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發言
極端民族主義：愛國還是誤國
在提到民族主義的時候，許多人都會提示，要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加以區分。事實上，這兩個概念在很多情況下是容易混淆的，也致使許多憤青披上「愛國主義外衣」而變得刀槍不入。這與美國在「9·11」之後將批評政府的聲音視為「不愛國」有異曲同工之妙。
極端民族主義愛國嗎？
著名政治學者甘陽先生曾經在一篇文章裡引用英國政治學家米訥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義》中的觀點來解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不同。
米訥格認為二者的區別在於，愛國主義是熱愛本國的現實狀況（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現為抵抗外來侵略以捍衛現實存在的祖國；反之，民族主義則是致力於實現祖國尚未達到的理想目標（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如上所述，民族主義本身無可厚非。但在全球化時代，如何引導並建構一種健康的民族主義則已經成為一個嚴肅的課題。而民族主義憤青所代表的謾罵式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則恰恰是在這個過程中應該警惕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排外式的憤青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社會學家李明水對本報記者說。
民族主義憤青遮蔽真理談論
李明水分析說：「中國最開始的極端民族主義是從《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開始的，此後中國的一批極端民族主義者就紛紛出書立說，對西方說不。當這種排外情緒廣泛瀰漫開後，往往伴隨著高漲的愛國主義，讓人無法對他們進行批評。而任何反對它的人都會被吞噬。」
這些例子裡最著名的莫過於「對日新思維」。在一些專家提出「對日新思維」後，立即被指斥為「漢奸」，網絡上群情激昂。以至於事件過去了這麼久，當記者想就一個選題採訪日本問題專家時，許多人還是戰戰兢兢，一位中國社科院的日本問題專家對本報記者說：「現在說話要小心，否則反彈太大了。」
當正常的學術探討被冠以更多的政治意味，已經沒有多少人敢於表達自己的觀點。與之相反，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的憤青則容易被人們奉為英雄。北京的學生程廣至今回憶起中學時期看《中國可以說不》的場景，仍然熱血沸騰，「覺得這些作者真給中國人長臉。」
事實上，魯迅先生早在許多年前，就提出要警惕在愛國主義外衣包裹下的民族主義。先生稱他們為打著愛國旗號的「愛國賊」。「『愛國賊』對中華民族的危害一點也不亞於『賣國賊』，對中華民族的負面影響也更為深遠。『愛國賊』因為披著愛國外衣的緣故，對國民有很大的欺騙性，經常被國民誤認為是『民族英雄』。
學者認為極端民族主義其害有四
政治學者蕭公秦對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是要加以反對。他分析說，首先，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危機形成一種深層的「受害意識」，這種「受害意識」固然是激發我們民族奮力爭取富強的精神資源，另一方面，基於受害的歷史記憶而產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現實的溫和冷靜的態度，將在這種非理性的情緒狀態中被解讀為「對外軟弱」，解讀為委曲求全的「綏靖主義」。到頭來，連務實的主政者也會被逼得要「順應」從極端民族主義的潘多拉盒子釋放出來的「民意」，被迫以剛性對抗來作為解決複雜國際關係的基本選擇。
其次，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這種激憤民族主義將有可能走向「閉關鎖國論」。實際上，自明清以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就存在著閉關鎖國的價值傾向，近代以來的民族生存危機的壓力又者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傾向。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以唯我獨尊的左派原則來解讀不同文化的價值衝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極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閉關鎖國論」又必然與極左思潮的死灰復燃相聯繫。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以後，海外新左派電子雜誌《中國與世界》，甚至把1963年陳伯達主持撰寫的「反修」文章《六評》祭出來，反對當今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對人們心理的控制，反過來又會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別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態度的反彈，並使該方中的理性現實的聲音同樣受到壓抑。
第四，在極端民族主義支配的精神氛圍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機會主義者。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利用民眾的情緒，轉移人們對經濟改革與社會問題的注意力。前蘇聯國家就出現過這樣一種趨勢。當然，這種情況目前還沒有在中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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