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宋明理學產生的背景在政治上，宋代理學之前的政治背景是藩鎮割據，軍閥混戰，社會秩序大亂。在經濟上，宋代之初由於經濟處在恢復的過程中，寡婦改嫁並沒有受到道德的譴責，在以往的歷史經驗中，統治者甚至還會鼓勵婦女改嫁的做法，但到了北宋中期以後人口迅猛增長，而所能支配的社會資源是有限的，人口的大量增長勢必會消耗有限社會經濟資源，宋中期以後，要求寡婦守節的呼聲開始高漲起來，限制寡婦改嫁在客觀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口增長。理學提倡守節，「滅人慾」的主張與社會經濟的發展遙相呼應。這一現象表明理學並不是一天就建立起來的，它的建立以及能夠存在肯定具有其時代合理性。
在文化上，儒學早在西漢便取得一家獨尊的社會地位，其後，五胡亂華，佛道興起，極大的削弱了儒學的社會地位，作為傳統文化的主心骨的儒學需要復興及重塑其影響。安史之亂後，儒學的復興就已經開始，到了北宋初年開始初具規模，產生了著名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其後是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之後是理學的成熟，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依據。第二、宋明理學的內容理學簡單來說就是宋代儒學的別稱，宋明理學又被稱為 「新儒學」，是宋明時期乃至「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主要的社會思潮。理學的實質其實還是儒家傳統的綱常名教，例如三綱五常（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名分等級（尊卑有序，內外有別，華夷之辨等），內聖外王（修生，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類的具體內容，只不過是用更為抽象的哲學概念表述出來。
第三、理學的派別理學的實質內容是一致的，但對於理的表述則是多元化的，這很容易就產生了不同的派別。根據不同理學系統的宇宙本體論將理學劃分為：理本論（二程、朱熹）、氣本論（張載）、心本論（陸、王）。針對如何實現理學的認識論上也有著差別，主要有：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學說上的差異。持理本論的二程及朱熹認為：「理」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理」指的是宇宙本體的理，即萬事萬物的規則。第二層「理」則是倫理道德的「理」。第三層「理」指的是人們的「人性」。持心本論的陸九淵認同「理」是宇宙萬事萬物的主宰，但他提出了與程朱不同的認識論，認為「心即理」、「心外無理」、「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把「心」超越升華為宇宙的本體，明人心就可通萬物，制天地，成聖人。所以不需要「格物致知」只需要，「發明本心」便可以實現「理」。
在上述基礎之上，王陽明認為，儒家的倫理綱常是人們心中固有的「良知」，「良知」即「天理」也是「心之本體」、「身之主也」，他認為「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王陽明同時也強調「知行合一」。他的「知行合一」並不是我們理解的知識和行為或實踐的合一，他的「知」指的是「良知」，「行」指的是「意念的發動」，是要用「心」統屬其「行」的合一，根本目的在於消除不符合儒家倫理道德的觀念。第四、理學的影響宋明理學是我國哲學史上的高峰，在佛道兩教在宋代以後理論創新進入瓶頸期時，理學的發展成為了我國哲學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將儒學上升到思辨哲學的層面。在政治層面，二程的思想得到了南宋時期朱熹的繼承和發展，合稱為程朱理學，朱熹編訂的《四書章句集成》成為了科舉考試的的內容，程朱理學開始成為官方的哲學思想，成為維護中國晚期封建社會的理論支柱。隨著理學逐漸走向僵化和極端，理學的消極影響也開始明顯，理學在後期逐漸脫離實際，空談義理，束縛人性，以理殺人。將儒家傳統的「義利之辯」命題從「先義後利」發揮成「重義輕利」，更加重了重農抑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會經濟更進一步的突破。