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越南:「中國幹部」和「越南姑爺」的奮鬥與困惑

封面圖 | 越南街頭

「越南製造會取代中國製造嗎？」疫情發生後，全球化被按下暫停鍵，歐美國家紛紛出臺政策，希望製造業回流或更加分散，避免對中國供應鏈的過度依賴，一時間關於中國供應鏈是否會被轉移到東南亞，進而引發中國出口加工業滑坡的話題再度被提起。越南與中國接壤，有許多類似之處。近些年來越南經濟增長強勁，許多外資企業在越南設廠，許多人都在關心，越南會不會像 1990 年代的中國一樣，拿到出口加工紅利從而崛起。

為了搞明白這個問題，外交學院教授施展帶隊去往東南亞實地研究，他發現所謂的「製造業轉移」，不是一個簡單的地理位置變化，實際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而推動這一進程的，是中國的民間力量。在實地調研過程中，他看到一串串經濟數字背後有血有肉的人，尤其是「中國幹部」和「越南姑爺」兩個群體，代表了中國人在全球化進程中尋找機會、努力紮根的群像。

關於中國企業出海、中國製造的形成和演變，已經有太多人解釋過宏觀背景，今天，獲中信出版社授權，我們節選施展教授《溢出：中國製造未來史》中的一章分享給大家，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海外華人如何在異國他鄉漂泊奮鬥，也能從微觀的、人的角度，觀察全球化下的中國製造業。環球同此涼熱，藉由施展教授的一句話，這一章「獻給所有在壓抑中不甘沉淪的心靈」。

本文節選自

施展《溢出：中國製造未來史》

中信出版社出版，內容有刪減

01

中國幹部

往來的大貨車行駛在省道顛簸的路面上，掀起層層塵土。川流不息的摩託車，發岀陣陣的馬達轟鳴聲。我們坐在緊鄰省道的奶茶店裡， 彼此間得大聲喊著對話。一個面相樸實又透著滄桑的男人從櫃檯後面端出幾杯親手做的奶茶，坐到我們對面說：「嘗嘗這個，這是我店裡最受歡迎的產品。」就是這間位於越南南部同奈省的淨圓奶茶店，帶出了我在越南調研中的一個意外發現，並讓我收穫了最多的感動。

這個意外發現，源自我們對胡志明市福建商會的龔會長和沈秘書長的採訪。兩位對我們講了很多他們在越南的有趣經歷，讓我們收穫良多。我們又繼續聊到了商會所在的這個地方一胡志明市平新郡（郡相當於中國的區）。

他們說，這個地方相當於在越新僑的中國城。我們很好奇，既然有「新僑」，那就會有「老僑」，二者是怎麼區分的呢？答案是：在 1975 年南北越統一之前來到越南，並已經獲得越南國籍的，屬於老僑，他們主要聚居在胡志明市第五郡和第十一郡；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來的，則屬於新僑，在胡志明市，有一定數量的新僑聚居在平新郡。

「為什麼平新郡會聚集這麼多新僑？」

「因為寶元鞋廠在這裡，這裡有大量的『中幹』。」

「什麼叫『中幹』？」

「就是『中國幹部』的簡稱。」

「中國幹部？中國的行政官員跑過來了？」

「不是的。你可能不知道，甭管是什麼資的企業，只要是從大陸遷來越南建廠的，管理層裡多半都是從中國大陸帶過來的中國人。當然，這裡最主要的是臺資企業。他們管這些中國大陸來的管理人員叫『陸幹』，『陸幹』們則自稱『中幹』。」

「那能有幾個人啊！為什麼會聚集了這麼多新僑？」

「幾個人？你太小瞧『中幹』了。就說寶元鞋廠吧，它是臺灣寶成集團的下屬企業，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廠，耐克、阿迪達斯在越南都是靠它代工的。寶元鞋廠在越南有好幾個廠區，光是胡志明市這邊的廠區就僱用了 9 萬多名越南工人，在巔峰時期還僱用了幾千名中國幹部！」

「啊？這麼多！為什麼不用越南本地人來管理呢？」

「越南人的管理能力和技術水平都跟不上，從中國臺灣調人又太貴。而這些中國幹部都是寶成集團在東莞設廠的時候培養出來的熟練工人和成熟管理者，既對鞋廠的管理流程熟門熟路，又比中國臺灣幹部便宜很多，是性價比最高的一群人。而且，這些中國幹部在這邊工作幾年，逐漸把人頭、地頭混熟了以後，很多會出來自己創業建廠，給寶元做供應商。」

「那寶元不就拉動起了一大批中國幹部建立的企業？」

「是啊，拉動起 1000 多家吧，其中絕大部分是曾經的中國幹部建立的。」

「數量竟然這麼龐大？！那麼，寶元所需的供應鏈差不多都可以實現本地化採購了吧？而且，這些供應鏈還是掌握在曾經的中國幹部、現在的中國老闆手裡的。」

「是的，寶元基本上從本地採購就行了。這 1000 多家前中國幹部建立的企業，又僱用了大量越南工人，為當地提供了不少就業崗位。」

「那麼，等到這些越南工人逐漸發展起來了，他們也會自己出來當老闆，直接給寶元供貨。那時候，可就沒這些中國幹部的事兒了。就像當年臺資企業到大陸設廠，培養起一大批大陸的熟練工人和管理者， 之後這些人又出來自己建廠，逐漸替代了臺資廠一樣。」

「不一樣的，越南人替代不掉中國幹部的工廠。給寶元做供應商的廠子也需要自己的供應商，需要採購上遊的原材料、零部件。可越南根本沒有那些原材料、零部件，只能到中國去採購。越南人要去中國採購的話，他們在渠道這方面就肯定沒有中國幹部有優勢。所以，中國幹部的工廠是無法被替代的。」

「只有鞋廠是這樣的嗎？」

「不，各個行業都是這樣。服裝鞋帽、家具這兩個行業的中國幹部最多，電子業等也有不少中國幹部。」

「那中國幹部的規模能有多大呢？」

「幾十萬人總是有的。」

寶成集團廠區

這個故事讓我們大吃一驚。中國幹部群體不就是我們在苦苦尋找的，銜接起中國供應鏈與越南組裝環節的微觀載體嗎？可這樣重要的群體居然極少為國人所知，在國內的各種討論中也很少有人關注到他們。

關於中國的「走出去」，過去我們經常看到的多半都是宏大的項目和抽象的數字，較少看到微觀層面的人究竟是如何活動的。欠缺了對於微觀基礎的理解，宏大的項目和抽象的數字便欠缺了實在的活力，也欠缺了與其他國家的民眾相接觸的實際界面。

國內在微觀層面上對海外中國人的關注比較有限，但他們正反映著「走岀去」的中國非常重要卻又沉默無聲的一面，也是讓我們理解中國與世界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側面。具體的人的故事，可能沒有宏大敘事那麼激動人心，卻會讓人在真實的細微處觸摸到人性中糾結著的脆弱和力量。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些中國幹部又是中國巨大的智力資源寶庫。當我們的視野聚焦在宏大項目上時，更多時候採取的是一種己方視角，欠缺了對方視角。國內太少關注項目的接受方是如何理解問題，如何看待世界的，尤其是國內往往只能關注到項目接受方的官方態度（這種態度肯定是歡迎），卻很少能夠關注到當地民間的態度，不知道當地的百姓是如何理解這些政策和項目的。

通常還有個說法是「海外華人」，這是個比較寬泛的概念，既包括定居海外一代以上，已經取得當地國籍的華人，也包括新移民出去的華人，兩種華人的身份認同有很多微妙但重要的區別。書中經常會談到在海外的華人群體，如果用的是「海外華人」，則泛指這兩個群體；如果用的是「海外中國人」，則專指新移民出去的華人群體。

這是個極大的盲區，因為對方真正的民心並不是通過官方態度表達出來，而是在民間的直接感受中的。要真正地理解和把握住對方民間的感受，需要有一系列在地化的知識；要知道什麼是對方所真正需要的項目，以及要讓它們能夠真正有效地落地運作，更需要在執行過程中有進行各種文化調適的能力和經驗，否則很大概率會是事倍功半。

中國在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有著巨大的欠缺。而中國幹部（實際上不僅僅是中國幹部，而是包括各種各樣在海外打拼的華人）由於自己的生存處境，每天都要面對與當地人的各種文化調適問題，在這方面有著巨大的經驗和智慧。這些應該成為中國「走出去」最重要的智力資源寶庫，但是這個寶庫現在大半處在沉睡狀態，沒有被激活。對中國來說，這是對於國民智慧的巨大浪費。

要讓這些海外的國民智慧煥發活力，很重要的一個前提是， 我們需要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所憂所慮，讓海外中國人的聲音與智慧能夠進入中國的公共話語空間中，才能讓國內與國外的思考逐漸打通起來。

02

越南姑爺

在越南的中國人來源很多樣，有跟隨外資或來越投資的中資企業過來的中國幹部，有被國內的工程企業派岀來的工程建設群體，有從國內直接過來創業的，有憑自己的專業技能在越南提供各種服務的……林林總總，合計有幾十萬人。這些人以各種方式與越南的社會產生關聯，他們是如何融入越南當地社會與文化網絡的呢？循著這個問題，我們找到了在越南南部的中國人當中很有名望的彭子豪。

彭子豪來越南之前曾經做過政府公務員，後來辭職到上海創業， 經歷過成功和失敗。資產歸零以後，他跟著朋友到越南做餐飲行業。幾年之後，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進入籤證代理這個行業。由於接觸的人多，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後來又做了商務諮詢。這些經歷，讓他對於在越南的中國人的情況極為了解。2012 年，中國駐胡志明市總領事館首創了領事保護聯絡員制度，讓民間有影響力的僑民幫助領事館做一些與領事保護相關的外圍工作，以緩解領事館人手過於緊張的情況。彭子豪是聯絡員之一，這讓他對官方與民間的各種情況有了更多了解。

彭子豪的各種身份中最令我感興趣的，是他的「越南姑爺」身份。這裡所說的「越南姑爺」並不是指那種住在條件很差、娶不上媳婦的山村，便「買」個越南媳婦的人，而是指在越南工作或投資，與當地女性結婚成家的中國人。這些人多半事業上有所成，條件還是不錯的。

彭子豪說，就他所知，歷年來，以這種形式娶了越南媳婦的中國人的總數應該超過 50 萬，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長期生活在越南，長期生活在越南的有大約 2 萬人，但這也是個規模相當不小的群體了。

彭子豪和太太相識的過程很有趣。他剛到越南 5 個月的時候, 因為打錯電話認識了後來的太太。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兩個人通過查字典看簡訊、發簡訊建立起關係並交往。他們從認識到結婚，正好是 100 天。結婚以後，太太就辭去了在韓國公司的工作，和彭子豪一起經營他的公司。這對彭子豪在越南事業的發展起了決定性作用。

越南傳統婚禮

其實，我最早知道「越南姑爺」這個群體的存在，是聽說了一個「越南姑爺」群，彭子豪是其中一個參與發起人。目前這個群裡大概有 1000 多人，只涵蓋了越南姑爺的一小部分，但這是最有影響力的一部分人。

之所以會成立這個群，與越南姑爺們面臨的一系列共同困境相關。他們需要聯絡起來，相互守望、相互幫助，就共同的問題一起尋找辦法。推動這個群成立的契機，是越南 2014 年的 「5·13 排華事件」。

「5·13 排華事件」讓很多在越南的中國人都感受到危險， 當地成家立業的越南姑爺由於身份的雙重性，面臨更加複雜的困局。住在胡志明市的人還好一些，住在罷工中心地區平陽省的那些越南姑爺， 甚至有家不敢回。因為即便自己的越南家人願意接納自己，他們也無法保證鄰居不會有惡意。一群漂泊在海外、事業上已有所成，並與所在地形成了各種生命性關聯的人，卻在這一刻感受到身份上的多重困境。

當然，「5·13 排華事件」是個極端事件，就日常生活而言， 越南姑爺們並不會面臨這種極端困境。他們要面臨的，有財產上的困境， 還有更微妙的政治和文化身份上的困境，其中很多問題可能稱之為「困惑」更為恰當。

先說財產困境。如果一個人沒有越南國籍，就不可以購買越南土地，買的房屋也只有 50 年產權，而有越南國籍的人購買土地和房屋都能獲得永久產權。所以，越南姑爺們通常都是以妻子的名義購買土地和房屋的。此外，如果一個人沒有越南國籍，要開設工廠便只能在工業園內租用土地，租期只有 50 年；如果有越南國籍，則可以在工業園之外買到有永久使用權的土地，然後建廠。很多自己創業的越南姑爺選擇以妻子的名義購買土地，在工業園外建設工廠。這樣一來，所有大宗財產都在妻子名下，一旦發生婚變，越南姑爺只能淨身出戶。這類故事有過不少。所以，越南姑爺們正努力在當地申請註冊一個非政府組織——國際家庭協會,嘗試以一種更加集體化、規範化的方式來推動政策演化， 保障自己的權利。

但是，財產困境涉及系統性的法律變革，要解決這個問題， 需要漫長的時間。就目前而言，越南姑爺們能主動作為的空間實際上很有限，只能想辦法儘量規避。

而政治和文化身份上的困境，或者說困惑，最核心的就是孩子的問題。

一個問題是，孩子出生後究竟入哪一邊的國籍？越南承認多重國籍，但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同時選擇兩個國籍不可行。不過，這個問題可以拖一拖，因為在孩子滿 18 周歲的時候，他還有一次自己選擇國籍的機會。

但緊跟著的另一個問題是：孩子應該接受什麼樣的教育？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教育會影響孩子的自我認同，也就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他在 18 周歲的時候會如何選擇國籍。讓孩子接受中國教育的話，他有可能認同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越南母親心裡就會很難受；讓孩子接受越南教育的話，他有可能認同自己是一個越南人，中國父親則會很難受。要想父母雙方都不難受，有一個折中選項，就是讓孩子在越南接受國際學校的教育。可這樣一來，孩子可能不知道自己應該認同什麼，孩子又會很難受。於是，這就成了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我在跟彭子豪做訪談的時候，恰好碰到他的女兒放學回來。我便順勢問彭子豪：「你的孩子接受的是什麼教育？」彭子豪說：「我的孩子接受的是輕國際教育，學校是越美合作辦的，英越雙語教學。學校裡，90% 以上的學生是越南孩子，不超過 10% 的外教大多是印度人。我從孩子剛出生的時候，就每天對她說漢語。我的嶽父曾經笑話我，說孩子什麼都聽不懂，你跟他說這個有什麼用啊？但是我不管，堅持每天跟她說漢語。最後，孩子開口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句漢語，這讓我很欣慰。現在，我雖然讓她接受英越雙語教育，但始終讓她學習中文。」

彭子豪的孩子有著雙重的身份認同，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又是越南人，但由此又會遭遇一種特殊困境，就是越南人對中國人的牴觸情緒。她在學校裡經常能夠感受到同學們的這種情緒，心裡很難過，卻不知道應該怎麼回應。孩子回到家裡會問爸爸，為什麼同學們會這樣。彭子豪便努力超越民族和國家的區分，教育孩子用更大的視野和更廣闊的胸懷看待世界。他還說，未來孩子長大後，如果面臨中越之間的利益衝突問題，自己會引導孩子站在更高的角度來思考，理解越南，也理解中國，採取中立態度。這樣一來，孩子就不會被首先教育成一種政治動物，而會首先是一種文化動物，這會是更多包容、更少偏激的一種多元開放的心態。

彭子豪的孩子以後還會面臨一系列的身份困境，但是我相信, 在他那種理念下培養出來的孩子，思考問題的視野、格局、胸懷會比一般的孩子大很多。彭子豪為孩子做的這些努力讓我肅然起敬，我猜想，這也會是很多有想法的越南姑爺的普遍努力。這樣一種視野、格局和胸懷， 本應是一個大國的國民天然就具備的。但現在在中國大陸，這方面還需要很大提升。古語云「禮失求諸野」，在這樣一群身份微妙的海外中國人身上，反倒讓我們看到了應有的氣度。

彭子豪們有這種視野與格局，未必是因為他們的格局天然地就有多麼大，更有可能是因為他們作為身處異國的少數群體，在這種多元的經濟-文化-政治交錯的處境中，會有多重身份，而這多重身份彼此之間可能發生衝突，這些人在內心中自然地就會被逼問一系列問題。而要想回應這些問題，這些人就必須具備一種超越性的視野和格局，這樣他們才能獲得內心的安頓。他們也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有同樣的視野和格局，才能跳脫出彼此衝突的多重身份在內心造成的張力。

這樣一種視野和格局，經常會出現在具有某種邊緣性身份的 人群當中，因為他們會面對主流人群根本不用面對的問題，這反倒會讓他們打開主流人群通常打不開的視野。所謂「禮失求諸野」，很可能因為在「野」之人正是主流之外的邊緣人群，他們不為主流視野所關注，卻保留著或展開著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更有價值的精神世界。

我請彭子豪依照自己的理解，給越南姑爺所關注的問題按照重要性排個序，結果，孩子的教育和培養問題被他排在了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則是如何把越南姑爺之間的資源整合起來，做些更大的事情——因為常駐越南的姑爺通常都有一定的事業，又因為越南姑爺這個身份面臨一些同樣的需求。排第三位的是如何幫助家庭和睦相處。越南姑爺想到的方法是組織各種聚會活動，讓越南媳婦也能互相認識，並進入丈夫的社交圈子，增進中越雙方的了解，形成進一步的多重理解。我以為最重要的財產權利問題，反而被彭子豪排在了第四位。

彭子豪做的這樣一種排序，讓我意識到，自己對海外中國人世界的理解仍很有限。這個群體的身份認同、所愛所感、所憂所慮，都是與他們具體而微的日常生活處境緊密相關的，不在這種處境中的人，是難以直接體會到的。國內對此經常會有各種想當然，乃至因為國內想當然的動作，而給海外的中國人群體帶來意料外的麻煩。

海外中國人這一微觀群體，與所在國每天都在發生實實在在的直接聯繫，與所在國的社會、文化有著深刻的交融，並形成共生的關係。在海外多個國家的調研讓我意識到，海外中國人與當地社會的交往，才是當地人對中國印象的最直接來源，海外中國人的尊嚴與能力，對當地人來說是比孔子學院更加直接的文化象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海外中國人群體在相當程度上才是中國在海外真正的力量所在。

如果不去關注這些海外中國人群體的訴求並實實在在地解決問題，中國的「走出去」就會是虛浮的、脆弱的。我們過去對於國際問題的關注，往往都聚焦在宏觀問題層面，卻忽略了微觀的「人」這個層面，導致大量的想法都無法落地，甚至事與願違。

海外中國人在微觀層面的努力與訴求，應該作為一種積極的歷史力量，能動性地參與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過程，並參與反塑中國的自我意識的過程；宏觀層面的制度設計，則應該為這種微觀層面的積極參與創造良好的條件。

只有這樣， 中國與世界才會進入一種更加良性的共生演化歷程中。而這一切歷程的展開，都以我們能夠突破過去單向度的觀念與視野為前提。

圖片來自網絡

編輯｜毛洪濤主編｜王滔

編審｜陳潤江顧問｜王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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