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博聞容易強記難。
印象中二者全佔的一個是範曾另一個就是馬未都。
這幾年持續關注馬未都，尤其他的著書立說，尤其《嘟嘟》和《醉文明》系列。
也去過一次他的觀復博物館，著中式襖褲的馬爺，像是民國走來的舊人。
現場聽馬未都背誦《醉翁亭記》，十分流利，緊接著他開始解析《醉翁亭記》。
他說此文寫得極美：一步三嘆搖曳生姿，全是判斷句，文言表達嚴謹，使用詞彙準確。
《醉翁亭記》其實有許多是駢偶句，「而」字用得多，使這些句子的表達方式靈活多變。
例如「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與「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都是六字一句,「而」字的位置不同,句子結構、節奏也隨之產生變化,不顯得呆板。
駢偶句的使用使文章讀來朗朗上口，有很強的音樂美感。
駢句在先秦文章中就有,但不是有意而為的,漢代產生賦這一文體之後,才盛行起來。
到六朝時更發展成為駢體文,而且多用四言六言的句子排比對偶,稱為「駢四儷六」。
中唐以後,駢體文衰落,但人們在文章中仍常用駢句,而且不限於四言六言。
一般的說,一篇文章中僅使用幾個駢句,算不得「駢散結合」,必須使駢句達到一定的數量,才可以算得。
馬未都說這麼美的一篇文章如果真的嚴格按照我們今天語文老師的要求，尤其四百字的一篇文章還不夠字數，高考作文要求八百字，《醉翁亭記》四百字按照要求才寫了一半，再加中間21個判斷句，那麼基本上這個就不給分了。
可你能說這個千古名篇不好嗎？
所以，文無定法是至理名言。
後來他又舉例說《蘭亭集序》，轉換成今天的事件用白話說就是這樣的了：「2016年，農曆是個猴年，夏天來到的時候我們聚會在景山公園的萬春亭，學習好的和不好的全來了，老師也來了同學也來了，這裡也沒什麼高山大河就幾個慢坡幾個土包兒還有幾個死水潭，那水都發臭了，兩棵歪脖樹，每人發一紙杯倒點兒橙汁兒，沒有搖滾樂也沒有樂隊來咱們喝一口說一句也湊活，這一天呢沒有霧霾刮著小風兒。」
這段兒聽得我直樂。
但真實。
大白話真沒有古文那種言簡意賅的美感。
文言和白話，實物是古已有之，名稱卻是近幾十年來才流行的。
兩個名稱相互依存，互為對立面：因為提倡按照口語寫，所以以傳統為對立面，並稱作白話；
因為一貫用脫離口語的書面語寫，所以以革新為對立面，並稱作文言。
文言，意思是只見於文而不口說的語言。
白話，白是說，話是所說，總的意思是口說的語言。
兩者的內涵和關係相當複雜，
五四運動中胡適提倡了白話文，提出「八不主義」。
他的「八不」都是消極的，不要這樣，不要那樣，沒有積極的東西。
「要」怎樣，讓他忽略了一種東西：語言的藝術性。
結果，他的「白話文」成了「大白話」。
他的詩寫：「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實在是一種沒有文化的語言。
黃侃、黃季剛就曾強烈反對白話文。
一次宴會， 胡適滔滔不絕地講墨學。
黃侃為了試一試胡適是否學到了家，便開始怒罵起來。
哪知道胡適的墨學也只是學到些皮毛，聽了黃侃罵他之後，自己也大怒，黃侃因此而嘲笑他。
宴會之後，黃侃講課，說文言文的好處，又把戰火燒到胡適身上。
黃侃講：「如果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
而用文言文則是『妻喪速歸』四字即可。」
1926年7月， 胡適遊歷莫斯科，在給朋友的信中寫到：「到了蘇聯，看到人家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奮鬥，便深深感到中國的『新政客』除了不研究問題，不延攬人才之外，還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沒有理想，沒有理想主義……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的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就足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麼批評蘇聯！」
我查了查，當初激烈反對白話文的兩個人除了黃侃還有一位不懂外文的翻譯家林紓。
1897年，林紓的妻子去世，他很傷心，朋友們就勸他與懂外文的朋友合作來翻譯外文小說，想讓他從喪妻的苦悶中解脫出來。
有個懂外文的朋友叫王壽昌是林紓的同鄉好友。王壽昌曾經在法國留學6年，不但法語精湛，而且文學修養高。
林紓不懂外文，兩人合作的方式是王壽昌口譯，林紓筆錄。
那時，閩江的一小船上常可看到這樣一幅景致：王壽昌手捧原著，一邊瀏覽，一邊口述；林紓則展紙揮筆，進行文學性加工。
林紓耳聰手疾，文思敏捷，經常是王壽昌剛說完一句，他就已寫好一句。一天4個小時下來，記下的文字已有6000多字。兩人合作的第一部小說就是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
因為心境悲涼，林紓常常被故事中的主人公打動，行文也在不經意間添加了對亡妻的思念。
而王壽昌也是性情中人，每次譯到纏綿悱惻的情節，兩人就相對而哭，此事被朋友們傳為笑談。
1899年夏天，譯書《茶花女遺事》公開發售。
一時間，洛陽紙貴，風行海外。在之後的27年裡，林紓在對外文一竅不通的特殊情況下，與魏翰、陳家麟等曾留學海外的才子們合作翻譯共計至少213部西洋小說。
林譯小說是一種意譯，類似於「再創作」，大部分譯作可以看成是優美的古文佳作。
而林紓就是極力反對白話文的代表人物。
儘管胡適在國內受到質疑,他還是堅持新文化,接受新試驗,反對腐朽，放眼看世界。
新文化運動的主戰場上，還有胡適的好朋友陳獨秀 、 李大釗 ，他們的思想與世界文化發展方向相符。
因此，黃侃再罵胡適 ，文言文最終還是成為了歷史，白話文佔領了後來的文化陣地。
「妻喪速歸」也成為文言文與白話文鬥爭的典故。
後來魯迅先生說過要上下四方尋找一種最黑最黑的咒語來咒罵反對白話文的人，但他在書的後記裡寫「時大夜彌天、碧月澄照，饕蚊遙嘆，餘在廣州」，誰能說這是白話文呢？
古人說「無一字無來歷」，是有道理的。
語言是一種文化積澱，語言的文化積澱越是深厚，語言的含蘊就越豐富。
比如毛澤東寫給柳亞子的詩：
「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
單看字面，「落花時節」就是落花的時節。但是讀過一點舊詩的人，就會知道這是從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裡來的：
「岐王宅裡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落花時節」就含有久別重逢的意思。
毛澤東在寫這兩句詩的時候未必想到杜甫的詩，但杜甫的詩他肯定是熟悉的。此情此景，杜詩的成句就會油然從筆下流出。我還是相信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多讀一點古人的書，方不致「書到用時方恨少」。
今天公推的一些五四散文大家，如朱自清、冰心、周作人甚至魯迅等，其實不少文章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初期駕馭白話文的磕磕碰碰。
這批人在中國文學史上最早使用現代白話文創作。
他們本身古文功底深厚，當時放開手寫白話文，沒有任何現存典範標準可參考，開了先路，都值得佩服。
建國後能夠流暢成熟又不失古文雅致的現代白話文寫作，首推汪曾祺，其次孫犁，接下來巴金、楊絳、王世襄等。
非常抱歉，幾乎都是民國過來的。
讀汪曾祺的文字心裡只有舒服和親切。
汪曾祺語言最妙的特點就是清新自然，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矯飾容易，要寫簡單難。
用簡單的語詞表盡意思，還能留下恰到好處的餘味，大概只有汪曾祺。
老實說，追溯一下，是《詩經》才有的感覺。
木心確實另類，是為別的味道，雖然有些篇章讀不起來。
阿城的小說語言好，散文雜文就又未必。
王安憶、賈平凹、閻連科、餘秋雨等可算過關，賈還有特色。
至於現代，當屬沈從文、周作人、張愛玲、老舍、梁實秋等。
廢名、胡蘭成好，但是別樣的好。
曾經看過胡蘭成早期的《西江上》，有自戀拖沓之虞這裡面，沈從文建國後幾無創造，搞了文物研究；
周作人按旨只能翻譯，白髮感慨「壽則多辱」；
張愛玲西去美國，寂寥而終；
這幾人都沒有機會繼續煉化自己的語言。
張愛玲的文感極佳，修辭一流，可惜漸差。
老舍的白話文不以雅勝，而以市井氣、北京味、靈活度佔一席，可惜死得早。
現在呢，我是沒看見真正佩服的。
董橋、余光中只是盡力模仿，模仿到他們自己都覺得像了。
讀多了董橋，現在居然膩了。
典型的港臺文人腔，帶上英式匠氣，勉稱一家，卻也不乏矯揉造作，不宜過譽。
總之，古文白話自清末民初不斷爭論，我個人還是覺得文言文大美。
文言文變成白話文，百多年過去，至今半生不熟，造型的、視覺的作品，也都為難。
就譬如用油畫描繪中國古人，毫無靈氣、仙氣、真氣。
幾天前臨《與朱元思書》：「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裡，奇山異水，天下獨絕 ......"
多好啊！
越讀越美！
還是古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