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顧準無疑是上個世紀末期中國知識份子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如有的學者評價的那樣：「他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良心。」他那科學系統，犀利冷靜，永不妥協的批判精神，今天仍具有不可思議的超前性和理性上的認知價值。
追思他的一生，我們驚奇地發現顧準是如何從一個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充滿批判精神的真正本來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覺完成這個過程是艱難的，但他痛苦地做到了。
顧準生於1915年，四年後爆發了舉世聞名的「五四」運動，當時中國正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關頭。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三千多年來的封建專制統治，但接踵而來的是軍閥混戰。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的現實，不但使「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光復中華」的理想幻滅，而且促使許許多多的仁人志士去認真思考魯迅先生當時提出的「娜拉出走後怎麼辦？」這樣一個重大的社會現實。
更迭的政權，動蕩的時局，客觀上形成了自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以來，中國第二次思想自由的大解放，成就了日後中國現代文學史、藝術史、哲學史、思想史等領域的許多巨匠和大師，同時也造就了中國現代革命史上蔚為大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和功勳彪炳的將星雲集。這當然不是說，那時就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1927年軍閥張作霖就殘暴地殺害了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李大釗，只不過連年的軍閥戰爭，使「城頭不斷變幻大王旗」，暫時無暇顧及對思想和言論的鉗制。
「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巴黎和會」上對戰勝國之一中國的瓜分，消息傳來，激起中國知識界特別是學生的強烈憤慨，以北大為代表的學生首先發起抗議示威活動，隨後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愛國民主運動。
有一種觀點認為「五四」運動的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旗幟也應該是愛國主義，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如果接受這種觀點，「五四」運動和先前林則徐的禁菸運動、義和團運動和在後的抗日救亡運動就沒有多少區分了，甚至和古代歷史上抗擊外族的鬥爭也沒有多大的區別，毫無疑問，愛國是「五四」運動的重要內容，但愛國主義不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更不可能成為「五四」運動的精神旗幟。
「五四」運動的核心和精神旗幟是自由和民主。作為一場自發的政治文化運動，實際上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的，而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就是在政治上反對封建專制，要求自由民主；在思想上反對封建舊禮教、舊道德，要求個性解放；在學術上反對迷信盲從、偶像崇拜，提倡科學精神；在文化上反對文言文、八古文，提倡白話文和文學革命。很顯然，這些內容實質上無一不是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只不過表現形式不同。
深刻了解這段歷史和當時的社會環境非常重要，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背景對顧準今後思想的形成和以後思想的轉變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現代史上愛國主義運動的先河，1925年顧準親歷了「五卅」運動，這是上海人民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首次明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平等權利的革命運動。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激發了顧準幼小心靈中的愛國主義熱情，他和小夥伴們一齊用具體行動來支持「三罷」運動（罷工、罷市、罷課）和抵制外貨的運動，他們打著旗幟，拿著竹筒，走街串巷為罷工的工人募捐。此時顧準才十歲。
1926年十一歲的顧準有幸就讀由中國著名職業教育家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學校以「勞工神聖，雙手萬能」為口號，教師並且經常在課堂上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如「介紹帝國主義依靠租界特權，胡作非為，以及不平等條約帶給我同胞的種種災難等。青年學生經過這些教育，無不引為奇恥大辱，奮發圖強，愛國之情油然而生1。同時在那裡顧準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打下了堅實的英語基礎。
1927年夏天，因為家庭無力繼續負擔學費，顧準在中華職校畢業後，經人介紹進入由潘序倫創辦的立信會計師事物所當練習生。直至1940年顧準參加新四軍，在這漫長的十四個年頭中，除少數時間外，顧準一直在立信工作，並與潘序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聰明好學，勤奮努力，很快就掌握了會計學科這門知識，並攀上了學術高峰。再加上潘序倫唯才是舉，並不囿於世俗的偏見，拘泥甚麼學歷、年齡等條件，對顧準大膽提拔，委以重任。從一個練習生，顧準很快成長為一個會計學者、著作家、教授，成為立信的臺柱之一。並以此為職業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可以這麼說當時顧準的生活條件是比較優渥的，但為甚麼會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他的胞弟陳敏之有一段平實中肯的論述2：
三十年代初期，「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繼發生，當時國民黨政府採取的民族投降主義，對日屈膝妥協，對內矢志剿共，震撼全國；亡國的現實危險，喚醒一代青年的民族覺悟。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有效途徑，顧準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且採取實際行動，從組織馬克思主義秘密小組──進社，到投身到革命的行列，成為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他是一個會計學家，但同時又是一個共產黨人。他的人生目的是實現革命理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顧準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顧準擅長文字工作，參加革命後筆耕不輟，曾用化名，結合自己的職業，對當時的形勢撰寫了不少頗有創見和有影響的文章，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上海職業運動的方針政策。如1939年發表在《職業生活》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上的《上海職員與職業運動》一文，長達近萬字，以大量客觀的材料，詳細地分析了上海職員的現狀和開展職業運動的積極意義。
使人感興趣的是，1926年毛澤東曾經寫了一篇經典性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宗明義地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對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毛澤東把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明確劃分為：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通過分析各階級的經濟狀況以及由此而決定的政治立場和對革命的態度。他在半無產階級中是這樣分析店員的，「店員是商店的僱員，以微薄的薪資，供家庭的費用，物價年年增長，薪給往往須數年一增，偶與此輩傾談，便見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貧農及小手工業者不相上下，對於革命宣傳極易接受。」毛澤東最後總結出：「可知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半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從而實際上發表了中國革命的綱領。
事隔十三年後，顧準在《上海職員與職業運動》一文中，同樣採用階級的分析方法 ，詳細論述了不同階層職員的經濟狀況以及政治立場和對革命的態度。
他認為當時上海的職員大致可以分為這麼三種：舊式商店的職員（日常供給消費品的小商店）、外國洋行、外商企業的職員和在民族工廠的職員。
除了少數高級職員外，對於廣大下層職員，顧準是這樣論述的：「他們大部分收入很低，家庭負擔很重，於是這個月的收入，上個月已經花完。每到發薪這一天，買東西所賒的帳，零星的借款一還，薪水已經完了，下個月開始，重新再借債過日子。」3因此，顧準得出的結論是，「從社會地位與職工福利的觀點上講，工人與職員是絕不能劃分出來的，他們結果會屬於同一階級，也應該屬於同一階級，雖然工人是直接的價值生產者，而職員除少數高級職員如經理、工程師參加分配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外，普通一般職員，或者為附屬生產過程中價值的生產者，或者為商業資本家保障分取剩餘價值。因此，職員的勞動也是我們這社會的經濟構造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是被剝削者。這就是我們在研究上海職員以前，所應該首先做出的結論：『職員與工人階級是不可分離的，職員是工人階級的兄弟』」。根據這樣的結論顧準指出：「在上海職員中他們所佔的比例是如此的大，就使他們不得不成為職員救亡運動的中堅力其量，因為如果舊式店員站在職員救亡運動之外，職員運動就不得不成為殘缺不全，充量只有一半作用的東西了。」4
我們可以看出，顧準完全是用馬克思《資本論》中「剩餘價值」的觀點來分析的。比較這兩篇文章的內容和風格，那時顧準的思想認識是完全和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保持一致的。在整個革命戰爭期間，顧準始終都是一個忠實而又虔誠的布爾什維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