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為你講述「家譜」的前世今生。
家譜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好多人的家族都有自己的歷史記載，也就是家譜，您家應該也有家譜吧！雖然過了六月六，但是現在還可以在評論區曬一下。
家譜又稱宗譜、世譜、族譜、家乘、祖譜、譜牒、宗譜、會通譜、統宗譜、支譜、房譜等等。是一種以表譜形式，記載一個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跡的書。
家譜是一種特殊的文獻，就其內容而言，是中華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獻，記載的是同宗共祖血緣集團世系人物和事跡等方面情況的歷史圖籍，以父系家族世係為主，是古代宗法制度的產物。
隨著歷史的發展，家譜由官修變為私修，所錄內容不斷豐富，其作用也不斷增加和變化。如今，家譜同各姓氏的郡望、堂號一樣，不僅為區別姓氏源流，可作為數典認祖、研究歷史、地理、社會、民俗等參考資料，它還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家譜是中國特有的文化遺產，在漢族有悠久的歷史。家譜不僅記錄著該家族的來源、遷徙的軌跡，還包羅了該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規、家約等歷史文化的全過程。
家譜是中華民族的三大文獻（國史，地誌，家譜）之一，屬珍貴的人文資料，對於歷史學、民俗學、人口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估量的貢獻值。
萬事萬物都有規律性，家譜的發展分為個階段。
一、家譜的起源
關於家譜的起源時間，歷來有殷商起源說、周代起源說、秦漢起源說、宋代起源說等四種觀點。其各自都能自圓其說，各有其理。然而，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唯三代上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譜牒，是古代記述氏族世系的書籍。」「三代上矣」，就是夏、商、周三朝以前，也就是炎、黃、堯、舜、禹時期，甚至是更久遠的時期。司馬遷寫《史記》時，對這些上古歷史時期的「年紀不可考」，就「取之譜牒舊聞」，到家譜的記載中去查找。可見，上述四種家譜起源說都太晚，早在夏朝以前就有家譜了。
據研究表明，中華古姓最早之一來源於圖騰崇拜，系氏族徽號或標誌。從而得知，家譜的歷史久遠，在上古黃帝時期，就有了最早的雛形。有史可考的階段，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
大禹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社會夏朝的創建者，也是王位世襲制的始作俑者。這一時期，由於世襲製取代了禪讓制，王位的傳承不再與賢能、民意相關，而是取決於血緣關係，於是血統的純淨、王族成員血緣關係的親疏受到了空前的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家譜的誕生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
二、家譜的發展
口述家譜就是通過人們的口耳相傳將家族的世代譜系傳承下來。關於口述家譜的存在，可以從少數民族的習俗中得到印證。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譜的習慣，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譜、教導出生的每一個孩子知道系譜的習慣。這樣他們將有關係譜的話語作為氏族的財產，因此他們中間沒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據說成吉思汗就能將自己黃金家族的世系背誦二三十代。
採取繩結記法方式的家譜，目的是用來表示每戶的人丁數目。滿族人通過這根索繩可以記載輩數、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還以此寄寓對後世子孫的希望。「子孫繩」越長，系物越多，則表示子孫繁盛，子子孫孫，繩繩相繼。「佛託媽媽」的「子孫繩」實際上正是結繩家譜。
文字誕生，人們會把姓氏和名字刻在甲骨，龜背上，竹簡當中，家譜也便承擔了記錄皇室（貴族）成員的責任。其中《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1506號卜骨收錄了兒氏家族11代13個人名，其中父子關係11人，兄弟關係2人，是現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
龜背刻字用於佔卜，石刻用於記錄大事。竹簡成書成本極高等等，文字最早的誕生不是為平民服務，文字是統治階級才能使用的工具。
在這之前家譜只是初具形式，甚至都不稱之為家譜。
商代晚期，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實物家譜，這就是金文家譜。金文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因此所謂的金文家譜也就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家譜。
三、家譜的定型
周代家譜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國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譜的制度，設立專人負責周天子王室家譜的記錄與管理。據《周禮·春官》的記載，小史是掌管譜牒的官員，專門負責定立王室的世系、區分王室成員的長幼次序與嫡庶親疏，遇到有祭祀還要告訴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
周代有史言修譜制度並撰有《世本》、《帝系篇》。
春秋時期百家爭鳴的文化推動，讓文字從貴族推行到士族，家譜才真正走入人們的視線。但雖說擴大了家譜的適用範圍，在這一時期使用者依然是皇室居多，士族次之。
向上發展，皇族的家譜開始用來譜系後宮浩繁的人口宗室，以作為宗法制嫡長子繼承的依據，向下，民間遺產繼承以其作為依託。
最重要的原因是，此時的選官是世襲制的。張三死了，那看看他兒子是誰把，把家譜拿出來，讓他世襲他父親的爵位，繼續當本朝的官吧。所以此時，家譜開始和仕途有所勾連了。一旦涉及到錢權，人們總是很熱衷的，古人也不例外。一旦家譜多了政治色彩，那他的地位必將穩步攀升。
相傳為荀子編修的《春秋公子血脈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譜」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脈」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譜作為血緣系譜的特點。
秦漢時期，人們開始炫耀祖宗，也用祖宗來攀親帶故，家譜便是最好的炫耀資本，而這股風氣到東漢末年最盛。
司馬遷在《史記》中，較為詳細地記錄了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的世系。
漢代時南北的經濟文化交流使族譜文化也流傳到全國各地。
漢時期社會上出現有《周官》、《世本》等譜學通書，繼而又出現了《帝王年譜》、《潛夫論·志氏姓》、《風俗通.姓氏篇》等譜學著作。
三國魏蜀吳中的輔政重臣幾乎都是大家族出身，此時的家譜不僅有圈聚士族，為上流會輸送人才的效用（有錢有地位的人一定有好的教育，一直是當時的主流思想）。而且兼具炫耀的功能。潁川望族鍾氏，江東望族陸氏，曹氏宗親夏侯氏，潁川豪族荀氏，三國豪族諸葛氏，晉司馬氏等等皆為三國的大家族。
劉備能夠從一個「織席販履小兒」搖身一變為大漢皇叔，依靠的就是皇家譜牒的世系記載。
四、家譜的高峰
魏晉時期，編撰譜牒的主要目的是維護門第，由於門第與選官有直接的關係，因此政府也參與其事，官府組織編修譜牒。
魏晉之初，社會潮流推動，加上當時的入仕之法從側重品德的察舉制演變成側重家世的九品中正制，家譜的與政治徹底聯結在一起，此時成為其歷史作用的巔峰時期。
在編修家譜以維護門第的同時，士族對試圖偽造家譜以混入士族的行為，也進行了堅決的打擊。
魏晉南北朝是家譜的分水嶺，到魏晉南北朝時，重視門第高下，是中國家譜發展的繁盛時期，在這一時期，家譜受到了廣泛的重視，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從選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譜為憑，家譜的重要性可見一斑。門閥制度的盛行，以致家譜成了世族間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據，於是便迅速發展起來。
家譜的輝煌，亦隨著魏晉之風的清散而黯淡。政治的熱度退卻，讓家譜更加親民，安安心心的記載每家每戶的點點滴滴，此時的家譜，平民是將家族名姓寫在一張紙上掛在牆上。而貴族富戶就會修訂一本冊子，記錄家庭關係，家族之中若出了名人賢士，亦會留下篇幅為其立傳。
隋唐時期，家譜又一次引爆熱度，著名的有韓愈，其推崇古文運動，亦看重家族門閥，昌黎郡韓氏是望族，所以韓愈常常以昌黎韓氏自居，人稱韓昌黎，其實，他不是昌黎人，只不過爺爺曾住在那裡。
隋唐五代後，修譜之風更從官方流行於民間，以至遍及各個家族，出現了家家有譜牒、戶戶有家乘，並且一修再修、無休無止。因此每次修譜，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間的大事。編纂家譜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說世系、序長幼、辨親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且比較關注親親之道的提倡。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家譜是影響人數最多、影響時間最長、影響面最廣的書籍之一。唐朝是官修家譜最發達的王朝之一，政府設立專門機構先後組織編修了數部大型譜牒著作。
唐朝滅亡以後，經歷了五代十國時期的連年戰亂和社會動蕩，傳世的家譜幾乎喪失殆盡，以致宋代時就已很少能見到舊譜，許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斷了線、失了傳。正因為古代譜牒不復存在，加上遷徙的頻繁，各姓氏修譜也都有了合理的「想像空間」。
五、家譜的衰落
唐末五代時期，戰亂頻繁，門閥制度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大批舊士族成員被殺，所謂「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當時情況的真實寫照。在這一過程中，譜牒也遭到焚毀，蕩然無存，「唐末五代之亂，亡失舊譜，上世次序不可復知」。魏晉以來以維護門第為主要任務的官方譜學正式消亡了。
唐末五代的戰亂，使原來記載士族門第高下的譜牒都化為灰燼，而在戰亂中崛起的新貴，往往因為自己原來的門第並不高，也不願提及自己的先祖而重修譜牒。由於沒有譜牒的記錄，家族的世系開始變得模糊不清，人們對自己的父祖兄弟還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對家族中世系稍遠一點的親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間是什麼關係。
宋代的時候，社會環境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的「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局面已經不存在，社會上不再有士族與庶族的區分，官員的選拔也與門第沒有關係，不需要再查看譜牒，因此，宋代家譜的編撰宗旨與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
六、周期性循環
宋代修譜關注的重點在於「尊祖敬宗收族」，在於鼓吹「尊尊親親之道」的倫理道德教化功能。由於與選官沒有關係，官府自然不再過問，因此宋代以後都是私人自行修譜。隨著家譜政治功能的消退，家譜逐漸從官府、從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宋代的家譜是在一片廢墟上重新建立起來的。宋代士大夫對新修家譜表現出很高的積極性，許多著名的士大夫如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洵、黃庭堅、文天祥等都曾親自主持家譜的纂修。
歐陽修和蘇洵還創立了新的譜例，提出了家譜的編修原則和具體方法，他們創立的私家譜法，成為後世家譜典範，對私修家譜的繁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歐陽修和蘇洵新編的家譜，都採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為家族的始祖。
之所以只記載五世，與隋唐以前的譜牒都已經遭毀有關，五世以上的世系，實際上已經不大可能考訂清楚了。也有的家族採用「大宗之法」，追溯數十代。
元代族譜是繼續在宋代族譜的基礎上向前發展，並後接明清族譜。元代族譜形式更為多樣，除紙質形式外，刻石修譜也在元代蔚然成風。
元代著名學者柳貫就曾說過：「大抵家之有乘，猶國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史不修，則國之治亂興亡，不可得而見，志不纂，則郡、邑之政治得失，人才出處不可得而見。然郡、邑之與國、家一理也。」把家譜與國史、方志相提並論，說明家譜在歷史傳承中的重要性。
明代，明太祖在位時，就曾為自己的家族編修家譜。它是中國家譜體例演變與內容更新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隨著修譜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時期家譜的規模越修越大，出現了「會千萬人於一家，統千百世於一人」的統譜，一部統譜往往匯集了十幾個省上百個支派的世系，蔚為壯觀。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吳氏大統宗譜》，奉太伯為一世祖，列入者竟達503支，計40冊，令人嘆為觀止。不過，如此大規模的統譜，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難以確認。這種通譜聯宗的風氣，與當時修譜過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關係。與宋代家譜基本上都採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譜大多採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動輒幾十世，往往將歷史上的本姓將相名人一網打盡。
明清以後，官方繼續積極鼓勵家譜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號召纂修家譜，地方官員也熱衷於勸說百姓編修家譜，這使得家譜數量大增，甚至達到了沒有無譜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譜成為家族生活的頭等大事。
步入現代，梁啓超為家譜增加了活力，比如，可以通過家譜記載推算家族的平均壽命，也為人口遷徙提供參考憑證，包括民俗字、重大歷史事件資料、宗教史、教育史等等，都能從家譜中找到重要的參考資料。
新中國建立後，家譜的纂修出現了一個停頓期，除了1950年、1951年還有少量在建國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譜付印外，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可以說是一片空白。當推翻三座大山的口號響徹雲霄的時候，在中國歷經了千年風霜雪雨洗禮的家譜不幸被貼上了「封建」的標籤，戴上了「宗法制度幫兇」的高帽成為了革命的對象，在這種大背景下，不要說家譜的續修，就是收藏家譜也被視為是對封建主義的懷戀而受到嚴令禁止。上海圖書館的家譜收藏為國內外之冠，然而，這些今天被視為珍寶的藏譜，當初卻是上海圖書館的已故館長顧廷龍先生帶人從廢品回收站和造紙廠的紙漿池邊搶救出來的，而且還要打著保留批判封建主義材料的旗號。
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的思想也不斷解放，對家譜的態度也從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譜記錄家族歷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數十年的停頓也已經使家族世系面臨著失憶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重修家譜的呼聲漸起，一些地區陸續開始有了零星的修譜活動。
20世紀90年代，學術界對家譜研究的升溫和名人家譜的不斷影印出版，使得人們對家譜的認同不斷強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遊子尋根問祖的行動也對重修家譜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修譜之風終於開始復甦，一大批新修的家譜陸續問世，中國的家譜纂修開始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
流傳至今的古代家譜，大多是明清兩代纂修的。在我國明清時期，還出現了專門替人偽造家譜世系的「譜匠」，利用事先準備、不具姓氏的通用家譜作「道具」，每當有人請修譜，填上姓氏即大功告成，這類家譜自然不可信。這樣出來的家譜幾乎一個面孔，所出現的歐陽修、蘇軾、朱熹、文天祥、方孝孺等名人的題跋序言，其實都是這些「譜匠」的傑作，不了解真相的人還將其視為祖傳之寶。因歷史原因，近幾世以前的家譜世系可信度均不高。
所以，雖說家譜的實用價值遠不如前，但其作為文化的一部份，為後世做出的貢就是無法估量的。更何況中華民族本來就把飲水思源作為教條，不忘本總是好事。
四大文明古國獨留中國的歷史沒有斷層，一定不會是巧合，家譜功不可沒。經歷過坎坎坷坷，家譜發展至今，作為文獻資料，從側面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默默地做貢獻。
作者：宗親尋根，寫家譜知識，尋根故事，也寫世情冷暖！如果您喜歡我的文章，歡迎您關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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