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我國文化建設中，出現了許多新事物，也面臨著不少新問題，對此民間討論較多，並對其自生自滅的狀況頗為擔憂。其中較為典型的，一是各種文化書院的興起，一是不少學術書店的倒閉。這種興衰起伏，折射出當今中國文化發展的曲折歷程和人們在必須面對這種處境時的思索及尋求。
一、關於文化書院文化書院有著中國特色，它在一定程度上與西方的「學院」（Academy）有著異曲同工的意義。在歷史進程中，西方的學院發展為現代教育意義上的大學，而中國的書院也轉變為公共教育的學校。但在這種現代教育體制出現異化、或遠遠不能滿足大眾的需要時，民間性質的學院和書院又在悄然崛起，成為現代社會中文化教育發展中的奇特景觀。
中國的書院興起始於唐代，開元六年（718年）設麗正修書院，為其肇端；該書院後改稱集賢殿書院，當時頗有影響。貞元中，李渤隱讀廬山白鹿洞，為潛讀、研修乃書院立意奠定了基礎；此地南唐建立學館，號廬山國學，從而使「國學」這一表述與「書院」結緣；該學館於宋時改稱白鹿洞書院，享有盛譽。唐時李寬在湖南衡陽北石鼓山建屋讀書，宋時書屋重建並得真宗賜名石鼓書院。宋代曾有白鹿、石鼓（一說是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陽書院）、睢陽（河南商丘應天府書院）、嶽麓四大書院，其中嶽麓書院學生曾達千人之多，其「造就人才，傳道濟民」之舉，使之有了「惟楚有材，於斯為盛」的聲譽。這些書院或私人、或官府創辦，頗為中國文化增光添彩。此後元、明、清三朝亦盛行書院教育，直到清末廢科舉，傳統書院才逐漸改為學校。在清朝，除了體現中國文化傳統的書院之外，來華基督教傳教士也曾創辦過傳播西學的書院，如英國來華基督教傳教士傅蘭雅等人於1876年創辦的格致書院等就頗為有名。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文化的自我意識得以甦醒，人們開始研習國學，除了少數名牌大學的國學院或國學研究中心之外，弘揚國學最給力的就要數民間興辦的文化書院了。值得思考的是，雖有許多著名教授和一些大學校長提倡，「國學」作為一級學科的申請沒被通過，因而在正統、體制內的教育科目中仍被邊緣化。其學科性質被質疑，所含內容亦被人議論、懷疑。差不多與此同時，我們的教育體制內將馬克思主義研究列為了一級學科。鑑於這種中西比較，我支持將馬克思主義研究作為一級學科來重視，也同樣對把國學作為一級學科投了贊成票。儘管沒有通過，也有人問我為什麼要投贊成票，我仍認為這涉及到中華文化意識的問題，同時也深感中華文化復興的艱巨和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當國學在教育體制內仍被冷遇時，而民間自發興起的文化書院則主要以弘揚國學為己任；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文興有國學，學興靠書院」。今天文化書院發展的情況，是否也印證了傳統中「禮失求諸野」之說？對今天文化書院的發展概況，我想，山東尼山聖源書院的牟鍾鑑院長、北京四海孔子書院的馮哲院長，肯定會了解得更為詳盡和透徹。
對於文化書院的興起，我曾在「兩會」期間建議有關部門開展相應的、比較系統和整全的調研，摸清基本情況，進行客觀分析，做出科學決策。我還通過媒體對之有過呼籲。但我感覺社會對之仍然關注不夠，重視不夠。我們今天熱議的文化建設太偏重「文化產業」了，官方及媒體談得較多的還是影視、動漫等具有產業意義的文化。而對需要付出的「文化事業」卻缺少很好的、系統的構設和規劃。實際上，這種文化書院雖然是自然興起，卻反映出了社會的需求，以及對「應試」教育體制所必要的「素質」教育補充。而且，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覺悟的一種積極表現，故而完全可以將之納入文化建設及發展的事業之中。
對於這些樣式多種的文化書院，有關部門在科學調研的基礎上應對之加以積極引導，形成其有利於社會的良性發展，防止其不必要的異化嬗變。為此，我想繼續呼籲有關部門有目的、有條件地對相關文化書院加以補助、扶持和加強，使之成為當前或今後中國社會「學前教育」、「公民教育」、「素質教育」、「終身教育」等的重要構成，以充實、彌補當今國民教育體系、尤其是各級院校教育之不足。如果我們準備迎接中華文化繁榮的時代的到來，那麼我們也應該有魄力推出像宋朝四大書院那樣的現代著名書院。文化書院在中國文化歷史中有著悠久的傳統，留下了不少利國利民的佳話，而且也是中國知識精英聚集之地，為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組成。因此，對於今天中國文化書院的復興及迅速發展，我們的社會應有中肯、積極的評價和客觀、冷靜的分析，並應該通過有關部門的定向支持或專項幫助做出有益的嘗試，使之成為我們今天文化建設的有機構成和積極發展。
二、關於學術書店對於學術書店的大量倒閉，媒體最近報導較多，也對其原因有較中肯、客觀的分析。這些學術書店的倒閉誠然與大眾讀書銳減和電子讀物的衝擊有關，卻也反映了有關部門在關注當代中國文化發展時的作為不夠、缺乏積極性等問題。學術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構成，也是中國在世界上是否為文化強國或大國的重要標誌之一，而學術書店則是這種學術發展的重要氛圍和氣場之一。因此，對於一些必要的學術書店的保留，有關部分也應該有「守土」意識、「陣地」意識。建議有關部門將保留一定的學術書店作為其文化建設的任務之一，不要再讓所有的學術書店自生自滅。其相應舉措則包括減免學術書店的營業稅，提供較為合適的書店位置，如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所在地有意識地幫助、扶持一批針對性較強的學術書店，對學術書店組織的學術講座等活動亦作為相應課題來加以補貼，並積極鼓勵和支持出版社在學術書店搞新書發布會、讀書會等活動。
其實，由政府出面支持或扶植學術專業書店，在中國歷史上也有傳統。早在1885年，傅蘭雅就曾在上海設立了中國近代第一家專門的科學技術書店「格致書室」。他所在的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是官辦書局，當時其出版的書籍主要就是通過上海工部局書信館向全國郵寄發售，而且不收郵費，售價也為八折。學術書店的目的就是要營造一種專業學習、深入研究的文化氛圍，如傅蘭雅於1887年在《北華捷報》上發表「格致書屋報告」說，「格致書屋的建立是為了推動在中國以中文傳播有用的知識，尤其是關於科技的書籍、地圖及其他出版物的流通」。在當時政府的支持下，格致書屋在1888年就已在天津、杭州、汕頭、北京、福州和漢口等地開辦了分部，其銷售網絡甚至還延伸到了日本、朝鮮等地。在一百多年前，中國經濟很薄弱的情況下，政府都能出面對學術專業書店給予幫助和支持。在中國國力已經比較雄厚的今天，我們的政府對學術書店等文化事業的重視和支持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學術書店的重要意義之一，就是對今天中華民族的閱讀有一種積極引導。我們常說「營造學術氣氛」，其實就是指對之要有意識的營造。今天中國人仍然保持著喜歡閱讀的好習慣，但在這種廣泛閱讀中學術文化的含量正在急劇下降。而要真正啟發我們民族新一代的智慧，則不能讓「開卷有益」主要成為一種隨意性、低俗性、娛樂性的濫讀。所以說，「讀書有道」，精神修煉靠培植、引導。中國人的積極、高雅、智慧人生要靠讀書來薰陶，而且是讀好書，讀具有學術價值、文化蘊涵的著作。學術水平的高低，反映出其國家的精神面貌如何。
自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農村、邊緣地區實行了有效的經濟、文化「扶貧」活動；但在城市、尤其是在大都市卻多關注文化產業或文化事業的「錦上添花」活動。在當前學術書店不景氣的情況下，希望有關部門能有積極、有效的舉措，實施對學術書店的文化「扶貧」工程，而且這種對學術書店的重點幫助應該是在大中城市，特別是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較為集中的地區。學術乃天下公器，也是國家文化發展的標誌。我們文明古國帶給世界的精神遺產，理所當然是頗具學術成果的文化。我們要提倡讀學術書，做文化人，就應該讓學術書店火起來，成為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靈性氣場。我們的民族要認識到，學問並不只是專家學者的專利，對整個民族也具有精神薰陶的意義。中國人的人格修養、文化蘊涵，也是與學術、學問密切相關的。正如培根所言：「學問變化氣質」、「學問鍛鍊天性」。所以，我們要積極呼籲、全力保住學術書店這一學問的提供地，愛護這一展示人類智慧結晶、精神成果的精美櫥窗。
（作者系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 (來源：百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