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閱讀
摘要：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媒體、民眾幾乎一邊倒地叫囂「膺懲暴支」，日本政府宣稱七七事變是中方有計劃的「武裝抗日」，決定附和軍部「擴大派」，伺機擴大侵華戰爭。然而，戰後東京審判以大量史料證實七七事變是日本陸軍計劃、煽動和陰謀製造的產物，還原了事變真相，對日本人的七七事變認識產生了一定影響。日本保守學者雖從推卸侵華戰爭責任出發，認為七七事變具有偶然性，是第二十九軍士兵開了事變「第一槍」，但也不認同右翼分子提出的所謂中國共產黨「陰謀」說、國民黨責任說、共產國際和蘇聯責任說等奇談怪論。日本進步學者雖與中國學者的七七事變認識也不一致，但以承認日本侵華戰爭性質和戰爭責任為前提，這是開展中日學術交流和共同研究的基礎，從而為縮小中日歷史認識差距和擴大共識創造了條件。
關鍵詞：七七事變 歷史認識 共同研究 中日關係
1937年7月7日晚10時40分，日軍在北平西南郊外的盧溝橋夜間演習時，以所謂「不明槍聲」和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失蹤」（但僅僅20分鐘後便平安歸隊）為由，強行要求搜查中國軍隊駐守之宛平城，並在雙方代表談判之際發動攻擊，挑起七七事變，拉開了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序幕，激起中國軍隊和人民的奮勇抵抗，「成為中國全民族抗戰的開端」。[①]因此，中日學界極為關注七七事變，並取得豐碩研究成果，但彼此對七七事變的認識並不完全相同，在事變原因、「不明槍聲」、事變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等方面存在差異。[②]中國學界在批駁日本右翼分子、保守學者歪曲史實的基礎上，客觀、理性地與日本進步學者就認識差異進行商榷和討論[③]，並開始關注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媒體的報導、民眾的反應。[④]那麼，戰時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七七事變，戰後有無變化，以及日本人的七七事變認識對中日關係和七七事變研究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筆者擬就此做一番探討，以求教於方家。
一、戰時的「膺懲暴支」論
七七事變爆發翌日，即7月8日開始日本各大媒體連篇累牘地報導所謂事變情況，指責中國軍隊「非法射擊」、「挑釁」，強調日軍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應戰」，完全不顧日軍非法進駐豐臺和頻繁軍事演習、挑釁中國軍隊的客觀事實。如，號稱秉承「不偏不黨」立場的《朝日新聞》，於7月8日以「號外」報導：在北平盧溝橋外進行夜間演習之日軍，遭到中國駐軍數十發子彈的「非法射擊」[⑤]，目前雙方交涉破裂，陷入戰鬥狀態。《東京日日新聞》更是一日數次報導七七事變，認為是中國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第二一九團第三營對日軍實施「非法射擊」，而日軍「隱忍自重，沒有反擊」，只是在要求中方道歉被拒後才「開始應戰」；此後經中日交涉，決定各自後撤，但「中國軍隊毫無撤退誠意，並再三向我軍攻擊」[⑥]，將日軍挑起事端的責任完全嫁禍給中國軍隊。
不僅如此，日本媒體呼籲政府派兵「膺懲」中國，煽動民眾的侵華戰爭狂熱，動員他們支持擴大對華戰爭。7月11日，冀察政務委員會與當地日軍達成停戰協議後，北平戰事暫時有所「緩和」。然而，《東京日日新聞》連續發表文章，以所謂中國軍隊經常違反停戰協議，國民政府對日態度「惡劣」、毫無「和平」誠意，蔣介石已經調派中央軍北上等為由，鼓吹為保護日本在華北的居留民有必要出兵中國，以示「膺懲」。[⑦]《中央公論》、《改造》等雜誌更藉口通州事件，連續刊文譴責中國軍隊，咒罵他們「如同魔鬼、畜生」，甚至「畜生不如」[⑧]，煽動日本民眾對中國軍隊的仇視情緒。《朝日新聞》設立專欄，報導社會各界的「國防獻金」、後方支援等「赤誠報國」活動，超前性地動員民眾捐款捐物、慰問「出徵」官兵，在日本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出現了「舉國一致」的戰爭狂熱。
近代以來長期受軍國主義思想薰陶的日本民眾，在媒體的宣傳、鼓動下認為七七事變是中國軍隊「挑釁」日本軍威，「不守信用」地破壞日本在華「合法利益」，故積極捐款捐物，甚至請纓參軍，支持政府出兵中國，「膺懲暴支」。如，日本紙業大王、「大川財閥」的創始人大川平三郎雖於1936年去世，但其遺屬獲悉七七事變爆發後，仍以大川名義捐款100萬日元，支持日本政府擴大對華戰爭。[⑨]政府官員、公司職員、普通工人、各地農民等紛紛捐款，小學學生還捐出平日積攢的零花錢，甚至 99歲的石塚老太太也捐款5元。[⑩]《朝日新聞》還發起「軍機捐款運動」，鼓勵國民「為國分憂」，在短短十天內便募捐290多萬日元。日本各大城市的中小學學校，不僅組織學生開展街頭募捐，而且統一安排學生為那些「出徵」士兵寫「慰問信」、製作「慰問袋」[11]，鼓勵他們「為國奮戰」。日本國防婦人會、日本愛國婦人會、全國小學女教員聯合會等婦女團體紛紛出動，組織遊行、參拜神社、開展募捐、慰問傷兵、安撫軍屬、縫製祈願「出徵」士兵平安的「千人針」[12]，發揮日本後方社會對侵華戰爭的「支援」作用。一些青年學生請纓入伍，預備役軍人要求到前線參加戰鬥，山口縣下關市甚至成立了「老年敢死隊」[13]，支持侵華戰爭的呼聲逐漸瀰漫日本社會。
日本之中國駐屯軍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即七七事變當晚夜間演習之日軍，其中隊長清水節郎在「筆記」中描述了事變爆發的情形。他在晚上10時半左右傳令演習中止之後，突然聽到從後方傳來幾發步槍實彈射擊的聲音，立即命令部隊集合，發現一名「士兵失蹤」，於是一面搜索，一面向第三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報告，但「失蹤」的士兵很快就被發現。一木則以電話向在北平的牟田口廉也聯隊長報告「士兵失蹤」和中國軍隊的「非法射擊」情況，同時率領大隊主力出動，並按照牟田口的命令「把盧溝橋的營長喊出來，進行談判」，而清水中隊長則按照一木的命令伺機佔領一文字山。[14]這段描述疑點叢叢，既無確鑿證據，更無中方之反饋信息，尤其是「失蹤士兵」志村菊次郎僅20分鐘後便平安歸隊，日軍不再以「士兵失蹤」為由，而是以調查「非法槍擊」為由提出強硬的入城要求，且在與中方談判中炮轟宛平城，攻擊中國軍隊。
7月8日晨5時30分，中日軍隊開始戰鬥，5時54分中國駐屯軍向陸軍省報告昨晚盧溝橋的「射擊事件」和交涉情況，10時20分呈報第一份中日戰鬥報告[15]，而陸軍省內圍繞如何處理七七事變產生了爭論。陸軍省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等人，根據長期對華強硬施壓總能得到所要結果的自負經驗，認為「機會來了」，主張急調內地三個師團，對華「一擊」，中國政府和軍隊就會屈服，乘機解決中日之間的一切問題，被稱為對華強硬派或戰爭「擴大派」。[16]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長石原莞爾、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軍務課課長柴田兼四郎等人，從對蘇備戰和中國民族意識成長的角度，對發動侵華戰爭持慎重態度，被稱為「不擴大派」。其實，「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爭論，並非爭論要不要發動對華戰爭，而是何時，以及如何發動的問題，即僅僅是急進派與緩進派、好戰派與策略派的區別而已。[17]隨著日本駐華武官不斷誇大蔣介石調派中央軍北上的情報，陸相杉山元更是向昭和天皇進言，出兵中國可以一舉消滅中國的抗日活動，聲稱「事變大約在一個月內便可結束」。[18]於是，「擴大派」的主張逐漸佔據上風。
7月11日，中方為力避衝突而屈辱地接受向日方道歉、處分事件相關官員，不在宛平城、龍王廟駐軍，取締抗日團體等過分要求，但日本政府卻於當天發表了《派兵華北的聲明》。該「聲明」指出：「中國方面的侮日行為接踵發生，中國駐屯軍對此正在隱忍靜觀之中。一向與我合作、負責華北治安的第二十九軍，於7月7日半夜在盧溝橋附近進行非法射擊。由此發端，不得已而與該軍發生衝突。為此，平津方面形勢緊迫，我國僑民瀕於危殆，而我方未放棄和平解決的希望，根據事件不擴大的方針，努力作局部地區的解決。第二十九軍雖曾答應和平解決，但於7月10日夜，突然再次向我非法攻擊，造成我軍相當傷亡，而且不斷增加第一線的兵力，更使西苑部隊南進，同時命令中央軍出動等，進行戰爭準備，對和平談判並無誠意，終於全面地拒絕在北平進行談判。從以上事實說明，這次事件完全是中國方面有計劃的武裝抗日，已無懷疑的餘地。」[19]真是賊喊捉賊、倒打一耙，反誣七七事變是中方有計劃的「武裝抗日」，其實是日本政府以此為藉口決定增兵華北，擴大侵華戰爭。
日本政府關於七七事變的這一說法，是中日戰爭時期日本社會相對普遍、固定的看法，並經媒體反覆宣傳，似乎日軍真是「被迫應戰」、「師出有名」，其實事變的日方親歷者也不認同。七七事變一周年之際，《朝日新聞》組織事變相關者以書面形式參加「盧溝橋事件一周年回顧座談會」，從6月28日至7月8日連續發表參加者的回憶性文章，「佐證」、重複日本政府的觀點。1938年7月，牟田口廉也在《大陸》雜誌發表《談盧溝橋事件的真相》；1941年4月10日，已升任陸軍中將、第十八師團長的他，又在日軍內部資料《關於盧溝橋事件開端的真相》中，發表《中國事變爆發時之真相及其前後情況》，坦率地承認根據他對事變之前北平軍政要員的「監視」和「調查」，當事變爆發之時中國軍政要員既未驚慌失措，也未有任何全面行動，不認為七七事變是中方「有計劃」的行為。1941年7月，一木清直在偕行社編纂部組織的「盧溝橋事件回顧——中國事變四周年紀念座談會」上，指出他是根據牟田口聯隊長的命令，在找到「失蹤」士兵志村菊次郎後堅持強硬交涉，以免降低「皇軍」威信[20]，其實就是「挑釁」，製造擴大侵華戰爭的「事端」。1944年日本敗局已顯，此時懊悔不已的牟田口廉也，常常對人說：「大東亞戰爭，要說起來的話，是我的責任，因為在盧溝橋射擊第一顆子彈引起戰爭的就是我，所以我認為我對此必須承擔責任。」[21]坦承了七七事變的真相和自己的戰爭責任。
然而，戰時日本政府顛倒是非、漏洞百出的七七事變觀，在媒體包裝下大行其道，對日本各界的七七事變認識產生了廣泛影響，甚至可以說延續至今。日本戰敗投降之際，外務省率先焚燒「極秘記錄」。[22]陸軍省從8月14日至16日連續焚燒「機密」文件，同時要求其他政府機關和民間機構焚毀重大軍政決策文件，以消滅證據。[23]因此，七七事變相關的重要決策資料並不多見，目前主要是第三大隊、第一聯隊的「戰鬥詳報」，以及《中國駐屯軍步兵第一聯隊史》、《戰史叢書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等圖書著作和個別親歷者的口述與回憶。這種核心資料的有限性，既給戰後日本學界研究七七事變帶來不便，也給保守學者、右翼分子歪曲七七事變留下了「無限發揮」的空間，從而使原本事實清楚的七七事變，在戰後日本媒體的宣傳下如同謎一樣，眾說紛紜。
二、戰後的認識多元化
戰後東京審判判定日本陸軍「計劃、煽動、實行」了七七事變，對日本人重新認識和反思這一事變產生了一定影響，不少人不再認為這是中國方面「有計劃」的行為，但仍有人故意歪曲事實，將七七事變歸咎於中國駐軍的「非法射擊」。隨著韓戰爆發和日本經濟的恢復，日本右翼勢力「死灰復燃」，一些原日軍參謀或士兵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了一批「戰記讀物」、戰史著作和回憶錄，雖礙於東京審判的結論和歷史事實不再宣稱中方「有計劃」地「挑起」七七事變，但強調中國軍隊的「非法射擊」引起了這一「突然事件」。1953年至1956年，戰時陸軍參謀服部卓四郎，利用戰敗時掩埋的資料，出版了《大東亞戰爭全史》（鱒書房），不僅為戰後被盟軍總司令部禁止使用的「大東亞戰爭」這一帶有日本軍國主義色彩的戰爭稱謂「正名」，而且聲稱中國軍隊對正在盧溝橋演習之日軍的「非法射擊」導致後者「被迫應戰」，因而七七事變對日本而言「是一次突然發生的事件」，否認日本陸軍的「計劃」與「煽動」。
父親作為陸軍司政官戰死菲律賓的秦鬱彥，曾在東京大學跟隨丸山真男學習戰爭史，後因確診肺結核而休學一年，但就在休學期間，他到巣鴨監獄直接與被收監的包括甲級戰犯在內的原陸、海軍人進行交談，獲得一些資料，在1961年出版《日中戰爭史》。他在書中引用《清水節郎筆記》，認為中國軍隊數度向演習之日軍「非法射擊」，一再「挑釁」日軍，導致七七事變爆發[24]，該書已經河出書房新社發行3版、原書房發行1版，在日本社會具有一定影響力。1987年，即七七事變50周年之際，他又片面摘取原駐守宛平城之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第二一九團第三營營長金振中回憶的士兵動員講話，推定「槍擊」第八中隊、打響「盧溝橋第一槍」的，是第三營「第十一中隊中隊長耿錫訓大尉」，且認為其「準確度當在95%以上」。隨後，秦鬱彥輕率地分析說：看著日軍演習就在眼前，堤防陣地上的中國下級官兵對敵意和恐怖的興奮，加之夜間測定距離的誤差、接受命令的條件反射等，「開槍並非不可能」，後又肯定地說中國軍隊「受集合號聲的刺激產生了條件反射開了槍，但發現日軍沒有進攻，便停止了射擊」，且武斷地認為金振中雖得知部下開槍，但為逃避違反命令的責任，只能堅持「沒有開槍」說。他宣稱第二十九軍士兵偶然開槍說，已是日本學界的「定論」。[25]
七七事變時任日本駐華大使館武官輔佐官、後曾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長的今井武夫，在1964年出版《中國事變的回想》，雖也認為中國軍隊的「非法射擊」挑起事變，但又隱隱約約透露是日本軍國主義的長期策劃和陰謀使然。他從1937年6月近衛文䜆組閣和日中關係的「險惡」處境出發，特別是陸軍省軍事課的岡本清福，受石原莞爾等人的秘密委託，視察中國駐屯軍青年軍官的動態，防止在華北重演「柳條溝事件」等異常行為中，有所察覺華北局勢的危險。因為「那時候，東京政界的消息靈通人士中，流傳著這樣的謠言：七日深夜會在華北重演柳條溝事件」，所以無論日本政府還是軍部的「一部分消息靈通人士，似乎就不約而同地秘密派人去考察了一番」。1937年7月6日晚，今井武夫受邀到原國務總理靳雲鵬的秘書長陳子庚家赴宴，「巧遇」冀北保安總司令石友三，而石友三突然表示若中日衝突，希望日軍不要進攻他的部隊。今井武夫事後感慨，若將石友三的話與東京的消息靈通人士中流傳的謠言，「只是看成單純的不謀而合」，那麼未免太巧合了[26]，暗指東京方面的策劃與準備。
戰後日本右翼分子不僅否認日軍的「計劃」和「煽動」，而且胡說七七事變是中國共產黨的「陰謀」。原中國駐屯軍第二聯隊陸軍中尉桂鎮雄，在東京審判期間為混餚視聽，曾向記者表示「七七事變的當事者是中國共產黨」，他們派人在7月7日夜潛入對峙的中日兩軍之間同時向中日雙方開槍[27]，挑起事變。自稱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收留的葛西純一，在返回日本後聲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行的《戰士政治讀本》中，記述了劉少奇遵照中共中央指令指揮一部分堅持抗日救國的學生製造了七七事變。[28]岡野篤夫指出七七事變是7月7日晚至8日晨之間的事情，而當時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卻於8日向全國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如此迅速顯系「事先準備」，認為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陰謀製造」七七事變的證據。[29]坂本夏男根據平尾治自費出版的回憶錄——《某特種情報機關長：我的短暫青春》，「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中國駐屯軍的特種情報班，在7月7日深夜截獲一份從北京大學院內發往延安的緊急無線電報，且連續三次以明碼發報，內容是「成功了」，雖然發報者、情報源和情報路徑不詳，但「成功」地挑起了中日兩軍的衝突[30]，以此「旁證」中國共產黨「陰謀」製造了七七事變。
這些毫無根據的「推測」，純屬胡亂編造，自然錯誤百出，不用說日本進步學者，就是保守學者也不以為然，公開批駁其荒謬與錯亂。秦鬱彥指出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組織部部長彭真等人，在1937年4月返回延安，出席5月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而七七事變時他們仍在延安，不可能現場「指揮」和「陰謀」製造事變；至於中國共產黨籤署日期為7月8日的全國通電，實際上真正發出時間為7月12日或13日，批評以所謂迅速發表通電作為中國共產黨打響「七七事變第一槍」的論據是沒有道理的。[31]於是，一些右翼分子又根據七七事變時任北平特務機關輔佐官寺平忠輔的回憶，誣衊中國共產黨指揮以清華大學為主的抗日救國學生，潛入中日兩軍交戰地帶，燃放爆竹以刺激中日軍隊，企圖擴大事態[32]，將中日戰爭擴大化的責任栽贓給中國共產黨。山內一正更是荒唐地說：周恩來總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宣稱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日軍與國民黨軍之間開槍，導致他們互不信任，阻止他們籤訂停戰協定，所以才有今日之勝利。[33]當有人要求他出示這一「論點」的證據時[34]，至今也未見他提供任何證據。
還有些右翼分子「獨闢蹊徑」，胡亂聯繫，將擴大中日戰爭的責任歸咎於共產國際和張克俠的「對日作戰計劃」。波多野乾一在《中國共產黨史 資料集成》中，記述了七七事變爆發後共產國際發給中國共產黨的所謂「指令」，即「力避局部解決，引向日中全面戰爭」；「使用一切手段，暗殺對日妥協、背叛中國解放運動的要人」；「將反日運動擴大到全國」；「紅軍協助國民政府開展遊擊戰」等[35]，但保守學者絞盡腦汁、使出渾身解數至今也未發現這份「指令」原件，以致秦鬱彥不得不承認該「情報出處不明」，「難辨真偽」[36]，難以證明中日全面戰爭是共產國際的「陰謀」所為。更為荒謬和大膽的右翼學者中村粲，認為身為中共秘密黨員的第二十九軍副參謀長張克俠，制定了「以攻為守」的積極「對日作戰計劃」，即將第二十九軍的10萬兵力編為幾個集團軍，分為北京、天津、察哈爾三個戰區，然後殲滅分散配置於各個地區的日軍，趁機出兵山海關，收復關外失地，而這一作戰計劃獲得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和「支持」，張克俠便積極推動宋哲元和第二十九軍官兵的抗日行動。中村據此「推論」：七七事變偶然的「非法射擊」，源於中共中央「同意」張克俠的這一「對日作戰計劃」。[37]
神戶大學教授、知名進步學者安井三吉，曾長期研究七七事變，尖銳地批判日本右翼分子所謂七七事變是中國共產黨的「陰謀」說。他指出若以張克俠的「對日作戰計劃」作為中國軍隊「陰謀」挑起七七事變的證據，那麼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在1936年制定的《昭和11年度華北佔領統治計劃》作為日軍「陰謀」說不是更有說服力嗎？同理，以國民政府參謀部制定的《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作為國民政府「陰謀」說不是完全可以嗎？認為以張克俠的「對日作戰計劃」作為中國共產黨「陰謀」說[38]，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針對所謂「旁證」中國共產黨「陰謀」說的「成功了」三字明碼電報，安井三吉指出這封電報並非平尾治親自「旁聽」，而是多年之後從其上司秋富繁次郎處聽說的，且中國駐屯軍相關人員的回憶錄、文件中，均未發現這份電報的任何線索；日軍演習之「空彈射擊」與所謂「實彈射擊」之間僅僅幾秒鐘，最多也不過幾分鐘，而此後至8日晨3時25分之間中日兩軍並未發生「衝突」，「7月7日深夜」怎麼就能發報說「成功了」？對於如此重要的聯絡，中國共產黨人怎麼可能用「明碼」且反覆發報？[39]更關鍵的是，直到1941年2月，日軍才能破解中共一部分密碼。[40]因此，以虛構的「成功了」三字電報，作為中國共產黨「陰謀」說的論據顯系「脫離歷史實際的臆想」。[41]
安井三吉考察了七七事變的發端與經過，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的來龍去脈及其傳播路徑，指出該通電實際發出時間是7月13日[42]，強調由於尚未判明究竟是誰開了七七事變「第一槍」，認為中國共產黨「陰謀」說與日軍「陰謀」說「都是錯誤的」，推斷這一事變對於中日雙方而言都是「偶然發生的事件」。不過，他的七七事變「偶發」論與保守學者截然不同。首先，安井三吉的「偶發」論以承認侵華戰爭性質為前提；其次，確認日本在七七事變之前已經制定武力侵佔華北計劃，而七七事變是在此背景下「偶然發生的」；再次，日本應對七七事變擴大為中日全面戰爭負責；最後，強調七七事變「第一槍」的存在及其導致事變的作用，但對日本學界的第二十九軍士兵開了「第一槍」的主流觀點，因疑點較多「持保留態度」[43]，反映了其嚴謹治學的態度。他還提出了七七事變中迄今為止難以解釋的系列問題，如志村菊次郎「失蹤」的真正理由是什麼，牟田口廉也、一木清直命令部隊出動是因為「第一槍」還是「一名士兵失蹤」，這個「第一槍」是7月7日夜的「槍聲」還是8日晨5時30分的「開戰」等[44]，因而希望中日學者共同努力研究七七事變相關問題。
井上清、藤原彰、江口圭一等人的七七事變認識，與安井三吉相似。井上清根據清水節郎聽到從中國軍隊方向傳來「槍聲」的回憶，指出實際上沒有發現彈殼這樣的客觀證據，強調若真是中國軍隊開槍，為什麼不趁機進攻日軍？反倒是日軍以中國軍隊「非法射擊」為由立即進入戰鬥狀態，並於翌日拂曉進攻中國軍隊。[45]藤原彰認為7月7日夜10時40分的「槍聲」，是志村菊次郎因迷路走近中國軍隊陣地而引起的。[46]淺井純指出7月8日晨3時25分的「槍聲」，是因為向豐臺傳令的第八中隊的兩名士兵返回盧溝橋時因聯繫不上中隊，誤入中國軍隊駐守的龍王廟附近，遭到中國軍隊射擊。[47]江口圭一也認可「槍聲」的存在，承認七七事變後日本政府決定向華北派兵，以擴大侵華戰爭，但認為七七事變與九一八事變不同，並非日軍計劃或預謀挑起的，而是「偶發的事件」。[48]伊香俊哉指出日軍以「士兵失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但在「失蹤」之志村菊次郎平安歸隊後，仍強硬要求入城搜查，突出強調「中國軍隊射擊」問題，目的是藉機「對當地中國軍隊予以軍事打擊」[49]，這也被日本政府和軍方「擴大派」視之為擴大侵華戰爭的「良機」。
戰後日本右翼分子、保守學者、進步學者對七七事變的認識，既有相近之處，又有截然差別，甚至同一派屬內部也不盡相同，非常複雜。如，他們大多否認七七事變的歷史「必然性」，認為其對中日而言都是「偶然發生的事件」，但右翼分子胡編亂造，栽贓中國共產黨「陰謀」製造七七事變。再如，日本各界大多認為存在七七事變「第一槍」問題，但主流觀點是第二十九軍士兵開了「第一槍」，個別右翼分子則誣衊中國共產黨派人潛入中日兩軍之間打響了「第一槍」，進步學者對究竟是誰開了「第一槍」持慎重態度。另如，即使保守學者也不認同右翼分子的七七事變是中國共產黨的「陰謀」說，反而與進步學者一樣反對和批駁這一完全脫離史實的奇談怪論。當然，右翼分子、保守學者的七七事變認識，是建立在否認日本侵華戰爭責任的立場上，而進步學者則以承認侵華戰爭性質、確認日本侵華計劃和承擔侵華戰爭責任為前提，這是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日本國內圍繞七七事變的認識尚有如此差距和爭論，中日學者共同研究七七事變的難度可想而知。
三、中日論爭與共同研究
中日學者關於七七事變的學術對話，最初主要集中在七七事變爆發的必然性與偶然性方面。日本右翼分子肆意歪曲歷史事實的荒謬言行自不必論，保守學者甚至進步學者的七七事變「偶發」論，都否認七七事變是日本的陰謀策動，這在中國學者看來就是割裂近代日本既定之「大陸政策」和發動侵華戰爭的歷史連續性，就是否認七七事變和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必然性，就是推卸日本侵華戰爭責任，因而不僅批判右翼分子和保守學者，而且對井上清、藤原彰等進步學者的「偶發」論也持批評式的「商榷」態度。中國學者指出七七事變發生在中國，糾纏誰開了「第一槍」沒有意義，即使有人放了「第一槍」也並非中國人，而是日本人；強調七七事變是日軍蓄謀已久的行動，是實施其既定侵華計劃的重要一環，目的就是要挑起全面侵華戰爭。[50]1987年7月，劉大年等中國學者赴日參加七七事變50周年中日學術討論會，而整個討論會前提就是：「七七事變開端的中日戰爭，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國和中國抗日民族自衛戰爭。」[51]在確定日本侵略戰爭性質的基礎上展開熱烈討論，廣受關注。
然而，隨著日本歷史教科書事件、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歷史認識問題，逐漸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的制約因素，中日學者圍繞七七事變的一些具體問題展開了更加廣泛的討論。曹振威針對日本保守學者的片面觀點或不實之處，指出究竟是誰在七七事變中首先開槍的問題「可以繼續研究」，但在沒有任何可信資料證明的情況下，污衊「中國軍隊非法射擊」，這是毫無根據的推測，「十分荒唐」；鑑於牟田口廉也、一木清直辯解「失蹤」士兵志村菊次郎平安歸隊後，日軍之所以繼續強硬要求入城搜查和發動對中國軍隊的攻擊，是為了維護日軍「軍威」，甚至日本學者將之美化為維護日軍的「面子」，他批評這是「毫不講理的強盜邏輯」，以所謂「面子」、「軍威」為日軍侵華行動辯解是「別有用心」，強調七七事變是「華北日軍」捏造事實、隱瞞真相，「製造中國軍隊向其挑釁的假象，把事態一步步引向惡化」[52]，最終導致中日全面戰爭。孫立祥指出日本右翼分子為推卸七七事變責任，荒謬地提出七七事變「中共責任說」、「國民黨責任說」、「共產國際和蘇聯責任說」，實際上七七事變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既定步驟[53]，是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開端。
長期從事七七事變研究的曲家源，曾就日軍「士兵失蹤」、七七事變的計劃性等問題與日本學者江口圭一、安井三吉進行「商榷」。他認可江口圭一、安井三吉對7月7日夜至8日晨日軍尋釁生變過程的描述，但指出這只是停留在問題的表面，需要弄清楚日軍「士兵失蹤」問題，究竟在日本發動七七事變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於是，他通過梳理七七事變的史實，得出結論：「士兵失蹤」是日軍侵華行動計劃中的重要一環，而作為「失蹤」士兵的志村菊次郎自動停止「失蹤」計劃，短短20分鐘後便平安歸隊，結果使日軍失去了進入宛平城搜查的理由，此後日軍就撕下這塊「遮羞布」，炮轟宛平城，發動了七七事變。[54]1999年，曲家源針對安井三吉的《盧溝橋事件再考：圍繞中國的「日軍計劃」說》一文[55]，指出該文資料更加細密、立論態度更加明朗，但與中國學者爭論的焦點問題也更加明確，即堅持七七事變「偶發」論，否認「日軍計劃」說。他在系統論證七七事變相關史實的基礎上，認為七七事變「是以當年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班為主的陰謀分子精心策劃的產物」[56]，表示不能接受安井三吉的「偶發」論。
2003年，安井三吉出版《從柳條湖事件到盧溝橋事件——1930年代華北的日中對抗》一書[57]，受到中國學者關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勇，認為該書資料豐富，既注重梳理和吸收中日學界的既有成果，又針對中日學界的不同意見呈現出獨特的論辯視角，從分析日本政府和軍部抹煞七七事變真相的政策與戰略入手，深刻揭示了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歷史軌跡。同時，他指出安井三吉以承認日本侵華戰爭性質和戰爭責任為前提，判定七七事變為「偶然發生的事件」，既不容於頑固否認侵華戰爭性質和推卸戰爭責任的日本右翼分子、保守學者，也不被中國學者所接受，使其「一直處於兩線『作戰』境地」，而這部著作就是「由論戰催生的作品」。徐勇在不少問題上贊同安井三吉的觀點，但認為該書忽略了中國學界強調的七七事變是日軍的「挑釁（起）」說，陷入所謂七七事變「第一槍」的繁瑣考據，導致其最後得出了七七事變「『偶發』的不實結論」。[58]
在中日美等國學者組成的「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中，服部聰認為七七事變是在中日關係極其緊張狀態下發生的，雖從戰前日本開展的「華北分離工作」看似乎是日本挑起的，但實際上沒有根據，且通過研究七七事變及日本之應對，發現不存在為發動中日戰爭由當地日軍製造事變的事實，堅持七七事變「偶發」論，但承認日本對華武力威脅與沒有和平解決事變的誠意是導致中日全面戰爭的最大原因。他指出戰前日本將中國駐屯軍增至5800人，並在北平部署一個聯隊，其中一個大隊駐紮北平西南郊的豐臺，而這個大隊就是七七事變的當事者；更關鍵的是，中日兩軍之間時常衝突，且停戰交涉不經外交部門而直接由當地日軍與中國地方政權之間進行，往往是日軍強硬而中國地方政權屈服，這已經成為「常態」，以致中國軟弱成為不少日本人頭腦中的固定形象。七七事變爆發後，「並非不可避免」的中日戰爭，卻因日本政府沒有強力推行和平解決事變的意願和軍部「擴大派」絲毫沒有認識到中國民族意識的成長而走向了中日全面戰爭。[59]
隨著中日學術交流發展和各國學者共同研究歷史取得一些經驗，中日兩國決定從2006年12月開啟政府間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工作，以緩和因歷史認識問題而引起兩國關係緊張和民眾情緒對立，其中的一個難點便是對七七事變的認識。經由中日各10名學者組成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以及該委員會聘請的多名「外部執筆者」的共同努力，至2010年1月完成「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第一階段工作，就日本侵華戰爭性質和大部分史實達成共識，但在一些具體歷史事件的認識上尚存分歧。如，日本學者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中，堅持七七事變的「槍擊事件」是「偶然發生的」，而首次「槍擊事件」之後「失蹤」的志村菊次郎不久平安歸隊的消息遲遲未向大隊報告，是導致此後事態嚴重的原因之一。他們認為中國駐屯軍和關東軍妄圖以七七事變為「契機」推翻蔣介石政權和佔領華北，「以佔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推動了此次事件的發展」，而日本陸軍內部的「擴大派」主張對華「一擊論」，並最終「超過『不擴大派』」，佔主導地位；原本「不希望事態擴大」的近衛首相，「相信如果表現出派兵的強硬姿態，按理說『中國方面會屈服』」，於是無視當地中日兩軍的「停戰交涉」，早早決定派兵華北，致使「其後的交涉工作變得困難」；日本媒體一邊倒地鼓吹「膺懲暴支」，特別是藉助通州事件宣傳中國軍隊「殘暴不法」，「在日本形成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的輿論」，而「抗日氣氛高漲也使得中國方面接受妥協的停戰方式的可能性變小」[60]，結果是走向中日全面戰爭。
中國學者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中，認為七七事變是「由日軍演習時的『槍聲』而引發的，至今為止並未發現有關『槍聲』來自何方的詳實資料，因此，盧溝橋事變作為個案，它的發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強調七七事變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與日本的侵華政策相關」，「從歷史的演變過程來看，盧溝橋事變的發生又帶有必然性」，既一分為二又辯證統一地闡述了七七事變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中國學者指出即使根據《辛丑條約》，豐臺也非日軍的「合法駐地」，何況七七事變之前日軍在豐臺頻頻軍事演習，不斷挑釁中國軍隊的忍受底線，強調不管如何辯解日本國內存在「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爭論，但事實是日本最終採取了擴大戰爭的方針[61]，這是日本侵華政策的必然結果。由此可見，中日學者都認為日本應對七七事變及其引起中日全面戰爭負責，但日本學者細分了中國駐屯軍、關東軍、日本政府和媒體的責任；在七七事變爆發的偶然性與必然性方面，中日學者的觀點雖有所接近，但目前仍存有分歧。
為回應社會各界對「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關心和疑惑，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首席委員步平、委員榮維木，邀請中日兩國委員、「外部執筆者」和相關領域的知名學者，就中日歷史上一些尚存分歧的重大問題繼續「共同研究」[62]，其中就包括七七事變。對此，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教授宋志勇，指出七七事變具有「必然性與偶然性並存的特徵」，即使日本學者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中認為引發事變的「槍擊事件」具有「偶然性」，但也揭示了日本一步步走向擴大侵華戰爭的決策過程，「實際上也承認了事變擴大具有的必然性因素」。[63] 安井三吉根據中國學者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中對七七事變的描述，認為雖然附有條件，但畢竟承認了七七事變「第一聲槍響」的「偶然性」的「可能性」，與他的觀點又近了一步，肯定了通過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工作，「關於日中戰爭的問題，在一些重要且未達成一致的問題點中，有些分歧是在向著縮小的方向邁出了一步」。[64]
中日學界雖長期關注被稱為中日局部戰爭轉向全面戰爭「契機事件」的七七事變[65]，但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才就此開始中日學術對話、交流和共同研究。暫且拋開日本右翼分子、保守學者關於七七事變的無端猜測、瞎編亂造和胡亂聯繫，中日學界圍繞七七事變爆發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七七事變走向中日全面戰爭的原因，以及七七事變中的「第一槍」、「士兵失蹤」等具體問題，展開了學術討論，加深了中日雙方對七七事變的認識和理解，尤其是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工作，更將這些問題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成為此後七七事變研究的學術基礎，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然而，安井三吉就七七事變列出9個迄今為止尚未得到合理解釋的問題[66]，曲家源則從中國學者的角度提出8個問題[67]，這些問題既需要深入研究，更需要中日學界的廣泛交流與探討，才能不斷縮小彼此關於七七事變認識的差距，擴大共識。
結 語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國內近乎一邊倒地叫囂「膺懲暴支」，將之視為出兵中國和擴大侵華戰爭的「良機」，並掀起捐款捐物、慰問「出徵」士兵、請纓參軍等「舉國一致」的戰爭狂熱。日本政府宣稱七七事變是中方有計劃的「武裝抗日」，日本媒體更是散播中國軍隊的「殘暴不法」和「不守信用」，鼓譟擴大對華戰爭。然而，戰後東京審判判定七七事變是日本陸軍計劃、煽動和陰謀製造的產物，還原了七七事變的真相，對日本人的七七事變認識產生了一定影響。日本右翼分子詭稱七七事變的「真兇」，是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共產國際和蘇聯等，「總之，不管是誰，反正不是日本」。如此荒誕不經的說法，即使保守學者也不能接受，反而與進步學者一樣批駁其錯誤言論。進步學者雖在七七事變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事變中的「槍聲」與「士兵失蹤」等問題上，與中國學者的觀點也不一致，但其與保守學者、右翼分子否認侵華戰爭性質、推卸侵華戰爭責任則截然不同，這也是中日學者開展學術交流和共同研究的基礎與前提。
中日學者關於七七事變的學術對話和共同研究，目前具有以下幾個特徵。一是主要依據本國資料，各說各話。中日學者雖已認識到對方資料的重要性，但往往由於對方資料的開放程度、語言問題等客觀困難，仍傾向於使用本國戰時遺留的七七事變相關資料、本國親歷者的回憶錄、口述資料等，自然容易得出本國既定的學術觀點，這樣的學術對話猶如兩條平行線，總是難以靠近。二是在七七事變基本史實已明的情況下，中國學者傾向於定性研究，而日本學者更注重「第一槍」等具體問題的繁瑣考證，導致雙方關注點的錯位與失衡。三是中日學者共同研究七七事變的成果較少，聯合開展深入研究的難度較大，一個重要原因是七七事變核心資料的缺乏。因此，這需要中日學者從縮小彼此歷史認識差距和維護中日和平友好關係的大局出發，一方面拓寬研究視野，廣泛挖掘七七事變相關資料；另一方面努力克服學界既有觀點的影響和本國史觀的束縛，通過國際學術交流和共同研究，深入探索七七事變研究的未知領域，不斷擴大學界共識，進而影響本國民眾的七七事變認識。
基金項目：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工程項目「中國抗日戰爭志」（16KZD021）
作者簡介：徐志民，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歷史學博士。
[①] 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4日，第2版。
[②] 榮維木：《盧溝橋事變研究綜述》，《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第103—108頁。
[③] 曲家源：《再論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的計劃性——兼答安井三吉教授》，《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4期；徐勇：《評安井三吉新著<從柳條湖事件到盧溝橋事件>》，《抗日戰爭研究》2005年第1期。
[④] 王曉嵐、戴建兵：《<盛京時報>關於七七事變報導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05年第3期；史桂芳：《從<朝日新聞>對盧溝橋事變的報導看媒體與戰爭的關係》，《北京黨史》2015年第3期；史桂芳：《日本民眾對盧溝橋事變的反應——對1937年7月<朝日新聞>報導的考察》，《東北亞學刊》2015年第2期；鄒燦：《抗戰初期日本媒體的戰爭宣傳——以<東京日日新聞>為個案》，《民國檔案》2016年第3期。
[⑤] 「日支両軍北平（郊外）で交戦、支那兵不法突如射撃」、『朝日新聞』1937年7月8日、號外。
[⑥] 「馮部隊盧溝橋でわが部隊に突如発砲」、「不遜行為を繰り返す、 支那軍·撤退の模様なし』、『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7月9日、夕刊。「盧溝橋事件交渉、 我要求を容れ解決」、『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7月9日、號外。
[⑦] 「駐屯軍の要求を承認、 噓つき支那、 厳重監視」、『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7月12日、號外；「我平和の誠意を蹂躙、 國民政府不遜なる回答」、『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7月20日、朝刊。「わが隠忍自
重今や限度を越ゆ、 暴戻極まる廿九軍」、『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7月28日、號外。
[⑧] [日]吉田絃二郎「時局に際して思ぶこと」、『中央公論』、1937年第9號、198頁；[日]山川均「支那軍の鬼畜性」、『改造』、1937年第9號、64頁。
[⑨] 「生きる故大川遺族の寄付」、『朝日新聞』1937年7月18日、夕刊。
[⑩] 「夢ぢやなかった三千元の赤面」、『朝日新聞』1937年7月20日、夕刊。
[11] 「激勵電報二千通」、『朝日新聞』1937年7月18日、夕刊；「少年赤十字団獻金」、『朝日新聞』1937年7月20日、夕刊。
[12] 「非常時の街頭風景 ·『千人針』の由來」、『読売新聞』1937年7月17日、9版。
[13] 「愛國ご隠居起つ」、『大阪毎日新聞』1937年7月14日、2版。
[14] 《清水節郎筆記》，復旦大學歷史系日本史組編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4—236頁。
[15] [日]伊香俊哉『戦爭の日本史22 満州事変から日中全面戦爭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年、84頁。
[16] 「河辺虎四郎少將回想応答録」、[日]小林龍夫、島田俊彥、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12 日中戦爭4』、東京、みすず書房、1965年、414—415、418頁。
[17] 徐勇：《盧溝橋事變與不擴大派》，《日本研究》1990年第3期，第56頁。
[18] [日]近衛文麿『失われし政治——近衛文麿の手記』、東京、朝日新聞社、1946年、121頁
[19] [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1966年、366頁。
[20]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變與牟田口廉也》，《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2期，第30、36、37頁。
[21] [日]児島襄『太平洋戦爭』下、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年、119頁。
[22] [日]外務省百年史編纂委員會編『外務省の百年』下、東京、原書房、1969年、1295—1297頁。
[23] [日]吉田裕『現代歴史學と戦爭責任』、東京、青木書店、1997年、129—134頁。
[24] [日]秦鬱彥『日中戦爭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61年、164—167頁。
[25] [日]秦鬱彥『盧溝橋事件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年；[日]秦鬱彥「中國に『盧溝橋事件は日本軍の謀略で戦爭が始まった』と言われたら」、中嶋嶺雄編『歴史の噓を見破る日中近現代史の爭點』、東京、文春新書、2006年、99—106頁。
[26] [日]今井武夫『支那事変の回想』、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8—12頁。
[27] [日]桂鎮雄「盧溝橋事件 真犯人は中共だ」、『文藝春秋』、1988年7月號、132—133頁。
[28] [日]葛西純一『新資料盧溝橋事件』、東京、成祥出版社、1975年、6—7頁。
[29] [日]岡野篤夫『蘆溝橋事件——日中開戦の実相』、東京、旺史社、1988年、282、283頁。
[30] [日]坂本夏男『盧溝橋事件勃発についての一検証』、東京、國民會館、1993年、17—18頁。
[31] [日]秦鬱彥『昭和史の謎を追う』上、東京、文藝春秋社、1993年、167—170頁。
[32] [日]寺平忠輔『盧溝橋事件——日本の悲劇』、東京、読売新聞社、1970年、286—287頁。
[33] [日]山內一正「『唐決』を嗤って過ごせるか」、『動向』1539號、1994年5月、25頁。
[34]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究の現狀と課題」、『歴史科學』195號、2008年12月、3—4頁。
[35] [日]波多野乾一編『中國共産黨史 資料集成』第七巻、東京、時事通信社、1970年、334頁。
[36] [日]秦鬱彥『盧溝橋事件の研究』、280頁。
[37] [日]中村粲『大東亜戦爭への道』、東京、展転社、1990年、394—396頁。
[38]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に関するいわゆる『中國共産黨計畫』説」、『季刊中國』、1994年夏季號、9—10頁。
[39] [日]安井三吉『柳條湖事件から盧溝橋事件へ——一九三〇年代華北をめぐる日中の対抗』、東京、研文出版、2003年、233—234頁。
[40] [日]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北支の治安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68年、383頁。
[41] [日]安井三吉著，郎維成譯：《盧溝橋事件的「發端」和所謂「中國共產黨計劃」說——與坂本夏男商榷》，《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3期，第53頁。
[42]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東京、研文出版、1993年、286—287頁。
[43] [日]安井三吉『柳條湖事件から盧溝橋事件へ——一九三〇年代華北をめぐる日中の対抗』、181、198—199、204頁。
[44]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再考：中國における『日本軍計畫』説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第55巻第4號、1997年3月、105頁。
[45] [日]井上清『天皇の戦爭責任』、東京、巖波書店、1991年、106頁。
[46] [日]藤原彰『昭和の歴史（5）日中全面戦爭』、東京、小學館、1988年、73頁。
[47] [日]淺井純「新証言・盧溝橋事件『運命の銃聲』」、『文藝春秋』、1985年8月號。
[48] [日]江口圭一『盧溝橋事件』、東京、巖波書店、1988年、37頁。
[49] [日]伊香俊哉『戦爭の日本史22 満州事変から日中全面戦爭へ』、80—84頁。
[50] 榮維木：《盧溝橋事變研究綜述》，《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第104—108頁。
[51] 劉大年：《從京都到東京——記盧溝橋事變50周年中日學術討論會》，《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84頁。
[52] 曹振威：《盧溝橋事變爆發真相辨析》，《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67—75頁。
[53] 孫立祥：《日本右翼勢力的「自衛戰爭史觀」辨正》，《東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第124—126頁。
[54] 曲家源：《對「一士兵失蹤」的考證——盧溝橋事變起因研究之一》，《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271—285頁。
[55]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再考：中國における『日本軍計畫』説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第55巻第4號、1997年3月。
[56] 曲家源：《再論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的計劃性——兼答安井三吉教授》，《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4期，第177—202頁。
[57] [日]安井三吉『柳條湖事件から盧溝橋事件へ——一九三〇年代華北をめぐる日中の対抗』、東京、研文出版、2003年。
[58] 徐勇：《評安井三吉新著<從柳條湖事件到盧溝橋事件>》，《抗日戰爭研究》2005年第1期，第230—245頁。
[59] [日]服部聰「盧溝橋事件から南京へ」、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編『日中戦爭の國際共同研究 2 日中戦爭の軍事的展開』、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株式會社、2006年、74—78頁。
[60] [日]波多野澄雄、庄司潤一郎：《日中戦爭——日本軍の侵略と中國の抗戦》，步平、北岡伸一主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近代史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68—271頁。
[61] 榮維木：《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與中國的全面抗日戰爭》，步平、北岡伸一主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近代史卷），第110—111頁。
[62] 劉曉欣：《中日歷史認識的學術對話——基於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對談文章的理解》，《抗戰史料研究》2013年第1輯，第1頁。
[63] 宋志勇：《中日共同歷史研究與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華政策的幾個問題》，《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2期，第23—24頁。
[64] [日]安井三吉：《穩定日中關係的可能性——從塘沽停戰協定到盧溝橋事件》，《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2期，第28頁
[65]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究の現狀と課題」、『歴史科學』195號、2008年12月、3頁。
[66]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再考：中國における『日本軍計畫』説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第55巻第4號、1997年3月、105頁。
[67] 曲家源：《再論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的計劃性——兼答安井三吉教授》，《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4期，第190—1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