界有關德國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動態關注尚不夠全面；對於國際史學界有關德國史研究的最新動態反應有些滯後；德國史研究的中國視角還不甚鮮明，中國特色彰顯不足，社會關懷意識還需要加強。具體而言，以個人陋見，我國德國史研究還可以在以下方面做一些新的努力和探索。
一是更全面了解德國史學界為代表的國際史學界研究動態，清除德國史研究的學術盲區。例如，長期以來我國學界多進行德意志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史研究，卻鮮少關注在德國史學界長期佔據重要地位、近年來更是異常活躍的德國地方（地區）史研究。
德國地方（地區）史研究和書寫有著久遠的傳統。19世紀中期以前，其主要呈現形式是王朝領地史，各邦君主是地方史編撰和書寫的推動者。他們期望以此喚醒一種邦國的歷史意識，進而與正在追求建立統一民族國家的政治文化之間形成一種平衡。因此，領地邦國史研究和書寫曾經繁榮一時。
1871年以後，隨著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地方（地區）史開始轉向為現代德意志統一民族國家中「打上地方烙印形態的『德國史』」，成了地方效忠傳統的文化象徵。19世紀末，地方史研究和書寫在「鄉土運動」推動下進一步發展，以鄉土史形式承擔起突出地方獨特性的功能。它在統一的德意志帝國框架內促進地區的獨特性認同和國家的文化多樣性，強化地方歷史的重要性和繼承性。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德意志帝國時期出現了編撰鄉土史和地方史的熱潮。
一戰結束後，戰敗的德國被迫割讓大片領土，同時還面臨著法國和比利時鼓動下的西德萊茵地區分離主義和東德地區不穩定的形勢。因此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為了反對西部分離主義，鞏固東部地區，地方（地區）史研究提升為促進民族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利器，形成了新的「地方（地區）史」範式。新地方（地區）史範式強調對接歷史與現狀，凸顯地方的德意志民族特性，進而強化德意志意識。德國為此成立了波恩「萊茵蘭歷史概況研究所」、弗萊堡「阿雷曼研究所」和萊比錫「鄉土研究所」等多個地方（地區）史研究機構，推出了許多新地方（地區）史研究成果。
第三帝國時期，納粹當局鼓勵將地方（地區）史研究轉變為邊地史研究，以便為向外擴張提供歷史依據。在這種形勢下，不僅原有的地方史研究機構得到加強，而且在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勞等地新建了邊地史研究機構，出版《德意志地方和民族研究檔案》《德國地方史報》等報紙雜誌，為納粹德國的對外擴張搖旗吶喊。
二戰結束以後，德國在四大盟國分區佔領的基礎上分裂為東西兩個德國。德國的傳統疆界再次發生重大變化，東部疆界大幅度西移至奧德河一線。與此同時，整個西歐卻在向一體化邁進。結果，當東部一些傳統德意志地區成異域之地時，法、比、盧、西德交界的西歐地區卻打破傳統國家疆界，形成了聯繫密切的經濟一體化地區。而德國本身也因分裂而使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關係受到阻隔。與此同時，德國地方（地區）史研究開始跨越國家和其他行政管理疆界，形成了將各種地理空間作為歷史研究聚集點的新範式。擁有共同的文化、經濟和地理等要素的地區，成為德國地方（地區）史研究關注的對象。「中東歐」「中歐」「中南歐」等成為地方（地區）史的研究範圍。這種新範式的一個重要功能在於，它擺脫了民族國家疆界的羈絆和束縛，繼續在「地區史」之下挖掘已經處於異域的德意志文明因子，追尋曾經的德意志民族和文化歷史蹤跡，同時適應於區域一體化的時代潮流。
由此可見，在德國史學界，地方史研究與德意志民族國家史研究形成了一種有益的互補，不僅強化了對德國地方歷史傳統和文化多樣性的保護，而且有助於挖掘地方歷史中具有共性特徵的德意志文明因子，進而升華對德意志民族的認同。有鑑於此，我國學界若要進一步深化德國史研究，顯然不能再滿足於德意志民族國家史層面的研究，而應當走進德國地方史研究領域，探幽發微，了解德國各個地方（地區）的個性歷史發展。唯有此，才能更全面深刻地認識德國歷史的發展。
二是密切關注國際德國史研究的最新動態，有鑑別地引入新的研究範式，拓展新的研究領域。
歷史是時代的歷史。近年來，與經濟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發展趨勢相呼應，德國歷史研究和書寫也出現了明顯的全球史、歐洲比較史、區域史範式轉向。以全球史範式為例，2004年起由德國斯圖加特克勒特-科塔出版社推出的最新第10版大型德國通史類著作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冊》可謂典型。該通史放棄了以民族、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為基本線索的書寫傳統，將德國歷史置於歐洲史語境和全球史視角下加以敘述，同時突出德國在歐洲乃至全球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和角色。這種書寫範式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因強調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帶來的消極影響，有利於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和解共榮。此外，近年來德國史學界在歐洲比較史方面也推出不少研究成果，譬如從「民族與情感」角度比較審視19、20世紀德國與法國的差異，從國際比較視野下的歐洲歷史圖像、記憶和歷史政策探究各國在「過去」問題上的爭論和分歧，在比較視角下研究歐洲各國的法西斯運動等。這些基於歐洲平臺或區域空間的比較研究顯然有助於更準確地定位德國歷史，深化對德國歷史問題的思考，推動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在「知己知彼」基礎上的相互理解。我國德國史研究在上述這些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我們應有分析、有鑑別地吸收國際德國史學界的新理論、新範式，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的德國史研究體系。
此外，我國德國史研究還面臨著拓展新的研究領域的問題，其中進行民主德國史相關研究就非常迫切。很顯然，1949－1989年的民主德國歷史是德國當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缺乏民主德國史的當代德國歷史是不完整的。誠如德國著名史學家維爾納·康策所言，1945年以後的德國歷史書寫「絕不能僅僅局限於聯邦德國的範圍，而必須涉及整個德國」，包括民主德國歷史。正因為如此，兩德統一後，民主德國史成了聯邦德國史學界的研究熱點。然而，我國史學界迄今為止對德國當代史研究基本上聚焦於聯邦德國，對於民主德國歷史的關註明顯不足，研究成果鮮少且質量有待提升。
三是要更加突出中國意識，積極回應社會關切，進一步彰顯經世功能。
當今中國正處於現代化轉型之中，面臨著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之下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傳承與發展關係的問題。作為當今世界自然環境保護和傳統文化保護的典範，德國在現代化轉型中對環境保護、傳統文化保護等方面的探索，可以成為資鑑於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他山之石。我們亟須加強這些方面的針對性研究，但我國德國史研究在相關領域涉之尚淺。
德國史學界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涉足環境史研究，近年來更是成果迭出，如「德國環境保護史」「德國國家自然保護」「景觀與德意志認同」「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的自然政策」等，皆成為研究對象。這些基於歷史視角的環境議題研究，不僅提醒人們要關注環境，也為德國政府制定科學的環境政策提供了歷史依據。德國學界還從歷史維度推出了「紀念物維護與管理」「自然與技術關係視角下的現代文明批判」「德國的鄉土保護與村落規劃建設」等諸多研究成果。這些研究一方面對我國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了參考，另一方面也對我國德國史學界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綜上所述，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德國史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和可喜的成就。但是，我們不能滿足於此，而當放眼世界，立足中國，既要於國際德國史學界前沿中尋找差距，又要凸顯中國特色，關懷中國現實，服務於我國文化強國建設。
（作者：邢來順，系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